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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論蔡襄詩云：“矜持有態苦難舒，顏告題名逐字摹。可笑東坡饒世故，也隨座主譽君謨。”又云：“歐陽永叔于蔡書譽之于前，蘇東坡繼聲于后，至稱為宋朝第一，未免阿好。”

的確，蔡襄的地位在“宋四家”之中是最特殊的，也略顯尷尬，歷來聚訟最多，年紀最長而名列蘇、黃、米等晚生之后，以風格而論也很難被拉進“尚意”的陣營，更有人認為“宋四家”中本無蔡襄，所謂“蔡”者乃指蔡京，以京之奸佞不齒于士林，才姑以襄代之。這些說法由來已久，我們亦不必更費疑猜，本文所要論及的，首先是作為宋代書壇的領袖式人物蘇軾對于蔡襄書法的真實評價。

一蘇軾對蔡襄書法的真實態度

作為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對于文化的貢獻是全面的，他不僅開啟了宋代金石學的熱潮，同時對于宋代書法的復興無疑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對于宋初書壇的凋敝感到痛心疾首，認為“書之廢莫甚于今”，因而振臂高呼，發出了宋人“尚意”的先聲。歐陽修于當世書法推重三人，蘇舜元、蘇舜欽兄弟和蔡襄，而歐公與蔡襄年紀相仿，志同道合，交誼甚篤，對蔡襄書法之推崇更是不遺余力，試引兩則：

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學稱盛矣。惟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茍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向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于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余得之尤多。

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歐陽修要力挽書法之頹、力矯書法之弊，于是為世人樹立起一個榜樣，那就是蔡襄，蔡襄既能“筆有師法”，又能“惟意所為”，正符合歐公的書學主張。而縱觀當時的書壇，客觀地說，蔡襄也應是不二的人選，所以，應當承認蔡襄在北宋中期書法發展中的關鍵地位，歐陽修對他的推贊也并無過譽之嫌。

蘇軾作為歐陽修的學生，老師對自己的知遇和提拔自然是要心存感激的，并且他一生膺服其師的學問見識，相關言論俯拾皆在，那么，在對蔡襄書法的評價這個問題上，蘇軾到底是對老師觀點的隨聲附和呢，還是發自內心的推崇？這是一個有關蘇軾書學思想的深層次的問題。

蘇軾對于書法的集中論述，見于《東坡題跋》卷四。細查《東坡題跋》，我們發現，蔡襄是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與蔡襄有關的題跋有十三則之多，其中多是對蔡襄書法的極力稱贊，言詞之懇切比之其師歐陽修有過之而無不及。略引數條：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議，故特明之。

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

仆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仆終守此說也。

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

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仆嘗論君謨書為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或謂君謨書為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勁險而中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主為勁，則宜以君謨為弱也。

自君謨死后，筆法衰絕。

如此不厭其煩地反復重申，絕不應僅目為諳于世故的隨聲附和，更何況“(論者)多以為不然，然仆終守此說也”，語氣中已透露出捍衛己見的近乎固執的態度。

綜觀東坡論書，從不肯輕易盲從附和別人的意見，若涉及批評，雖口氣往往委婉，常顧左右而言他，但絕不至于作違心的虛譽，若是贊揚，也是恰到好處，斷無肉麻的吹捧，我們也不妨引證幾例。

《題〈遺教經〉》云：

仆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后傳刻之馀，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

顯然，蘇軾在這里并不贊成歐陽修“《遺教經》非逸少筆”的斷然之論，甚至有以其為真的傾向，但礙于情面沒有說破，作了“陽奉陰違”的處置，但至少說明蘇軾對于歐陽修的觀點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盤肯定，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獨立。

又，《跋錢君倚書〈遺教經〉》云：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書，蓋讱云。

這是蘇軾有名的一段書論，往往被當作其“以人論書”的證據。然而拋開此點，若單就對錢君倚書法的評論而言，其實這未嘗不是東坡先生避實而就虛的曲筆，因為我們通觀整則題跋便可明白，從書法本體而言，錢君倚的書法并無多少高妙可言，用“仁者其言也讱”的托詞轉移視線，實在是既不用違心拔高，又不至于得罪人的做法了。

又，《跋歐陽文忠公書》、《題歐陽帖》、《跋劉景文歐公帖》三則：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干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后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裕如也。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跡也。……

以上三段文字直接評論歐陽修的書法，若以師生之情論，蘇軾更應該做的是對歐公的書法大加贊揚，大書特書，甚至推為“本朝第一”，但看這幾段話，似乎僅止于禮節性的贊美，從其風神態度、人品性情著筆，避開了對其真實書法水平的評論。由此可見，即便對其師歐陽修本人的書法，蘇軾也并沒有任意拔高、夸大溢美，他又有何必要因為迎合歐陽修的論調而去對蔡襄大加褒詞呢？

以上的論述，我想大概可以解決第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軾極力推崇蔡襄書法為“本朝第一”，這確是出于其對蔡襄書法的獨到認識和心悅誠服，而不是出于對其師歐陽修的尊重而隨聲附和的泛泛之論。明乎此，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蘇軾推崇蔡襄書法原因試析

蔡襄的書法，在北宋中期為一代大家，這自然毋庸置疑，但我們把他放到歷史的維度中考察，就會發現他并不屬于通常所說的宋代“尚意”精神的代表。蔡襄書法的特點仍在于重視法度，他的行草書取法二王，楷書取法顏真卿，整體風格典正嫻雅、矜莊妍美，但在風格的獨造和性情的抒發上則略顯遜色。據載，“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這種斤斤求好的創作心態，與后來的“尚意”書家們所標榜的“點畫信手煩推求”的瀟灑率意的確判若兩途。后來的書法大家如黃庭堅、米芾等，對于蔡襄雖也算敬重，但態度總不免有所保留，黃庭堅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米芾亦云：“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試推二人之意，似亦認為蔡襄書法猶如張懷瓘評右軍書所謂“有女郎才，無丈夫氣”，這大概也是蘇軾所云“或謂君謨書為弱”的所指。這種看法應該是蘇黃時代的人對于蔡書的一種有代表性的認知，所以才有了蘇軾對于“仆嘗論君謨書為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的慨嘆。

蘇軾推蔡書為“本朝第一”，其理由何在呢？從蘇軾的言論來看，這首先是因為蔡襄的書法有法度，能夠成為學書者的楷則。東坡自己說得很明白：“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天資高固然是成為優秀書家的必要條件，但篤學之功更是必不可少。在蘇軾看來，蔡襄最可貴之處正在于他系統出色地繼承了前代優秀書家的法乳，特別是接續了二王和顏真卿的正脈，使書法回歸到典正儒雅、法度完備的正途上來，而這正是從五代到宋初的書法所最欠缺的地方。蘇軾《跋陳隱居書》云：“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這里，蘇軾引用的典故很能說明問題，《后漢書•馬援列傳》載：“兄子嚴、敦并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在蘇軾看來，蔡襄正像龍伯高一樣，是最可楷法的人，他“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儀表堂堂、莊重謹嚴，書法學蔡襄就如同說話先學“莊語”而不至失態。蘇軾將蔡襄推立為學書者的榜樣，正說明了他對書法法度的重視。

另外一點，是蘇軾書法審美觀與蔡襄書法實踐的契合。蔡襄書法的取法路徑十分清晰：行草書學晉人，尤其是二王，楷書學顏魯公，而晉人與魯公，也正是蘇軾所極力推崇的對象。書學晉人，幾乎是宋代書家的共識，他們對晉人韻致的向往常常溢于言表，如歐陽修曾言：“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蘇軾對晉人的學習更是身體力行，《西樓蘇帖》中刻有他臨摹王羲之的《漢時講堂帖》和桓溫的《蜀平帖》，這使我們直觀地看到了他追摹晉人的痕跡。《東坡題跋》中《跋桓元子書》亦記：“‘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仆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按，與《西樓蘇帖》所刻文字略有出入)對桓溫的尺牘臨習尚如此之勤，何況其所愛之右軍者乎？其《題王逸少帖》寫道“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澹豐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恖恖”，更不惜將張旭、懷素一并大加貶斥，而以反襯右軍書法無可比擬的高妙境界。蘇軾對于顏真卿的推崇更是人盡皆知的，他的著名的論斷“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直將魯公推到了書史頂峰的位置。從蘇軾的楷書作品如《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也不難看出他于魯公楷法用功之深。他為何如此推重顏真卿呢？其實道理也正同于他對蔡襄的推重，除了受到顏氏忠義正直的人格力量的感召這種道德感情因素之外，正由于顏書的法度完備，也即在蘇軾看來，顏真卿書法是人品與技法的高度完美的統一，是士大夫書法的典范。此外，顏真卿還是富于創新精神的書家，在二王之外別構一體，為書法帶來了新的面貌風格，所謂“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正是因為對書法史的認識和取向的契合，蘇軾對于蔡襄書法的高度認同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三尚法——蘇軾書學思想的另一面

作為“尚意”書風的開創者和領袖，蘇軾的書學思想最常被提及的是任情適意的一面，而這一思想傾向集中體現在他的詩歌《石蒼舒醉墨堂》里，茲俱錄于下：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夸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于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只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其中的“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甚至被后人當作是“尚意”書風的宣言。但這是否能如實全面地反映蘇軾的書學思想呢？我想這是一個還需要認真考察的問題。《石蒼舒醉墨堂》作為一首詩歌，需要我們以審慎的態度來對待，要知詩歌是富于浪漫和夸張的，詩人可能因為一時的豪氣而放言作驚人之語，有時不免感性甚至偏激，這是詩歌抒情性的需要，但我們若將它一一坐實就未免拘泥了。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蘇軾并不是一味主張“不學”、“無法”的，相反，他所主張的“尚意”是“尚法”基礎上的“尚意”，否則就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對法度的推崇正是蘇軾標榜蔡襄的深層動因。

蘇軾《題二王書》云：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石蒼舒醉墨堂》中那個藐視法度的主人公完全不同的蘇東坡，他在這里把“積學”、“功力”強調到了一個極致。這會不會是東坡早年學書的真實寫照呢？我想是極有可能的，前面曾提到，一件桓溫的尺牘他就臨寫了數百遍，更何況那些經典的法書，如二王、顏真卿的作品，說“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也未必是夸張。看蘇軾早期的作品，如《治平帖》等，筆法精到、體勢遒媚，充分展現了他的學古功力。蘇軾自云“醉中亦能作小楷”，沒有精深的功夫，這也是絕做不到的。

又，《跋黃魯直草書》云：

“草書只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按，曹寶麟認為此‘過’字可能為‘得’字之訛)之。魯直書。”去病穿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這一段中蘇、黃二人借同一個歷史人物發出了不同的書學觀點，體現了二人思想上的差異。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見《漢書•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黃庭堅借霍去病之語認為古法可以不學，倒頗有點“我書意造本無法”的意思。其實黃庭堅未嘗不學，其自云：“予學草書三十馀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大約他正是自覺被周越之法所累，所以才以一種過來人的口吻感嘆不如不學法，只要“得筆”即可。“穿域蹋鞠”，亦見《漢書•霍去病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士兵食不果腹，而霍去病還自顧著游戲作樂，這當然是犯了兵家大忌，蘇軾認為這正緣于其不學古兵法之過，由此引申到書法，則古法不可不學。同是“尚意”書風的主將，在這里黃庭堅的思想顯然是有偏頗的，而把此段看作是師生間的對話，則這無疑是蘇軾對黃庭堅的點撥和矯正。另有《跋山谷草書》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按，指黃庭堅)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于黔安亦云。”在肯定其創新精神的背后，是否也有蘇軾對黃庭堅草書無古人法的委婉批評呢？

《書唐氏六家書后》云：

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按，指張旭)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39)

學書須先有楷法，循序漸進，由真而行，由行而草，書法才能根基扎實，這也是蘇軾一再重申的觀點，如前引《跋陳隱居書》：“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由上述，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蘇軾書學思想的另一面——“尚法”精神。他真實的思想并非像他在詩里說的那樣“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而是強調學書要有“積學之功”，需要經過長期艱苦的技法訓練；要從古人處取法，化前人法度為己有；要循序漸進，先學成楷則，再放筆行草。從蘇軾個人的書法實踐來看，也體現出了他這一方面的書學思想。黃庭堅云：“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圓而姿媚有馀。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可見他一生都在從前人處汲取養分，學古以開新，他的書法雖然有很強的個人風格，但又時時透露出古人的法度和神韻，這也正是他能夠成為一代宗匠的根基所在。

我們說蘇軾的書學思想中包含著很強的“尚法”精神，但并不是說其書學思想的全部或主要內容就是“尚法”，若要這樣理解，那顯然也是一種矯枉過正。實際上“尚法”與“尚意”在蘇軾的書學思想中是辯證統一的，本文之所以要特別指出其中“尚法”的一面，是因為這一面長期處于被遮蔽、被忽視的狀態，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當代，其實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就已然如此。“尚意”書風從“宋四家”(準確地說是三家)以后逐漸走向末流，就是因為后來的書家們沒有真正領會“尚意”的精神，忽視了其深層所包含的“尚法”精神。南宋的朱熹批評“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其實字不是被蘇、黃寫壞了，而是因為后來的學書者沒有能夠深入全面地領會蘇、黃，特別是蘇軾的書學思想，導致一味放縱刻露。所以，應該全面地把握蘇軾的書學思想。其書學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蘇軾自己的那句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反過來說，就是“新意”之中應有“法度”，“豪放”之外應有“妙理”，若不重視“法度”、“妙理”，而一味求“新意”、“豪放”，則勢必會誤入歧途。蘇軾《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規，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在蘇軾看來，即便智永恪守右軍舊法，刻意不求新意、不求變態，但其實他的字仍然是有新意、有變態的，也就是說新意與變態已經內蘊于法度之中了。

“尚法”與“尚意”，在蘇軾的書學思想中實際上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尚法”是根基，是必要的技法訓練，而“尚意”是書法境界的升華，是由技進道的過程，當學成楷則之后，還需要忘懷楷則，使法度內化為一種為表情達意服務的“習慣無意識”，從而才能真正做到心手雙暢，在書寫中作逍遙之游。蘇軾《跋王鞏所收藏真書》謂“(懷素)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于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論述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這種境界實際上正體現了“尚意”的精神，也就是一種心理上極度放松的創作狀態。這里可再引一段話作為印證，《題魯公書草》云：“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瓦注賢于黃金”語出《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這就是說書法創作要有輕松的心態，才能讓法度和神采同時流注于筆端，得到自然的呈現。顏真卿《爭座位帖》的創作狀態就是蘇軾認為的最佳狀態，真正是“點畫信手”、“無意于佳乃佳”了，但不要忘記，這是以深湛的功力作為支撐的。

所以，蘇軾的書學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既有“尚意”的一面，同時也有“尚法”的一面，二者辯證統一，“尚法”是作為“尚意”的基礎條件而存在的，如果割裂了二者的關系，就會造成誤讀，而這種誤讀確又是在歷史中長期存在的。

文章轉載自《文藝研究》(京)2012年12期

燕南園愛思想 李劍鋒 2015-08-23 08:4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