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斌：給韓寒同學改改作業

簡體傳統

韓寒最近接連發表的三篇博文《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在網絡上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某些人士已經指出這三文中的錯誤，不過，讀后仍嫌不足。三文中有些錯誤不僅作者沒有意識到，可能許多公眾也沒注意到，如果任其傳播，也許以訛傳訛。
在《談革命》一文中，韓寒說：“在社會構成越復雜的國家，尤其是東方國家，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沒有哪個國家的社會構成不復雜！“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不是什么歷史規律，不符合歷史事實。人類的許多革命都不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上臺，西方的英國革命，美國革命，都帶有暴力革命的性質，最后都沒有心狠手辣者上臺。東方國家，20世紀捷克和波蘭的革命成功后，上臺的哈維爾、瓦文薩等不是心狠手辣者，剛剛結束的利比亞暴力革命，革命后組閣的臨時政府也未見軍事政治強人。韓寒的“東方國家”顯然指向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經驗也不全是心狠手辣者上臺，比如中國革命的發端商湯和周武革命，通過“陳橋兵變”獲得政權的宋太祖，上臺者都沒有表現出心狠手辣的特點。韓寒寫作此文時的視角也許不自覺地被自我設定在20世紀，這種從20世紀之一國的歷史得出的結論，別說不適用于拿來作全稱判斷，就是是否適合于21世紀之后的中國未來，都是個未知數。
韓寒還說：“革命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顯而易見的是，共產黨當年革命的訴求就不是以反腐敗開始，反腐敗只是個副題，中心訴求是建立共產黨主義制度，這個訴求至少曾經取得成功并被堅持了62年，怎么走不遠？
韓寒又說：“‘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的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么，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中國現在還沒有中立的社會調查機構，不知道韓寒在哪條街上問過哪些大部分人？我的質疑是，韓寒多半是在電腦前頭腦里制造出來的“大部分人”。我敢說，如果韓寒在哪個大街上問過那些“大部分人”，他也一定是繞開了所有歷次群體事件的參與者。
韓寒又說：“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這里的“大部分國人”仍然是虛擬的，隨后的議論帶有濃厚的中國人是劣種人的色彩。中國人對自由是否“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自由在中國是否“最沒有感染力”，我想，韓寒先生不必坐在電腦里虛構，最好的例子就在眼前，去問問香港和臺灣人吧，他們都是中國人。聽聽這些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然后再來討論中國人的自由，也許更有說服力。
中國人素質不高是《談革命》和《說民主》兩文隱含的中心假設，但韓寒充其量只是個缺乏歷史常識的素質論者，并且還是個“中國人素質格外低”的素質論者，并且還是個素質與數量拎不清的素質論者。但是，韓寒對中國人素質的這些描述實在令人不敢茍同！以某些中國人只顧眼前蠅頭小利的極端自私自利，推斷所有中國人都是如此，居然受到以愛國主義自我標榜的胡錫進們掌控的《環球時報》的推舉，從中就可以看出這些愛國賊們的所謂愛國主義是些什么貨色了。韓寒走遍中國沒遇到一個仁人志士，那大約只是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緣故。自從有史記載以來，中國從來就不缺為民為國赴死犯難的烈士。只不過，這樣的烈士不同于只靠俏皮話嘩眾取寵的“秀士”，大多是不屑于掛在嘴巴上炫示于人的，他們往往只是在特定事件中忽拉一下子就沖上去了，就冒出來了。歷史上，革命從來就不曾是全民的事，武王姬發革商王受的命，只是“我有亂臣十人”——十人團結同心于政治，美國革命發端于五個人，蒙古和滿清征服中國都只憑幾十萬人，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開始的黨員只有區區百把個，1949年奪得江山時，全國的黨員也不過才百萬人多一點，比之四億同胞，可謂極少數。歷史上的革命，從來就是激烈的極少數的事。
《說民主》一文中很多問題過于敏感，不便于作為辯駁的話題，但常識性錯誤是必須加以指出的。韓寒說：“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于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這顯然是缺乏最基本政治常識的奇談怪論，混淆了執政與在野的關系。不否認共產黨員是人民，但黨組織與單個的共產黨員是有區別的，執政與在野更是區別大得很，如果執政與在野沒有區別，那又何必執政？一個政黨無論龐大到多大的程度，只要它仍然是個黨，就不能與人民劃等號。
相比之下，《要自由》一文由于斷定的東西相對較少，從切身體會談的內容較多，錯誤倒不是那么突出。不過，文章開頭就有個十分明顯的錯誤。韓寒斷言“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確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殊性，但每個人的特殊性否定不了《聯合國人權公約》的普遍適用性。人的自由，有些是特殊的，但也有許多共同的，不能用特殊性否定或貶低共通的內容。
由于不讀書，韓寒同學的思維就免不了膚淺，硬傷，三文帶有十分明顯的學生作業的特點。韓寒三文存在一個他也許是不自覺的，然而卻是共同的預設是“混淆階級意識”。靠迷信階級斗爭發家的共產黨的媒體如今力挺韓寒這個信號，是一道數典忘祖的怪異的風景。三文還把現行體制的支持者，或不反對者泛指向不確定的“絕大部分人”，令人不自覺地聯想起薩達姆的100%票當選。幸好韓寒同學這些天沒去朝鮮調研，如果去那兒，絕對可以得出結論：整個朝鮮無人——還不僅僅只是“絕大部分人”——不崇敬金正日，無人不支持金正恩，當然，韓寒同學訪問不到，也不會去調查逃北者，更不會去理會同是朝鮮族人的韓國的絕大部分人。韓寒三文之所以得到官方媒體的掌聲，（也許還有大把的鈔票），原因應該是，貶低書房革命的價值，把沉默的大多數指認為支持陣營，與執政黨面臨大多數知識分子批評后的宣傳策略如合符節。此外，韓寒對“書房革命”的輕視性敘事也犯了偷換主語的錯誤。如果中國的書生們面臨的，只是在書房革命與街頭革命之間選擇前者，對之予以輕視不無道理，但如果是只能在書房革命與牢房革命之間二選一，對此仍然把書生作為指責、輕視的對象，就難免有配合宣傳之諷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視角看問題。“革命”、“民主”、“自由”堪稱當今中國的核心敏感詞，由于歷史和“不爭論”等原因，相信有許多人士在這些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這些領域如果不能在國民間達成最起碼的共識，就有可能由潛在而顯性地撕裂中國社會。韓寒在歲末以這三個中心敏感詞為話題，挑起一場公共討論，不論觀點對錯，總體而言，有益的價值要高于不利之處。不過，對韓寒的勇氣和獨立思考加以肯定，不代表對其文中存在的顯著錯誤必須加以容忍，對這些錯誤的批評，也是經由公共辯論進而尋求全民共識的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