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信仰的中國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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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書娣
2010年,是平常的一年,中國正處于一個快速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快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處在討論期。
這一宏大深刻的轉型如一切社會轉型一樣,需要人們承受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它在瓦解人們原有各種價值觀、倫理觀與社會觀的同時,并沒有及時整合出新的信仰、價值觀與倫理道德等社會底線共識,于是,一種更加強大的系統生成了,它看起來是如此自由又喧囂,被牢固控制又放縱無羈這兩種狀態并存,人們樂在其中,也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這個系統的受益者、參與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請看有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李一道長一人騙得萬千追隨者;商業領袖唐駿學歷造假;方舟子十年如一日打假及遇襲;宜黃拆遷的暴力讓一個普通家庭失去生存底線;“我的父親是李剛”就能逍遙法外……
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說,我們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線,底線比信仰更重要。
但是,我們不太愿意談論“底線”,這個詞縈繞著一股退居保守、審慎、懦弱、無可奈何、陳腐、龜縮的氣息,我們更愿意談論高屋建瓴、標桿、旗幟、明亮、原則式、堅貞、高潔的東西,它也許可以用一個詞代替——“信仰”。
我們談論信仰,是因為相信中國還有信仰可談。
許倬云教授對信仰的空洞心存憂慮:“如今的中國,不但政治化,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現信仰真空的問題。”
而與西方或我們的鄰國相比,我們的信仰失落就顯得格外怵目。哲學家陳嘉映說,變總是要變的,但變的比較緩慢其實更積極更有準備;變的太劇烈,就更有危害,更讓人沒有把握。中國可能是后一種。
他提到了令人震動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他說,當農民工進城脫離了這種生活方式,容易感到茫然若失。這種問題很廣泛:當生活形式變化之后,應該如何面對?
一旦問題提出,我們就需要解決方案。遠離現代文明、九年如一日風餐露宿在克孜爾石窟臨摹壁畫的壁畫家王征,認為傳統藝術能融入現代社會,開花結果,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
然而,就王征提出“文化藝術本身就是救贖”的觀點而言,中國有傳統,有五千年文明,但需要什么參與其間才能凝聚起傳統呢?而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宗教與信仰,是一個亟待深究的問題。從孔子開始,“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神在不在?
可以確定的是,對于信仰的對象不能假設,如果在信仰問題上打折扣,那么一個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莊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就不容易莊嚴。
于是,當“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笑”的宣言大行其道,作為一個極端范例,王征的純粹與理想化讓人深思:這個社會除了物質標桿,是否還有其他東西導航?
幸好我們還有這些沉默者與他們的溫暖故事——
無論救助一個得病的孩子,還是地震時的舉國救援,社會中的美好、善良的感情和正義的行為還是到處可見。就如同我們不能忘懷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后那焦樓下滿街彰顯的人性關懷鮮花,它們是這抹灰色中的一點紅,它們提醒我們在這個時代還有人在關注終極價值,重視大時代下個體的微小生存。
沒有像王征和20萬上海市民一樣的沉默者彰顯的人性關懷,生命會因為失去信仰內涵而無所適從。荒原之所以是荒原,就是因為有力量者從那個時空關系中退場。
所以,我們應該有一些希望,正如許倬云所說,位微言輕的小我背后,是更寬泛的一種大力。上一代和這一代人的信仰,也許已經很難改變,那么對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他們在信仰上會有突破。“中國人口眾多,只要其中的1%開始想問題,討論問題,那么就有希望。當吃飽穿暖這些基本的問題解決以后,一定會有更多的人開始思考問題。”
我們不是僅僅從今年這365天中思考尋找中國人的信仰,毋寧說我們正一邊記錄著今天的塵世,也一邊回頭從過去這十年,從改革開放起,甚至1949,乃至1919維新時起,開始尋找的中國人的信仰,那是涉入我們精神的根,那是這棵樹的根。
 


陳書娣 2012-01-10 20: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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