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義：記得我當年差點毀了路遙

簡體傳統

作者簡介：
周昌義，《當代》雜志編輯，曾担任《藏獒》《塵埃落定》等書責任編輯。劍走偏鋒，人出旁門。著有長篇小說《作家懺悔錄》、《江湖往事》，與人合用“周洪”筆名撰寫《警告中國人》、《周洪說話》等系列叢書。
作為作家，1988年，他創作長篇小說《作家懺悔錄》揭文壇黑幕，申請加入中國作協被拒；1991年，與人合作用筆名周洪，創作《警告中國人》系列（五本），倡導通俗人生，首印百萬冊，風靡一時；2002年，創作《我平庸，我快樂》，社會反響強烈，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現場，遭遇學生家長舉牌抗議。
作為編輯，1998年，和洪清波一起，細讀被同行退稿無數次的《塵埃落定》，阿來從此成為文學大家，《塵埃落定》獲茅盾文學獎，成小說經典；1996年，
從自來稿中淘出閻真的《曾在天涯》，獲人民文學獎，閻真從此步入文壇，然后有知識分子墮落史詩《滄浪之水》；2005年，力推楊志軍的《藏獒》，創半年銷售四十萬的佳績。

前言：

前些時候,寫了十幾萬字的編輯記憶《文壇榜樣》,相關《國畫》、《落日》、《中國農民調查》等“禁書”，也相關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知道敏感，難有地方成冊，也就朋友間傳閱。有朋友將有關路遙部分整理出來刊發，就成了下面的文字。本來是舊作，新浪編輯連在悼念專輯上，就成了悼念文章。以悼念文章論，文字顯然啰唆，悲戚顯然少了。看留言，果然一片板磚。

網友指責我的編輯水平和文字水平甚至道德水平，全都謝過。謝過之后，文章中的不當，包括錯別字，也沒有修改。不是執迷不悟，是發出來的文字就如同潑出去的水，立刻就成了歷史，所有后果都應當承担。唯一想要補充的是，文章雖然不為悼念寫，悼念之心確在。可惜自己文字水平低，沒能充分表達出來。

借此機會,向所有熱愛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朋友致敬，并向路遙表達一個煤礦子弟的誠摯悼念。2007-11-17

是上世紀86年春天的事了。我剛當編輯一年，說好聽些，是個編壇新人，其實是個毛頭小伙，愣頭青。路遙當時，已經發表了中篇小說《人生》，連續兩屆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一個回鄉知青高加林，家喻戶曉。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陜西作協任主席――記憶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還有可能是《延河》主編。反正我們倆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說，力挺輪不到我，毀也輪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組稿。在《當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不過，只是西北的自然來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習慣，由老編輯聯系。我去西安，是奔著幾個見過來稿，沒見過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結識的是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
　　陳澤順是北京知青，在陜西出版社，后來編輯了《路遙文集》，寫過《路遙生平》，很動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華夏出版社領導，有了一番作為。孫見喜是最熟悉賈平凹的作家，專寫賈平凹，成了平凹專業戶。趙伯濤的中篇寫得真是好，后來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從此銷聲匿跡，很是可惜。如果文壇是江湖，中國作協是一個總壇，各地區作協就是一個分壇。編輯去組稿，通常都應該先去拜訪分壇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壇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賜稿。在陜西，要論分壇主，賈平凹算一個，路遙也算一個。
　　那些天，陜西省文聯正開什么代表大會，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會上混吃混住。正好，賈平凹也在會上，自然就認識了。
　　《當代》有個傳統，老編輯總是會告誡新編輯，編輯和作家，是作品的關系。作家之間的恩怨，跟我們無關。所有作家，都是應該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有親疏，也僅僅因為作品，和恩怨無關。拿陜西來說，陳忠實、賈平凹、路遙，三大巨頭，在《當代》眼里，絕對同樣尊重。陳忠實的《白鹿原》是《當代》首發。賈平凹在《當代》上發表過一些中短篇，路遙的成名作就發在《當代》。
　　《人生》之前，路遙還有《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里》，都發在《當代》上。《當代》留有路遙寫給老主編秦兆陽的一封信。信上說，自己這部中篇，已經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給秦主編，是想請文學圣堂《當代》坐最后裁決，如果《當代》也退稿，就說明它的確毫無價值，他就將付之一炬。
　　《驚心動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劉茵看，再送秦老終審。秦老說，這個作者很有潛力嘛，立即請他來北京修改！路遙這部中篇，就是在《當代》編輯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內大街166號的后二樓。改完之后，路遙感嘆說，比初寫還要費神。在《當代》發表后，獲得第一屆全國中篇小說獎。
　　《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后，《當代》還發表了路遙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難的日子里》，是《當代》后任主編何啟治責編的。舊事重提，只是想說，路遙和《當代》的淵源其實深過平凹和《當代》，我真是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訪他。
沒去拜訪，沒別的原因，就只是我的個人性格。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從路遙開始，我從來就沒去拜訪任何已經著名的作家，從來沒有。從來不會為了約稿去拜訪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訪甚至糾纏著名作家，爭取他們賜稿，是編輯的基本功課。當時有四大美編之說，就是四個著名的美女編輯，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還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堅韌執著超越美女。當時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蔣子龍，就曾經遭遇兩女編輯搶稿，猶豫不決之時，去了一趟衛生間，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搶走了。二十多年過去了，傳說也成了歷史，歷史也成了傳說。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聯出版公司一位女編輯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賈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沒爭過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聽說路遙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時候，她已經苦等了一個多月。據孫見喜他們介紹，手不離香煙，一張臉籠罩在煙霧之中。那時候國家還不富強，創業階段，編輯沒現在好當，要搶稿，只能靠人情，甚至靠低三下四，死皮賴臉。想提密碼箱，現鈔成捆，不可能。傳說中的密碼箱搶稿，也太夸張了，而且是照江湖電影來夸張。這邊指頭蘸著白粉舌頭上一舔，然后點頭。那邊咔嚓開箱，滿眼鈔票。好，買賣成交。嚴格說，這種場面很少。有這種魄力和權力的編輯不多，即使是在傳說中，整個文壇，也就三兩位。遭遇過此等場面的作家，我能夠落實的，也就阿來。
　　話說回來，無論是趁蔣子龍上廁所搶走手稿，還是把現金拍在阿來面前，從工作上說，都是很職業的編輯。競爭激烈，編輯難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算有失個人尊嚴，那也是好編輯。所以，我說我從來不拜訪著名作家，更不會參與搶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視同行。恰恰相反，我對他們心懷敬佩。人家能夠忍辱負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沒人家堅韌。以工作論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編輯，因為這使得我從業二十多年，都成資深老油子了，還從來沒拿到過著名作家的作品。不過，這倒有點《當代》風格。很多《當代》的讀者的感覺到，《當代》發年輕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發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說不多。關注無名作者，是《當代》的一貫傳統。對著名作家關心不夠，是我們這一屆編輯的缺點。說白了，我們這一屆編輯，沒有搶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兩個編輯簇擁，我們就知難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編副主編去了，他們會相互拜訪。以我當時的身份，不夠名家拜訪的資格。當時，陜西省作協有位副主席，外國文學方面修養很高，溫文爾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訴我，路遙新寫成了一部長篇，問我有沒有興趣看。我說，當然有興趣拜讀。記不起我當時激動沒有，現在想來，應該很激動。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聊出一兩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遙的長篇小說，那不是天上掉餡兒餅？人家女編輯苦等了一個月，都沒給看，我剛下火車，就問有沒有興趣。我是應該欣喜若狂。
　　稍微有點名氣的作家，都忌諱把稿子寄給編輯部，哪怕是寄給主編。通常他們會寫信或者電話（那會兒電話不普及，長途電話算奢侈品）告訴編輯部，問有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能不能派編輯前來？寄給編輯部，雖然編輯說是賜稿，但寄的過程是投稿，總有點投靠的意思，感覺總有些屈尊。要是編輯上門，那是出版社和刊物來搶稿，至少是討稿。感覺大不一樣。這是在試探掂量。如果編輯不愿意上門，那說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視。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討沒趣了。誰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給看重它的人。這不是裝孫子，是自我保護。作品完稿的時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時候。辛辛苦苦，嘔心瀝血寫完，說是心力交瘁，一點不夸張。看著手稿，卻不知優劣，不知生死，不知成敗。茫然四顧，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樣。越著名越困難，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裝，送郵局就是。有認識的編輯，寫上編輯大名；沒認識的編輯，寫上主編的大名；最普及的，寫上編輯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寫上郵資總付，一分錢郵費不花。你看得上，我高興。看不上，退稿給我，給我份手寫體的退稿信，我就當寶貝珍藏。總之，小作家投稿，沒有心理障礙。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樣，他經不起退稿。丟不起這個人，比臉面更重要的，就像當媽的，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身體極度虛弱。一點風寒，就可能留下終生毛病。所以，我還得重申，這與作家人品無關，與裝腔作勢無關。每一個職業，每一個人群，都有自己的軟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職業軟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時。
《當代》的老編輯像劉茵、章仲鄂、何啟治、朱勝昌等，都是著名編輯，他們給我們的教導，都是要體諒作家，維護作家，幫助作家。《當代》這么多年，一沒美女編輯，二不趁人上廁所搶走手稿，三不提密碼箱拍現鈔，能夠發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沒有道理的。
　　路遙要是直接給秦老寫封信，《當代》會派一個老編輯，有可能是個副主編，領著我這個小編輯直陜西，直奔路遙家門。陳忠實的《白鹿原》寫好之后，就給《當代》去了信。以陳忠實當時的名氣，遠不如路遙。我記得大家在朝內大街166號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認為陳忠實一定能夠寫出一部好的長篇來。但還是決定，派人奔赴西安。是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為了賺錢。那時候《當代》發行量五六十萬冊，不考慮經營問題，內部管理也還是大鍋飯，沒有獎金差別。那些老編輯不管以什么方式組稿，都為的是編輯的榮譽感，比我們現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過刊物產生影響，讀者還不習慣直接閱讀圖書，所以作家都尋求刊物發表。還有，作協那位副主席，是個好同志，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時，對路遙有極其充分的保護。他說，路遙新作沒給《十月》、《收獲》，也沒給《當代》的領導，是為了尋找知音。之所以問及我，是認為我會是路遙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說，路遙新作，是寫底層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遙相信我能夠理解，因為我也出身底層。尤其重要的是，路遙新作寫有煤礦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礦工子弟。路遙一生都在貧困中生活，陳澤順的《路遙生平》一文中講述了一件事，說路遙的窮，不是一般的窮，是窮得來沒內褲穿。他到了《延河》編輯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從被窩里爬起來。因為他光屁股，必須要在被窩里穿上長褲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幾歲就當民工，掄大錘，打炮眼，拉板車，抬石頭，什么苦都吃過。跟路遙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這么一說，路遙把《平凡的世界》給我看，真是托對人了，你怎么會毀人家呢？
副主席還有一席話，說路遙還有一些希望。如果《當代》要用，希望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全文一期發表；第二，頭條；第三，大號字體。苛刻嗎？不苛刻。有的作家還會有“一字不改”。和副主席談過之后，當天下午，在陜西作協的辦公室里，和路遙見了一面，寒暄了幾句，拿著路遙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興致勃勃拜讀。讀著讀著，興致沒了。沒錯，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萬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羅嗦，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
再經典的名著，我讀不下去，就堅決不讀。就跟吃東西一樣，你說鮑魚名貴，我吃著難吃，就堅決不吃。讀書跟吃飯一樣，是為自己享受，不是給別人看的。無獨有偶，后來陳忠實的《白鹿原》，我也沒讀下去。得了茅盾文學獎，我也沒再讀。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應該那么質樸，這本來就是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價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這么說吧，當時的中國人，饑餓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綠的。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時候的文學，肩負著思想啟蒙，文化復興的任務，不滿足讀者標新立異的渴求，就一無是處。那些所謂意識流的中篇，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打，存心不給人喘氣的時間。可我們那時候讀著就很來勁，那就是那個時代的閱讀節奏，排山倒海，鋪天蓋地。喘口氣都覺得浪費時間。這不是開脫，是檢討自己怎么會鑄成大錯。
　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住到煤礦，每天寫作通宵達旦，然后睡覺到下午。路遙有回憶文章的標題就叫做《早晨從中午開始》。寫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場。妻離子散沒有，嘔心瀝血的確。所以，我不可能對他說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對副主席說，《當代》積稿太多，很難滿足路遙的三點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發稿和待發的長篇不少。我例舉給你聽：張煒的《古船》、柯云路的《夜與晝》、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還有李杭育那部后來被封殺的長篇。以當時的眼光看，都比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證頭條和幾號大字，更不能保證全文一次刊登。路遙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這就不用說你看不下去了，還給路遙留了面子。嚴格說，不是我給路遙留面子，是路遙給我備好了臺階。很多著名作家提出過份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實現，而是特意給編輯退稿準備臺階。避免編輯難辦，大家難堪。要不然，只好說看不上，說不夠發表水平，那就太殘酷了。很多時候，表面過份，其實厚道。創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該是提過份要求的人。
退稿的時候，如果是無名作家，我們肯定就再見面了，我一定會把我的感受如實地告訴他，希望對他有所幫助。路遙是著名作家，輪不到我幫助，他要不主動聽我的感受，我不會找上門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萬要保密，對文壇保密，對陜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應該的，稿子被你一個小編輯隨手就退了，傳出去怎么也不好聽。
我在西安期間，還真有人不時問我一句：看路遙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時會感覺古怪。路遙創作這部長篇，費時多年，應當是陜西文壇的一件大事，受大家關注很應該。可我的感覺是問及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遙在《人生》之后，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要泄密出去，會有人幸災樂禍嗎？不會有這么嚴重。盡管到哪兒都會有文人相輕，到哪兒也都會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憐。當時陜西有賈平凹和路遙兩桿旗幟。賈平凹鬼才橫溢，無人能學。路遙才氣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數陜西作家有相同的創作路數。他的成功和失敗都會對陜西作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大家也不會盼著他失敗。
陜西地處西北，遠離經濟文化中心，遠離改革開放前沿，不能得風氣之先。想要創新，不行；想要裝現代，不行；想要給讀者思想啟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陜西文壇面對新知識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個文壇，都感到自卑。八十年代中期，是現代主義橫行，現實主義自卑的時代。陜西恰好是現實主義最重要的陣地，也該承担起現實主義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陜西文學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遙最自卑脆弱的剛完稿時候，我那一退稿，的確很殘忍。
　　可惜我一個毛頭小伙，愣頭青，哪兒有這么心細。我退完稿，出門逛街，看上一輛有鐵絲網還有轱轆的嬰兒床，向孫見喜他們借了錢，高高興興買到手，扛上火車，就去了成都。當時我閨女她媽身懷六甲，我正準備給我閨女當爹。
　　回到《當代》，好像還有些得意，因為自己替領導化解了一道難題。那時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編是朱盛昌，我們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輕描淡寫說：你應該把稿子帶回來，讓我們退稿。那樣，對作家也好些。老朱是個厚道人，不過，我還是捫心自問：我怎么忘了帶回北京，讓領導處理呢？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這么擅自處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長途電話回編輯部請示領導呢？路遙說是給我看，其實是給《當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當代》了呢？別的老同志，像劉茵、老何、老章他們，知道這事兒以后，也都提醒我，應該把稿件帶回來，讓領導退稿。在《當代》，提醒幾乎就是最高級別的批評了。我在《當代》錯誤不少，有些還是政治錯誤，連提醒都很少遭遇。《當代》的老同志，都習慣言傳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還沒完。聽老同志的批評，我還感到點欣慰。老同志們批評的僅僅是退稿程序，沒有人說不該退，只是說不該由我退？ 86年的文學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經開始長達二十年的漫長衰退期。《花城》因為地處邊遠，危機感比《當代》《十月》《收獲》都強。他們的編輯的組稿愿望非常強烈，為作家提供的服務也特別周到。打個比方，他們常常把作家請到廣州，住當時最豪華的白天鵝賓館。不是住三天兩天，而是三月兩月，住里面寫小說。《花城》不擁天時，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尋求人和。當《花城》編輯，注定了一個命運：比《十月》《收獲》《當代》付出多，收獲少。無論他們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給他們的稿子，還多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還是要留在京滬，住白天鵝也不管用。作家不論個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問題上，通常都是“勢利”的，就跟家長總恨不得把孩子的腦袋削尖了去鉆名牌學校一樣，作家也希望給自己的作品尋求更有影響力更有話語權的刊物。整個中國文學包括期刊，都開始了邊緣化進程，而地處邊緣地區的文學和期刊理所當然是在邊緣化的前站。正在經濟中心化的廣東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實是在同邊緣化的命運抗爭。那些“勢利”的作家，應該是先于我們感覺到了《花城》的邊緣化命運。　
《花城》從《當代》得知路遙有長篇新作，他們的新任（副？）主編謝望新，立刻從北京飛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廣東，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舉辦作品研討會，雷厲風行，而且轟轟烈烈。那時候，《花城》和《當代》的關系很親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關系也親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討會，就在我們社會議室開的。很多《當代》編輯都去了。我沒去，但不是沒好意思，多半是因為沒受到邀請。如果邀請到我們小編輯層次，會議室需要擴大兩倍。我記得散會之后，老何率先回到《當代》，見了我，第一句話是說，大家私下的評價不怎么高哇。聽了這話，我松了一口氣，還不止松一口氣，《花城》發表了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沒發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沒了音信，幾年以后，才在《黃河》上登出。《黃河》好像是山西文聯或者作協的，比《花城》還要邊緣啊。有傳說，在《黃河》上發表也不容易，也費了不少周折。對路遙，對《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難？
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是90年評，91年3月9號頒發的。那是評價最低的一屆茅盾文學獎。剛剛經歷1989年的政治風波，有關方面都很小心謹慎，比較起來，《平凡的世界》還是獲獎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種傳說，說路遙得到的獎金遠不夠到北京的活動支出。注意這個傳說背后，其實是路遙的悲涼。要知道，路遙在生時候，所得稿費可以忽略不計，他是生活在貧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動經費。就算他真的拖著病體在北京活動過，也不是他的恥辱。要知道，別的作家活動茅盾文學獎，都不用自己掏錢，都由地方政府買單，一次活動經費要花好幾十萬。即使在謠傳中，路遙的所謂活動，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襯托出路遙的悲涼。
實話說，當我聽見那些傳說的時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遙就在那些傳說中突然去世了。路遙是死于肝病，陜西的朋友說起路遙，都嘆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壓抑的性格有關系，跟他的心情有關系，他的心情當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關系。
　　路遙就這一部長篇，如同《白鹿原》耗盡了陳忠實畢生功力一樣，《平凡的世界》也耗盡了路遙畢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遙沒法高興。假如我當初把稿子帶回《當代》，假如《當代》分兩期刊登，人民文學出版社自然會出書，自然會送選茅盾文學獎，同樣會得獎，而且不會有活動的傳說。就算要活動，也該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傳說的，據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動。這么說很難讓人相信，甚至會讓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證，我們“周洪”成員――包括洪清波、腳印――參與責編的那些獲獎長篇，比如《塵埃落定》，比如《歷史的天空》，都沒有所謂活動。假如我當初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風順，而且堂堂正正，路遙的創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會好得多。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命運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說來很殘酷，上天給了《平凡的世界》轉機，但這個轉機卻是路遙的英年早逝。
　　在路遙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88年先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然后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廣播過，已經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說是寫給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圖書市場的反應。因為路遙的去世，才帶動《平凡的世界》的銷售。當時，我還真有這樣的想法：人都死了，還不讓書火一把？問題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長銷書。去年，我們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權買到手，現在還時不時重印。
我感覺路遙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類，決定了他不會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長銷，就不可能是文壇什么人兩肋插刀的結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決定的。一部作品，顛沛流離，二十年以后還在走好，沒有力量能行嗎？我承認不承認，事實也擺在哪兒。而且，二十年前，我這個剛進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遙引為知己，那是路遙的誤會。但在今天，無數和我當年一樣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讀者，成了路遙的知己。坦白地說，《平凡的世界》已經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經典讀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車上坐了兩天，下決心帶了《平凡的世界》讀，突然發現，跟當年的感覺不一樣啊，不難看啊！當年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文學的價值在于啟蒙。二十年過去了，文學啟蒙的任務也過去了，價值標準也不同了。現在的文學，注重體驗；現在的作家，有機會平等地講故事了；現在的讀者，有心情心平氣和地感受人物的命運了。作為編輯，退掉了茅盾文學獎，退掉了傳世經典，怎么說，也是錯誤，怎么開脫也沒用。當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沒用。我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得犯同樣的錯誤，不可能更改。當然，除了星移斗轉，時過境遷，我個人的閱讀習慣也順應了潮流。當年毛頭小伙，心浮氣燥，如饑似渴。現在老了，知道細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聯出版公司的，責編是一個姓李的編輯，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編輯，她后來寫有文章，說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還遭遇了不小的麻煩。領導也缺乏信心。領導知道《當代》和人文社曾經退稿，就更缺乏信心。當然沒有點名，她在文章中只說“一家很有影響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給留情面啊！
　還要補充一點，路遙是92年11月27號凌晨因肝病逝世，終年差16天43歲。這一點補充完畢，《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離了。我想應該做一個總結，我講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檢討。嚴格說，跟我個人得失無關，跟我自己的好惡也無關。有句古詩說：“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我就是那“爾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講述一部經典名著在文壇的命運。我們再重復一次故事的要點：一部經典名著，作家嘔心瀝血成稿之后，被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沒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開始在文壇邊緣顛沛流離。好不容易獲得茅盾文學獎，還被傳說是活動的結果。好不容易暢銷，又被認為是死亡效應。等到它終于被文學史認可，作家本人早在黃泉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