革命需要啄木鳥——兼論韓寒《談革命》

簡體傳統

作為一個獨立的批評者，韓寒有權批評一切，既有權不留情地批評政府，批評體制，也有權不留情地批評社會，批評革命。批評的對錯是一回事，但批評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評革命，無非出于一種革命崇拜。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傳統革命情結，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蠻的。
革命應該是向著自由的革命，即革命的目標，應該是以自由立國。所謂立憲，憲者何謂？限制權力保障自由是也。革命乃革暴政之命，暴政何以必須撲滅？也僅因為其侵犯自由是也。所以，自由之于革命，如睛之于龍。無睛之龍不是真正的龍，那不過是龍尸；不向著自由的所謂革命，叫政變，叫叛亂，叫暴亂，叫改朝換代，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革命。
但自由不只是革命的目標，不只是龍之睛，它更應該是革命的靈魂，而貫穿于革命的全過程，貫穿于所有的革命手段。即，革命不是別的什么，抵抗暴政保衛自由而已。不是等到革命完成才讓人自由，而是革命的全過程，所有手段，都直接為著自由抵抗暴政，不只抵抗來自外部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和抵抗來自內部的即革命本身的暴政。
來自革命本身的暴政，史上不絕如縷。以至革命往往成了絞肉機，成了對于自己營壘的大規模殺傷武器。這里的原因當然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自由的喪失。法國革命如此，俄國十月革命亦復如此。十月革命之前，盧森堡與列寧有過一場激烈的論戰，革命與自由的關系，則是論戰的焦點。盧森堡斷言：列寧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最終結果，必然是革命的蛻變：“自由受到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
僅僅如此也就罷了。而最驚心動魄的，是盧森堡如下一段預言：
“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杰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并為之鼓掌--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
顯而易見，盧森堡不幸言中。革命的長蟲一旦沒有自由的靈魂駕馭，就跟其他暴力機器沒有了區別，而退化到野蠻狀態，不分青紅皂白地吃人就成了它的本能。即，所謂革命已蛻變成徹頭徹尾的暴政。它比普通的暴政不過多了一樣東西：所謂革命的神圣光環，因而可以高踞于圖騰位置，一邊享受血流成河的吃人盛筵，一邊享受千萬善男信女的歡呼和膜拜。
這種模式的革命，我把它稱之為傳統革命。傳統不僅表現為暴力性質，更表現為內在的精神氣質，即反自由的精神氣質。它號稱為了自由：砸爛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但它把自由的目的跟革命的過程、跟革命的手段割裂，把自由看做是自由進程的絆腳石。這種怪誕邏輯最經典的體現，就是名篇《反對自由主義》。
一切為了勝利，哪怕犧牲自由也在所不惜。革命對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壓迫，就這樣被賦予倫理上的正當性，不容質疑。質疑革命侵犯自由的盧森堡，到了斯大林時代，竟成了敏感詞，誰引用她的話便是反革命。獨斷，排他，不擇手段，不計代價，這一切跟自由背道而馳的叢林哲學，都成了天經地義。目的是爭取自由的革命，反倒以不斷犧牲自由為代價，以反自由的手段來推動。
但毒果怎么可能開出善之花呢？目的跟過程、目的跟手段怎么可以分開呢？也就無怪革命勝利后，所建立的體制往往是反自由的體制。這樣的傳統革命太可怕，不堪回首。固然如盧森堡所稱，革命是人民最后的武器，告別革命的鼓噪過于輕佻。但，我們的確需要一場告別傳統革命的革命。不告別傳統革命，普世文明照耀下仍奉行反自由之傳統革命，這本身就是對革命的倫理正當性的消解，毋寧說，這本身就是侮辱革命。
新時代的革命，與傳統革命最重要的分別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為靈魂，以自由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過程、所有手段、所有細節，是否真的兌現了它所承諾的自由。而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意見市場上質疑革命的自由、批評革命的自由，乃至反革命的自由。如果革命能夠充分包容質疑、批評和反對，那么還有什么病變不會被發現？還有什么異化不會被遏制？革命又怎么可能偏離自由于分毫？
這即是說，新時代的革命不是強拆，不是遇到質疑、批評和反對就勢不兩立，就你死我活。章太炎有罵孫中山的自由，葉德輝有罵農會的自由，辜鴻銘有留辮子的自由，尊重每個人都擁有這樣的自由，尊重文明社會的一切自由規則，這本身就是對不自由的傳統秩序的反對，這本身就是對傳統革命的革命，這本身就是最徹底因而最健康的革命。
回過頭來說韓寒。他近日發表了一篇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談革命。在我看來，這文章的本意并非反革命，而不過反映了他個人對革命的担心和憂慮，至多不過是對革命的質疑。具體觀點有對有錯，可批評可反對，但無論批評還是反對，都該就事論事，不能動輒上升到人格，貼上這樣那樣的標簽。
作為一個獨立的批評者，韓寒有權批評一切，既有權不留情地批評政府，批評體制，也有權不留情地批評社會，批評革命。批評的對錯是一回事，但批評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評革命，無非出于一種革命崇拜。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傳統革命情結，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蠻的。除了生命和愛，世上沒別的神圣可言，革命更談不上神圣，因為說到底，作為人民抵抗暴政最后的武器，革命不過工具而已。人哪有神化工具、自己拜倒在自己工具面前的道理？
豈止不能神化革命，反而要管理好革命。畢竟革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具，它是武器，武器可以殺人的，因而是絕不允許失控的。不具備相應管理能力的人，必剝奪其武器。而要提升對于革命的管理能力，沒別的法子，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毫不留情的監督和制約。這就是說，對待革命就應該像對待公權力那樣，以防止其作惡為第一原則。在這意義上，當下最需要的是像盧森堡那樣的思想家。論對革命的忠誠，論英勇獻身，沒幾人能跟盧森堡比。但論對革命的深刻反思，更沒幾人能跟盧森堡比。韓寒對革命的批評，僅僅是拋磚引玉，比盧森堡差了不知幾萬里。他還需要成長，最好是成長為盧森堡那樣的雙向啄木鳥：既啄公權力之樹，亦啄革命之樹。只有當這樣的雙向啄木鳥愈來愈多，才能把對傳統革命的革命進行到底，才能真正開啟新時代的革命即實質意義的轉型。
而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以自由為條件。必須充分自由地聚焦革命的全過程、革命的所有手段、革命的一切疑點，才能保證革命真正向著自由，而不再偏離乃至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