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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張暉（1977年—2013年）

(一)

3月15日清早07：49，張暉夫人張霖從北京打來電話。寒暄幾句后，她再難克制，哽咽著告訴我：張暉快不行了。她說，你也不用來了，北京這里好多朋友幫忙……

掛上電話我仍然腦中一片空白。我甚至連“節哀”都忘了說。到后陽臺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簡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兩件襯衣先出門，在路上收到妻發來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飛機，高鐵預計會晚到1個小時。我從來沒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沒有信號的那兩個半小時里，無聲無息地走了。

在一萬米的高空，我遮住臉，任眼淚簌簌落下來。

(二)

我認識張暉已有二十一年。兩人同歲、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樣住讀、且是前后桌(雖然是隔壁宿舍)。我們都是農村孩子，在十五歲進高中之前，我從未去過島的東部，他也從沒到過縣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們之間最初的話題是崇明島各地的印象、口音差異以及各自的少年經歷。

他自幼早慧，按年歲他原應低我一屆(11月生日)，但那時羨慕大孩子能背書包上學，哭鬧著也要去；因為姑夫是小學校長，才容他提前入學。小時他喜歡聽廣播里的評話、小說，也喜歡文史，但十一二歲時大病一場，搶救過來后人似乎也遲鈍了點，加上初中環境不同，對文史的興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時還常感慨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對他一直青睞有加，俞老師很有才情，不幸當年填錯志愿，抱恨不已；語文老師金長庚擅長隸書，但他對書法也并無興趣。進初中后他長期只是班上的十幾名，到初三才擠進前三，最后一次終于考了全班第一，隨后在全縣尖子生選拔賽上，成為他們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學的學生。

他對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覺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 這一點和他爺爺、父 親 相 似 ，他 們 也 性 格 剛 直(日 記1993.9.2，下引日記均為我本人日記)。他曾無故被從一等獎學金拉到二等。學校管理又極嚴，他有次參加直升生會議，僅遲到了一小會兒，便被校長罵得狗血淋頭。入團也很遲，他們學校入團還要考試，他考得很好，卻還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為了挫他的“傲氣”，最后是在俞老師的極力爭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時預言他將成為古典文學方面的優秀學者，可能連他本人都不大會相信。事實上，在整個高中時期，他成績最突出的倒是數學———高一第一學期期末考試的成績，他以94分的成績在數學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時他數學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張暉起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冷峻、邏輯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歷史科優異外其它各科發展較均衡；不像我是個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學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寒假來后，我感覺他已變了———他變得無限熱衷于文學……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學書、語文書，他總是詢問關于古典詩詞的東西。他和我變得沉默了，他把時間全用上去了。”(日記1993.5.6)

他最初的興趣點是古典詩詞。那時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約三千首唐宋詩詞的本子借給他，他過了兩三個月后才還給我。這一興趣經久不衰，之所以是詩詞，乃因它極凝練，每個字都可以反復讀，而那時要得到一本書并不易，雖然那時也勉力找到了《詞學》、《唐宋詞十七講》、《靈溪詞說》、《淮海居士長短句》等來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當時我覺得，想理解詩詞難易，最好自己也寫寫試試。然而我們這兩個鄉下少年既無人指點，又找不到相關書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實行：兩人開始一字字復原平仄，試圖照貓畫虎，但多數情況下只是把字數填夠而已；因而他最初總是偷偷寫，不給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爾弄到一本很舊的龍榆生著《唐宋詞格律》，兩人如獲至寶，翻來覆去地看，事實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緊張的關頭，我們都沒有停止填詞——— 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詞是7月1日，六天后就開始高考。在這個過程中，對如何組織字詞逐漸有了感受，慢慢寫得像樣了一點(因而更加“悔其少作”)，這也是后來他對龍榆生興趣的最初起源。

與此同時，從高一下半學期開始，他沉迷于《紅樓夢》，為此極力搜羅紅學著作；對錢鐘書《談藝錄》和《管錐編》的研讀大略也始于此時。要得到這些書不容易，因而兩人經常去學校圖書館，不方便借的時候就抄書；同時從雜志上了解動態及應該閱讀什么書目(主要是《文學遺產》和《古典文學知識》)。想看又看不到的書，就照著書后版權頁上的出版社地址寫信過去，詢問有無相應書籍——— 通常得到答復后即便沒有庫存，也會隨寄一份郵購書目過來。這種辦法最初可能源自我們的另一個共同興趣：集火花，因為那時鄉下尚未普及液化灶，還都使用火柴。我們都曾給大理、長沙的火柴廠寫信，有時十塊錢就能買到好幾百張火花。到高二高三時，三不五時就會有他的郵包到(因為寄到鄉下家里太不便，有時會在村里耽擱很久)。有一次他買了一本北京三聯出的線裝本《槐聚詩存》，薄薄一百來頁定價32元，那時一本三百頁的書通常也不超過10塊錢，看到他咬牙買這樣“駭人”高價的書，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時我就覺得他如果不為經濟問 題 困 擾 ，“ 日 后 當 有 所 成”(日 記1994.11.4)。

因為得來不易，他非常愛書，起初把每本書都包上書皮———直至他的書多到再也包不過來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時借了本《滄桑艷》(丁傳靖注，陳生璽箋釋)，那時我們對明清之際的亂世都很感興趣，而此書中相關資料極多，我來不及抄，就用鉛筆畫在要點下，待回家后抄寫。結果還書時他發現后一聲不吭地拿橡皮使勁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書中印刷的錯別字，他也埋怨我不該自以為是。到高三時，隨著校圖書室開架及周末去縣圖書館越來越多，我們又陸續發現了許多南明史的書，從司徒琳、顧誠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亞子編次的《南明史綱》，到《永歷實錄》、《先王實錄校注》。其中最打動我們的是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

那段時間我們都貪婪地大量閱讀課外書籍，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興趣更為分散，尤其高二時看了一些現當代文學(特別是張承志和顧城)和外國文學；他則對此毫無興趣，除填詩作詞外，對文學創作也無興致(高中時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稱，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確、思辨的學者氣質)，甚至對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學的興趣也不高，剛進大二時他來函說自己一直在考慮將來專業方向，“現已決定學習唐以下文學：宋——— 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時我們的語文老師曾對我說，她覺得張暉“有點奇怪”，他語文成績平平，但和別人不同，他交上來的周記有時像是學術札記，而不是類似“記一件有意義的事”。事實上，班上不少同學或許也是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學期，全班盡人皆知張暉迷戀紅學、錢學與古典詩詞。前兩者后來在他治學中隱而不顯，但他從中卻學到了很多方法論。

到高二，我們倆的成績都出現了一定波動，但并未就此“收心”。雖然都清楚這些對考試幾乎毫無助益，但這種興趣如此強烈，以至于難以壓抑，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個減壓閥———在應對考試之外閱讀這些課外書，并不是“增加”的負担，倒更像是換腦休息。從高二起，我們在假期里開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頭，但最初也不無游戲意味。我們那時的語文老師水平不高(有次她說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寫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這也使得我們只能依賴自學；由于完全沒有參照，我們都以為這就是自然的狀態，似乎本該如此，而內心深處又無法確定自己究竟處于什么水平。這使他高考前填報南京大學中文系時一直惴惴不安，他說自己如果僥幸入選后，大概屬于中等偏下。

盡管對自我評價嚴苛，但他評價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時一次辯論，我方輸了，他則認為對方四辯“氣 質 、風 度 、口 才 之 類”都 比 我 好(1993.11.23日記)；另一次一個同學問他，我是否可能成為“大文豪”，他斷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記)。在我沉迷于現代詩的時候，他告誡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語文能力在下降”。我語文成績雖不弱，但至遲到高三頭上，他已取代我成為全班公認的古典文學方面最權威、準確的解釋者。不必諱言，在那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我們之間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競爭，不過二十多年來，我們從未因學術之外的問題爭吵過。

因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訥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實極易相處，而內心極為豐富，是所謂“熱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風衣，同學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從此這(以及衍生而來的“老灰”)就變成了他的外號；另一次同學看香港電影時發現某個角色像他，回來戲稱他“大圈仔”，他也笑納———多年后在香港，電話里他還笑著說：“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歡真誠樸實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時還有些冷幽默。高二時第一次去他家，從鎮上下車后往東走了好一程還沒到，我有點沉不住氣，問：“你家房子什么樣子的？”他不動聲色地指著右前方不遠處一棟說：“就跟這棟差不多。”———事后很快發現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記)。又一次夜自修時，他問：“溜到外面去，老師要是查起來，有什么說法應付？”我隨口說了幾個，他笑說：“那好，我們出去吧。”兩人便在小花園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記)。雖然身材高大，但其實常有孩子氣的舉動，坐在我后面時，課上還會用筆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歡吃零食，生病了托我們帶飯，單子上寫的卻常是杏仁、話梅、可樂之類。上大學后，他也常笑著說起南大的老師“可愛”、“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學校不同，崇明中學我們那屆直到高三畢業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個半月才正式要求每個人確定選加科目(3+1)，但即便確定之后，三門主課仍按原班級上課，只有加的這一門才另外上課。

那時我和他都是全年級九個班級400多人中選加歷史的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歷史課時，老師第一堂課先問：“我倒是要問問你們，為什么要選歷史？為了你們四人，害得我還要備課。”其中一個女生說，因為她覺得歷史可能容易考一點，她另外三門更差———這可能也是實話，不過好像讓張暉聽了似乎有點生氣，搖了搖頭。

和所有人一樣，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那時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編輯，班主任覺得他考復旦歷史系分到出版社應該沒問題，但告誡他出版業不景氣；他父母雖然向來開明，得知他想繼續深造文史，其父也說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歷史系，那我們栽培你多年的錢也都扔進冷水缸里了。”不過父親考慮了一兩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認為“在冷門上做出成就，比在熱門上庸碌無為要好”。家里的諒解讓他歉疚，他是獨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輾轉反側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棄去考政法科，不過他又說到南京后“不買書叫我怎么活”；甚至說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還是讓他學文史(1995.3.8日記)。不過奇怪的是，他從未動搖去南京的念頭，即便他那時認為自己將在異鄉相當獨孤——— 結果，這個預言最終沒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頭上。

最終，他還是選定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則選了復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兩人，我們都覺得恐怕不會這么巧剛好選中我倆。想好之后，他不再猶豫，他對父母心懷歉疚，但幾乎把這看做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時正在香港科大讀博士，兩人沒有時間會面，就在電話里聊了三個小時。他說，到香港后令他感動的一點是：正因為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所以很多來讀文史類博士的人，都是絕了別的念頭才來讀的。他在說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在說自己。

(三)

高考的結果，他如愿以償；我則一敗涂地，被調去廈門大學讀廣告——— 當時第四志愿填廈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勸說：“去那也不錯，鄭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時鉆研錢鐘書著作，對率先提出“錢學”的鄭朝宗也“愛屋及烏”。直到如今，我內心深處實際上一直隱隱將他視為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在最后那個夏天的狂歡之后，剩下的是無盡荒涼。臨別時，我對他說：“真個‘如今俱是異鄉人’了。”他也有些感傷，回了我句：“醒來知是夢，不勝悲。”這兩句都出自那時讀過的韋莊詞，那個“夢”，既是謝幕的一段青春期，后來看，也是一個理想。

他進南京大學時正逢第一期文科強化班，文史哲打通來教，教授們極為重視。第一堂課程千帆、周勛初、卞孝萱、張宏生、張伯偉、莫礪鋒等各位先生一一登臺自我介紹，昔日在書刊上只見其名的海內著名學者，竟然都在眼前。臺上老師在黑板上寫下自己名字，臺下新生紛紛提筆記下，只有張暉端坐不動，有人問：“你怎么不記？”他很吃驚：“這還用得著記？”對他而言這早已是耳熟能詳的名字。國內高中與大學教育脫節嚴重，而他則一直是在以讀大學的方式讀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覺地做好了準備———他甚至一直以為那是最基本的素養，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島相見，他說，你信不信，南大讀中文歷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學前看過的課外書不超過十本；不知道“譚其驤”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別說“季龍師”這樣的稱呼了。他說，許多人對海內外學者十分生疏，“有一陣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絕地談文史及名家，他們幾乎聽傻了。”

南大的同學都很好，大二寒假回來，他住我家，一整個晚上都在談自己在大學的老師和同學，把他們挨個介紹，形容得個個可愛，一直講到凌晨四五點，儼然把我看做是他們班的編外成員。他說很想帶我認識他們每個人——— 我沒想到第一次見到他的這些同學，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遺體之前。不過在古典文學的學術上，他當時頗有“獨學無友”之感，在來信中說“有同學而無同志”。而我，那時經歷重創之后，陷入了長久的抑郁和自我懷疑之中，原先自己為之驕傲的東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為怪誕。他說，那時真該勸你也考南大——— 后來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實際錄取了三個人，而另兩個女生“高考分數都比你低”。他起初還只是試探性地問我“你以后還準備考研么？”繼而說深知我家里不大會同意我放棄熱門專業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勸我不如也像個新聞系的樣子“活活潑潑”，但他隨后幾年仍是越來越不含蓄地鼓動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時對自己喪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貧，父母很難供養，最終還是決定先去工作養活自己。這一直是個使他失望的決定。

大學回島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詩話》、《請詩選》、《靈溪詞說》等都送給他，他說：“你留著吧，你也要看。”我說：“這些以后對你比對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覺到我有放棄的念頭，但還是不斷地給我寄書，有一次竟讓張宏生先生題簽了《江湖詩派研究》寄過來。

進大學后他讀書越發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電話給他，才知他回來兩個星期，別說“足不出戶”，連樓也不下，有時吃飯都要叫他幾遍才下來，甚至抬到他樓上書房去吃。老同學楊敏有時約他出來玩牌，他說正忙，楊敏啐道：“呸！看書還忙！”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入學后深知治學之難，“昔日不知深淺，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績，皆需獅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創見，縫縫補補足矣”(1997.4來函)，“弟本愚鈍之人，欲成一二，須下苦功。唯身邊無知己，極苦悶也”(1997.10來函)，“本學期來，弟在孝萱先生指點下開始讀史……弟獨學無友，雖間有所得而欲告無人，每長嘆息，哀你我之分處兩地也。”(1997.3來函)

從當時的跡象看，他大一時對紅學的興趣仍未減退，因為他最初給郭豫適、吳小如先生寫信，所問都是紅學相關的問題。“今日又收到郭豫適先生信，見到了前輩學者謙虛的胸懷，極感動。弟亦要求上進”(1996.3來函)，而吳小如先生在答復他俞平伯的問題后，又介紹施蟄存先生給他認識。1997年夏他南來廈門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園路謁見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讀唐五代北宋詞做根基、又囑他注意整理鄉邦文獻，因為1941-1943年曾在長汀廈大執教數年，還囑他到廈門后多拍些廈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吳小如教授函，復印黃君坦資料來寄，又有照片附來，老輩提攜后進，真不遺余力”(1997.12來函)。

在此之前，他已開始醞釀為龍榆生編撰一部年譜，尤其是因他大二頭上時，“多日前弟得龍榆生主編之《詞學季刊》一套，花四百元方始買下”(1996.10來函)。給我的信中也越來越多提到各種要求：起初他對日本學者的方法感興趣，要我幫忙統計白石詞中色彩及音樂用語(因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詞，日后用作筆名的“維舟試望故國”就出自白石詞)，之后漸漸要我幫忙搜尋抄錄龍榆生先生在廈大期間的文章資料、問我新買的《陳寅恪詩集》中1961-1962年間有無關于龍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來函正式告知：“近來搜羅龍榆生資料，其人投靠汪偽，又為一代巨匠，頗值研究，弟欲為之撰一年譜，饾饤之業，聊遣時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詳觀細論。”兩個月后他又來一函：“近輾轉與龍沐勛先生公子龍廈材聯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譜成功有望。因作百年來詞學研究者小傳，整日屑屑為生卒年、著述等考訂，頗乏趣味，時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氣頗壞，或雪或雨，被困高樓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話說，“弟之龍榆生年譜，殺青無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來越多，有應接不暇之勢。”(1998.3來函)這段時間，他假期回滬也會去拜訪龍廈材及龍氏門人錢鴻瑛、徐培均等。從少年時讀《唐宋詞格律》起，他對龍榆生先生一直深感興趣，那時真是進入到龍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龍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龍氏的某些側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 和他一樣，龍氏也體質不好，又有八個子女，一度四處兼課，苦苦維持而又治學不怠。當時有人著文說起龍氏只是“文化漢奸”，和我談起時他說此論很“迂”，對當事人的處境實在體察太少。

到大三將盡，他編撰的年譜終于大抵完工，寄給吳小如先生后，與他通函多次的吳先生原先一直以為他是青年教師，此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是他大三的學年論文，“我不禁驚詫，以這部《年譜》的功力而論，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學的博士論文也未必能達到這個水平。甚至有些但務空談、不求實學的所謂中年學者也寫不出來，因為當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這種枯燥與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吳先生的這段評語使許多人都知道了張暉這個名字。到2001年這部年譜終于脫稿出版，成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當時有人說“南大文強班出了一個張暉，辦得也就值得了”。

不過這部年譜的寫作也使他越發感受到生活的壓力，盡管張宏生先生等都在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書無法借閱(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類)，只能自己購買，經濟上不堪重負。學問須金錢鋪路，誠多體悟矣”(1998.3來函)，以至“七月弟亦擬實習，生存壓力極大。弟家中經濟狀況大不如前(家父已辭職)……為之苦惱已久，胸中仍無主張……若放棄學術，就此工作，則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塵網，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貴”(1998.5來函)——— 他提到這一句，是因為高中時，我最喜歡的紅樓夢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歡的卻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為了買書他已很長時間節衣縮食，極感拮據。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漢學書店看到《藏園群書題跋》，標價28元，他取舍不決，便對我說：“來，剪刀、石頭、布，我贏了就買。”結果他輸了，便沮喪地把書放回書架。那時原本早已約好1997年夏他們幾個老同學來廈門游玩，在出發前三個月，他來信說海燕和楊敏早已打工籌措盤纏，他不能不來，“否則，將藉口鈔票短缺，不擬南行。”那時海燕信上也說：“(暉)也在努力省錢，據他自稱現在連書都舍不得買了(這一點我是比較懷疑的)，估計到最后能省下兩三百塊錢，聽他的口氣似乎是綽綽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話，我們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車”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嶼了。”最后能成行，也確實幸虧了楊敏早有準備、又慷慨解囊。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廈門的草坪上第一次聽到了張霖這個名字。他說她的詩寫得真是好。這次南來，張霖叮囑他帶幾朵廈門的鳳凰花回去。臨走那天，我們站在凳子上，把樓下最后兩三朵殘余的鳳凰花剪下夾在本子里。不久，他在來函中越來越密集地提到張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給我看了張霖畫的一幅“新兒女英雄傳”，畫著他們倆；畫上的他捂著胸口，因為那時他有胃病。張霖對他無微不至，后來我開玩笑說她是“年度最佳飼養員”，他慢慢胖起來似乎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1998年夏天，他開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實習。那時他第一次經歷了幻滅。這是我們在少年時所憧憬的圣殿，進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審稿的老專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見蹤影，社里很急，他遺孀卻說：“真是找不到，否則對我們來說也沒什么用。”他說到這里時邊笑邊搖頭。宋元善本，學人目為無價之寶，但常人看來，不過是些帶洞的舊書罷了，值什么？他說，想到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學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將學術資料儼然據為自己領地的做法，也讓他有些憤然。數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帶我去“軍俱”，那里的書市上書像白菜一樣堆在地上賣，他笑著說：“震撼吧？我們當年在鄉下對每本書那么寶貝，到了這里才真覺得書就是一種商品。”

話是這么說，他實際上從未停止求學的腳步，實習時仍不斷搜集龍榆生資料。到8月，他接到張宏生先生來函，問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續讀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導師”，他感動之余大為寬慰。

那時我已畢業工作，在一家外資公司不辨晨昏地勞作，內心煩躁得幾乎看不下任何書。我們平常的交談漸漸地更多變成了對各自生活的關注，而非學術議題的討論。到他研一快結束時，他來信說決定有機會去香港繼續讀博士，“我過去太過拘束，信心也不夠，現在我想憑自己的實力，無疑是同輩里的優秀人材，故要多爭取機會，開拓自己”(2000.4來函)，兩年后，這終于成為事實。

大約也是在那段時間，他開始關注近代的女詩人、女詞人。他那時曾屢次在滬拜訪張珍懷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蟄存先生早先囑他關注鄉邦文獻，要他有機會校點《施淑儀集》；湊巧的是，龍榆生長子龍廈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詩人陳乃文(也是施淑儀女弟子)之女。他曾說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賬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幾代人，自然對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時代我們就曾注意到崇明島在明清時代系屬長三角一帶相當文化欠發達的地區，大三時他和我信上說起“吾鄉文風不振，甚可悲也”。這份持久關注一直未變，直到去年夏天他還特地回島，與縣志辦約定陸續推出“崇明鄉土文獻叢刊”，初定第一批書目是王清穆、陳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這樣的活吃力不討好，通常沒人做，交別人又不放心，你到時也認領幾本吧。”

我雖然也一直關注這些，但內心也有嚴重的幻滅感。有次和他說：“你說花這么大精力，如獅子搏兔，可有多少人會認可、珍視？”他說：“你是覺得我關注的都比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總得有人去坐。有一次，在南京書市，聽到旁邊一人詢問《鐘嶸詩品研究》，很內行，讓我心頭一震，那本書只印了不到一千冊，遠不如《禪與詩學》暢銷，可是張伯偉先生親口說，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視前者。這樣的讀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夠了。”

他說，我有時覺得這是個末法時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東西留下來，要相信會有人看得見，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四)

那些年見到我，他還是照例會說：“你不讀研，實在可惜！”后來改成說：“你養活自己后再讀也好。不過最好快些，再過五年，很多領域的空白恐怕也填上了。”又后來則問：“你打算幾歲重新讀書？”我說，到三十歲再決定，有點積蓄我會更有安全感。他難掩失望，說：“多少錢都不能帶來絕對的安全感。你生活越來越優渥，便越來越難放棄。”他說的是對的。四五年前在北京小聚，他又問：“你還要考研嗎？”張霖在旁說：“考什么呀，人家這樣不挺好？”他笑了笑說：“你晚幾年也不要緊，到那時來做我的博士生好了！”張霖說：“越說越孩子氣了。”但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林中路。從高考結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漸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種歧路之感，無時不籠罩在我心頭。在大學畢業前夕，張霖寫信給我說，人生本有不同可能，“我真不認為你的生活和他的選擇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暉的運氣并不比你好，你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嘗試和選擇，而暉繼續下去，就是無路可退了。如果成功了，他與現在不會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不成功——— 你有無看過哈代的《無名的裘德》？那是太過凄涼了，雖然這樣的人生很有些悲壯的味道。”話極實在，但或許我就是因為常有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才瞻前顧后，而做學問，有時是不能給自己留退路的。

他自然也有郁苦的時候。1997年秋，就在他第一次來函告知我要撰寫龍榆生年譜后，他忽又接了一段“年來札詞，了無心得，可悲。施蟄存老囑遍讀唐五代北宋名家詞，吾意縱通讀一過，又如何？不如做些花巧活兒，沽名釣譽。此氣話，但讀書過累，又無人作伴，不免有些胡思亂想。”只是這些念頭閃過之后，他依舊向前。有次和我嘆息，校點一萬字才十塊錢稿費，話鋒一轉，他又說，這也是最練基本功的，“天下多少聰明人，千萬不可存僥幸之心”。有時稍作松懈，又惕然警醒，因“伯偉師極刻苦，弟無偷懶之理”，一次“開學甫始，伯偉先生特地找談話，反復叮嚀英語要狠抓。弟赧顏無以為報，深愧有負師恩”(1998.3來函)；而“宏生師亦耳提面命”，一次批評他浪費心力于旁務，要他致力研究“經學與文學”。

在南京的七年，除了獨學無友之感，他生活上總體過得很愉快，尤其是有張霖為伴的后四年。也正因南大是這樣一個伊甸園，結果與外界落差很大，臨畢業時不免有種“趕出園子去配人”的感覺。多年后張霖說：“我比他好，比他幻滅得早。”張暉那時則去香港科技大學師從陳國球先生，那里的學術環境也很單純，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當愉快的一段時光。并非不重要的是，物質上也空前緩解，因為那時他每月有一萬五千港幣的獎學金。

香港時期也是他學術視野發生變化的一段時光。但正如他寫龍榆生扎根于高中時的積累，香港時的變化也來自南京時期。他原先用力最勤的是詞學詩學，但大二時隨卞孝萱先生習詩文互證之法，施蟄存先生又叮囑他“必先求博，后求深”；最重要的是，南大文強班開辦的宗旨就是打通文史哲(因而張宏生先生囑他注意經學與文學關系)，加上香港時期導師陳國球研究的是文學史，遂使他逐漸思考“詩”、“史”、“文”這數者之間的關系，這或許也是他博士論文以“詩史”為題的來源。

多年后有一次，他向我感慨，“真的‘詞乃小道’啊”，還是要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另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來了一句：“歷史畢竟還是淺。”在他看來，人最深的感情還是得以文學來表達。何謂文學？一切文字皆可為文學，但具文學性才能深深地展現人性。文學不是一個狹窄的學科門類，乃是彌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種方法。他說，這其實不是新想法，中國古人就是這么想的，他們眼里的世界是一個文學化的世界，紅樓夢中人就是通過詩文來欣賞自然，自然本身無所謂美不美，但再現它的文字就美了。你把《左傳》、《史記》當散文來讀，它們也就是散文；《詩經》是“詩”還是“經”？詩史是偏重“詩”還是“史”？文學史是偏重“文學”還是“史”？他雖然學習詩文互證、文學史，但他反對就文學史而說文學史，尤其反對把文學僅僅當做文獻、文本來讀(這一處大概受到他少年時致力紅學時所見)，歷史大背景、思想史確實須知道，然后再以文學眼光解讀文學，讀出不同的內涵來。

那時我們漸漸開始感覺看不見對方的生活。2002年左右，我開始在網上寫一些諧謔短文；有次回來，他讀后哈哈大笑，隨即說：“少寫點吧，寫多了筆會滑掉。”在此之前他也批評過我的詩詞“兄作輕靈有余，穩重不足，才子積習也”(1997.4來函)，雖然不時也有肯定，不過他通常是個嚴厲而坦率的讀者。大致也是那時，我說起想把金庸武俠小說畫成歷史地圖，他大感興趣，我說：“這也就博人一笑，似乎也沒什么意義。”他笑說：“有沒有意義不是作者說了算的。”我后來寫的有關武俠的札記，最初就是來自這一想法的副產品。

那幾年，從經濟和事業上說，我的生活逐漸安穩和好轉；然而從讀書的角度來說，則日漸進入到了谷底。到2004年夏，回頭一望，身后是一段長達九年的荒蕪。也是在那時，他告訴我開始寫博客，記寫短札。由于太忙，他在blog.cn上的博客沒持續多久，卻意外地給我的人生造成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博客僅僅是日記私事，至此我忽然意識到博客可以有別的寫法，于是在他開博之后不到十天，我也開了一個。不過起初仍未認真對待，有次跟他說，寫博只是抖個小機靈，誰會花超過兩個小時去寫一篇博客？他笑了笑說：“那你也可以抖大機靈、花兩小時以上去寫，又沒人禁止你。”

不久我寫了一篇《文人旨趣和姜夔詞的地位》，大意謂姜夔“清空”的風格及其地位之高，事實上與整個文化的內省化有關，因為這種“變實為虛”普遍見于各藝術領域，以往僅從文學而論是見樹不見林。他留言道：“看到很多閃光的思想，不過寫論文寫慣了，不免覺得不嚴謹。可是嚴謹的文章沒有這么多火花啊。哈哈。你的火花多多的，我以后有空把它們來詳細證明證明。”這篇文章如今看來確實非常粗疏，即使如此，我之后幾年也幾乎再未寫過與古典文學有關的文章，因為我興趣太過駁雜，此時自居為野狐禪，更無顧忌，從史學逐漸順藤摸瓜蔓延到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去，對古典文學極少再去觸碰，我們感興趣領域的交叉反而比以前更少了。有次我說，我術業無專攻，隨便讀。他說：“你當然不是專職學者，心態放平也好，可是你到五十歲也這樣？術業無專攻不是借口。”

2005年他終于博士畢業。去北京工作時卻遇到些波折。原本一家知名大學的國學院已確定了要他，中間卻生出枝節，他為此不得不從香港飛北京加一次面試，雖然最后還是確定要他，但他不免興味索然。恰好那時蔣寅先生帶他去看社科院，他一看里面的書庫就被迷住了，最終還是去了社科院文學所。問他月薪多少，他笑著說：“你猜猜看？……兩千。”他說文學所很窮，不像語言所——— 語言所編《現代漢語大詞典》每年有巨額版稅收入，按當年丁聲樹先生定下的規矩，歸所里分配。有次語言學家張振興先生就驚詫“你們文學所這么清苦？像你這樣博士畢業，到我們所一般月薪八千起。”張暉笑笑說：“也有人寫小說補貼收入。”老先生說：“那你也寫嘛，寫小說誰不會？”張暉笑起來：“我就是不會。”

到北京后無處安身，夫妻倆一度只能住在張霖的教師宿舍里。之前三年多兩人分隔在香港和廣州兩地，雖然不算遠，但總不是一個城市。然而回京不久，張霖被學校調去韓國教對外漢語，一年后她剛回來，張暉又去新加坡做訪問學者，而新加坡回來后不久又去了臺灣“中研院”讀博士后，直至2009年初才又回來。他也不喜歡聚少離多的日子，但他說，出去一是開拓眼界，二者對紓緩經濟也不無小補。2009年5月他們本科同學十周年畢業聚會，他一度還不大想去，因為覺得這些年沒混出什么樣來。

不過他的大量作品也正是在這時開始醞釀的，包括他未刊稿在內的十本著作、整理集子中，倒有三分之二是在2010年之后的三年多里密集地出版和寫成的。如果不是此前的積累，很難設想這樣的產出。蔣寅先生曾公開說：“張暉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研。”另一次所里領導說“張暉過來，是文學所的福氣”。一次與碩士導師張宏生先生重逢，張先生贊許自己的學生是當代優秀青年學者，他苦笑道：“人人都這么說。”

在北京的這最后三年，他過得并不輕松。他雖然也做古籍校點和文獻學意義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獻整理功力，可他卻懷有一個日漸增長的“異類”抱負：不把古典文學視為已死的文本、文獻，而是仍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能感受當時人呼喊與悲喜的文學。作為一個自幼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對自己遭受到的誤解難以超然，相反，他內心久久難以平息。

去年春，我到北京出差。他聽說我從未去過頤和園，便陪我同去。那天春光明媚，天清氣朗，昆明湖邊游人如織。他指著一處地方說：“王國維就是從這里跳下去的。”我說：“怎么也沒立個碑？”他說：“立了又如何？記得的自然記得，不記得的立了也沒意義，如果只供游人擺個pose留影，還不如沒有的好。”一路望佛香閣走去，他問我孩子好不好，然后說：“你也不會再考研了吧？”見我語塞，他黯然說：“等下一代吧。”在多風的山頂上，說起少年往事，那時我們還在人生的分岔口，他說：“你知不知道蕭伯納有句話？‘人生有兩大悲劇，第一是你想得到的東西沒有得到，第二是你得到了’。你大概就是第一個悲劇，而我則是第二個悲劇。”我隱隱有些不安，說：“你怎么了？”他說：“你不在其中，很難體會的。”我默然片刻，說：“求仁得仁又何怨？我跟你換吧。”他說：“是啊，無可抱怨，不過，要換也要等下輩子了。”

他眼望著昆明湖上的遠方，神情蕭然。直到讀到他的遺作，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明媚春光，在他眼里卻是“無聲無光”。一年后，在他逐漸變冷的身體前，想到這份遲來的理解，我有淚如傾。

(五)

三個月前的隆冬，他到上海開會，說想來我家看看。他淡淡說剛評上了副研究員。那時《龍榆生全集》也基本編完了，還有另一本待出的《無聲無光集》、南社的一堆事(他是南社秘書長)、《文學遺產》的編輯工作，陳乃文的集子等崇明那邊確定后也要提上日程了。不過那次他并未提及自己已經在著手寫的另一部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帝國三部曲”，第一部是《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自高中時代起，他一直對明末清初的那段亂世感興趣，在“中研院”的博士后研究的又是明末清初的錢澄之；他近年在南社任秘書長，而南社本身正是起于清末時對南明史料的重新發掘———龍榆生一脈的詞學其實也是清末才復興的，皆與時代密不可分。事后我聽他在北京的至交曾誠說，其實這才是他真正想寫的東西：他要在那個宏大的背景，用文學的方式來解讀文學，把握當時人們的內心世界，詩詞能更多層次地展現其情感的豐富性。草擬中的第二部則是《帝國的風景》，試圖在原先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康熙、乾隆與臣下的酬唱詩歌中見到政治世界的心跳———這大概是被北京這個城市鍛煉出來的敏感。

在整個春節里，他都在趕這部《帝國的流亡》，他想趁假期的時間把它做完。白天有孩子無法安靜，他因而一連數日都在通宵干，把整個夜晚變成了自己的工作時間。家里人誰都勸不聽，他媽勸他休息，他便說：“你別煩，我知道的啦。趕完這一陣就好了。”后來張霖說，做南明文學不祥，滿紙都是流亡、戰亂、死亡，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在最后這半年里，他可能久已感到疲累。積勞積郁。如他書房墻壁上的那幅字所言，“何以解憂，惟有讀書。”他在這段時間里經常感冒發燒(事后才知是白血病侵蝕體質引起的)，但他并未當回事，張霖勸他歇息，他說：“感冒咳嗽又不是大事，一陣好一陣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雖然他也曾發牢騷說“多做多錯”，但事實卻是給自己堆了越來越多的任務。

這半年里家事也頗紛繁，包括換房導致的曠日持久的糾紛，雖然結果尚算合意，但過程著實漫長而痛苦(換房后只換了門，并未裝修，因而病因不是甲醛)。而他，卻并不是一個善于卸掉自己負担或發泄出來的人，而會選擇藏在心里，為了紓緩房貸壓力，還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在出事前夕，他校閱完了《無聲無光集》最后的稿子，和張霖略微牢騷了句，說自己近來出的兩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為什么古典學術的書封面一定要這樣？他喜歡“洋氣”一點的。

3月8日，星期五。這天早上起來，張霖發覺他臉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發黑，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說沒事，第二天還去所里開一個重要的研討會。但那天他沒和張霖同床，說怕感冒傳染了她———實際上可能他那時已相當難受，但還是撐著；而張霖那幾天因為也忙著家事和上課，誰會往那個方向去想？到3月13日一早，早晨起來張霖看到枕巾上有血，問他怎么回事，他說是牙齦出血，繼而感到腿也有些僵直，起身后發現看東西也有點花——— 實際上是眼底出血。因為張霖那天要趕去上課，他自己去看了眼科，醫生檢查眼睛的結果認為無礙，靜養即可，那時他還很高興，因為終于可以休息一陣子了。

3月14日周四，一早起來后他感覺疼痛難忍，問他是哪里疼，答是“渾身疼”。到下午突然昏迷。送到人民醫院，已是晚上六時許。他雖然有些不支，但還能自己走進去；但很快他就走不動了，找了輛輪椅來，結果在輪椅上都坐不直，整個人都癱軟下來。張霖呼喚他的名字，他虛弱地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什么。”———這是他生前說出的最后一句話，他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推進重癥監護病房，躺下后不到五分鐘，他就開始渾身抽搐，顱內出現大面積彌漫性出血(D IC，這正是急性白血病的并發癥)、皮下出血。雖然血量并不大，但因為是在最關鍵的腦部，血進入腦室后形成腦疝，壓迫中樞神經，遂迅速引起呼吸衰竭，陷入深度昏迷。此時惟一的辦法是開顱釋放壓力，但因為是急性白血病，他體內血小板很低，又是大面積彌散，冒險開顱的最大可能是成為植物人，而如果是內臟出血還能撐幾天。由于在腦部，衰竭極快，僅兩個小時，醫生已診斷他腦死亡。那時他父母和孩子都還遠在崇明島，他原說3月底到杭州開完會再接他們一起回京。

3月15日15：02我趕到醫院的時候，正遇到北京兩個腦科的頂級專家在會診，結論和前一天晚上所得出的一樣：腦死亡，已無進行手術的意義。我看到他如此無助地躺在狹小嘈雜的走道病床上，他的手仍然溫潤，但指甲已失去血色。除了皮下隱隱的血斑、嘴角的血跡和插滿的管子，他看起來似乎僅僅是在熟睡，可是無法再醒來。就像曾誠說的，“我感覺非常的不真實，那個插著管子的人不是我認識的張暉”。這像是一場不現實的噩夢。而它竟然是真的。

他父親來時，哭喊著他的名字，他似乎知道親人趕到，堅持的最后一口氣松弛，屏幕上的脈搏從150多次驟降到40多。他的生命體征愈加微弱，雖然胸腔似乎還在起伏，但那已經不是他的呼吸，而是呼吸機所呼入的空氣。他母親趴在他身上哀哀痛哭“心肝啊，我的心肝”———對旁邊許多人而言這只是一種難懂的方言，對我則是一位母親最痛楚的呼喚。下午16：26，他的心跳也永遠地停止了跳動。他累了那么久，終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一瞬間，我感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也跟著死去了。我面對著墻角，淚如雨下。

才兩歲的張貞觀在病房門口大哭。他還不大懂，說要回家去。雖然沒人跟他說，但到晚上時他忽然說：“爸爸沒有了。”第二天一早醒來就說：“爸爸沒病了。”張霖說，大概是他爸爸托夢給他的。

從他進醫院到最后穿完壽衣，整整24小時。很久前他曾對張霖說過，“如果我走在你前面，也不會連累你的”，回憶起這句不祥的讖語，張霖悲從中來，哭著說：“你怎么這個也要好強啊。”

他最后什么也沒來得及說。我想，他如果地下有知，此刻他不是痛苦或恐懼，而會是無盡的遺憾。對妻兒與父母的遺憾、對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的遺憾。猶如曾誠說的，他是一個那么有抱負的人，他真正想寫的都還沒寫；如果能再給他二十年，他將是當之無愧的大學者。在經歷了那么多挫折、幻滅和失望之后，他原本已看到了隧道盡頭的曙光，在學術、人生和經濟上都有望進入一個平穩期———一如張宏生先生所言，只要再過半年，一切都會好轉。而死亡卻恰在這個時刻不期而至。就像一顆流星，在即將發出最耀眼光芒的那一瞬間，驟然消失在天際。

曾誠選了舒伯特的《弦樂五重奏》(D 956)第二樂章作為他的哀樂。那寫的是一個年輕藝術家哀傷的一生中的坎坷與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歲時早逝，去世前一年里，他譜寫了其一生中最為閃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這首弦樂五重奏。臨終前他說，“屬于我的音樂，可惜沒有時間寫出來。”我想，張暉會喜歡這首曲子的。

那天夜里我難以入睡。在漆黑的房間里，我想起1992年10月15日，那天晚上夜自修時突然停電，一片黑暗中他在我背后鎮定地叫著我的名字，“走吧”，隨即一只溫暖的手握住了我左手。迷蒙中我下意識地伸出手，卻只撈到一片虛空。我依稀看到高考之后的那個夏夜，幾個少年躺在陽臺上納涼，前面幽暗寬闊的運河水映照著天上的星河，我們躺在那，忽然變成了如今的模樣。張暉笑著對我說，我再不會死了，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醒過來。在陽臺上看看樓外，沉沉而無星月的夜里，依然是無聲無光的北京城。

燕南園愛思想 維舟 2015-08-23 08:4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