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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評價西方現代派的問題是在“四人幫”垮臺后出現的。在這之前，即從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間，極少有中國人知道“現代派”這個詞。
　　眾所周所，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外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比之解放前有了很大進步，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當時主要的翻譯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的革命文學。而到五六十年代，同樣由于和蘇聯政治關系上的惡化，連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的作品也被列為修正主義作品而受到了批判。從此在“批資”和“批修”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下，介紹到中國的外國作品就更少，外國文學工作的路子也越走越窄。
　　而在十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外國文學更是一塊禁地，它幾乎成了一切罪惡之源，在這時期有一條無形的，但誰都知道的鐵的公式，那就是：介紹西方文學作品就是鼓吹資產階級文藝，鼓吹資產階級文藝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因而，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對外國文學采取的是“徹底批判”，“完全隔離”，“堅決消滅”的政策，在許多地方，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名著公開在馬路上被焚毀，誰擁有這些外國文學作品就得主動上繳或自行毀壞，否則就以抗拒文化大革命罪論處，由此可見，外國古典名著在當時的處境尚如此惡劣，更不用說“現代派文學”了，不過，好在當時，人們很少接觸過什么具體的現代派作品。
　　外國文學所遭到的厄運，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垮臺后，才有所轉變。隨著“四人幫”倒臺，過去十年中被禁的世界各國古典名著，不僅得到了再版的機會，而且緊跟著，西方現代派文學也開始被介紹到中國，隨后又有大批西方文藝理論著作開始和中國讀者見面。那時出現了許多規模較大，較為系統，學術性也較強的叢書，例如《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二百種），《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五十種）以及《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等。
　　相應于這種新形勢的到來，西方諸多流派的作品，如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存在主義文學，荒誕派，新小說，黑色幽默等等作品開始在讀者中，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中流傳起來。他們對這些從未見到過的作品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十年浩劫的經歷，許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改變了對人的看法，他們深深體會到人的復雜性矛盾性，他們開始對探索人的內心感到興趣，他們發現這些現代作品比之古典文學作品更能反映人的矛盾心態，這就是為什么當時有大量的青年對卡夫卡、對薩特、對加謬格外感到興趣的原因，他們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獨，與周圍世界的格格不入，對命運的無法抗爭，他們感到的困惑、壓抑引起了青年人的理解和共鳴。
　　就這樣，這些過去一直被徹底否定，被看作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沒落而產生的頹廢文學竟然得到了許多中國青年的青睞。這種情況與過去多年來培養的文學傾向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中國就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對待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態度。一方認為西方現代派反映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變態心理”，“悲觀絕望情緒”“虛無主義”“宗教神秘主義”“無政府主義”，它們是頹廢、甚至是黃色的文學，它們在青年人中只能引起思想混亂，使極端個人主義得以惡性發展，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它們不合國情，不能接受。持這種態度的人，在當時是大多數，究其原因，這種思想認識部分是由于十年文化專制所造成，但如果追溯得更遠些，就會發現，自從１９４９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實際上指導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針所依據的是蘇聯日丹諾夫１９３４年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會上的一次講話，以及作為附錄的幾篇決議。當時中國把日丹諾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因而他對西方現代文學的論斷當然就被看作為絕對的準則。日丹諾夫對西方現代派的評價是這樣的：“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衰頹與腐朽而產生資產階級文學的衰頹和腐朽，這就是現在資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學狀況的特色和特點。資產階級文學曾經反映資產階級制度戰勝封建主義，并能創造出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偉大作品，但這樣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無論題材和才能，無論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墮落……沉湎于神秘主義和僧侶主義，迷醉于色情文學和春宮畫片，這就是資產階級文化衰頹和腐朽的特征。”眾所周知１９３６年日丹諾夫又猛烈批判了肖斯塔珂維奇，以后又加上了普魯柯菲耶夫，哈卻圖良、卡巴列夫斯基等幾乎所有著名的當代蘇聯音樂家。這是蘇聯三十年代（布）中央抓意識形態的方針，而中國當時一切都緊跟蘇聯，因而就把日丹諾夫的這一論斷作為我們必須遵循的文藝路線和方針政策，奉行不渝。多年來的宣傳，其結果是造成了許多人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偏見，他們對之采取了全部排斥的否定態度，他們不僅把“意識流”叫做“泥石流”（意思是“污泥濁水”），把整個現代派文學概括為“色情”“苦悶”“彷徨”和“頹廢”幾個貶義詞。而持相反意見的一方，則力圖從文學藝術的發展史來闡釋，現代派的產生有其相應的社會基礎，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的生存狀態，它的手法是反傳統的，但由于描繪對象的改變，轉向人的內在世界，因而手法必然超越出現實主義范圍。爭論雙方各持已見，互不相讓，盡管１９７９年在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上有過一長篇發言，要求大家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分析看待現當代文學，并批判了日丹諾夫論斷的非科學性，但是大多數人對西方現代派還是抱著懷疑，甚至敵視態度。１９８０年“外國文學研究”雜志第三期有位讀者來信說，他想閱讀一些現代派作品，以學習某些手法，但他說：“總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我走入歧途，他們說“西方藝術已經墮落了，看它何益？”“有時間看這些西方時髦，不如多讀讀魯迅的作品，那才是我們的正統。”（《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０年３期１２７頁）這些規勸使這位讀者感到為難，于是，他呼吁該刊物應公開展開有關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現代派的討論。
　　在當時展開這種討論，看來是很必要的，因為有關西方現代派和各種意見，不僅在青年人中，也在知識分子乃至干部中存在著分歧而且涉及面很廣。例如１９７９年在新疆烏魯木齊有一教師準備給學生作一次學術報告，題目是“現代主義與我國文壇”，但卻被他的上級，一位主講外國文學的副教授所“槍斃”，其理由如下：現代派是頹廢的，意識流是唯心主義的，這些東西不值得報告，沒有學術價值，而且提醒這位主講人，他之這樣肯定現代派，是因為他思想不對頭。還有些人反對現代派是認為它們都是色情的東西，這種思想在一些干部中尤其普遍，就連繪畫中的裸體畫也要遭到厄運。有這樣一個例子，在一個地區的縣委書記會上，當談到文藝問題時，一位縣委書記拿出兩幅裸體畫（一是安格爾的“泉”，一是北京機場的“潑水節”）說：“如果再這樣搞下去，我們農民就不再種棉花了。”另一位書記反駁說：“由此不種棉花，那我們每個人洗澡時也都得穿著褂子了”。由上述例子來看，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討論不但是必要，而且是非常迫切的問題。為此，《外國文學研究》雜志從１９８０年第四期開始開辟了有關西方現代派問題的討論專欄。每期都有一定數量的，持不同意見的文章，這場討論持繼了整整一年之久，計有３２篇文章發表。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雖然在一般中國人中反對西方現代派的居多數（理由已在前邊說過），但在這３２篇文章中，真正發表出振振有詞批判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理由的卻是少數。相反，大多數文章從不同角度出發對西方現代派文學作了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分析，有的從現代派產生的社會背景，有的從現代派對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批判，有的從現代派文學在形式上的創新，有的從現代派文學所反映的悲觀情緒等等各不相同的角度作了剖析和闡釋。其中有的文章對現代派的評價相當高，例如有篇文章這樣說：“現代派作為一種文學潮流越來越大，越來越洶涌……現代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力量，因為它有巨大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對自我的重新發現，對人的價值的再肯定，即對人的本質的探索和對人生充滿激情的追求，”因而它“不僅可以代表人類的現在，而且更加可以代表人類的未來”。（《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１《它們也代表了文學的未來》）與此針鋒相對，在同一期發表的卻有另一篇文章，標題是《未來決不屬于現代派》，該文首先對現代派作品下了斷言，“形形色色的現代派作品，絕大多數是色情，苦悶，彷徨和頹廢的”并認為“十年閉塞后，我們需要精神食糧，尤其需要營養價值高的糧食，不能饑不擇食”。作者認為“現代派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多數是可笑的，有的是反動的，其中的消極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１《未來決不屬于現代派》１１８頁）這兩篇文章代表了極端相反的兩種觀點，但是在語氣上比之７９、８０年已經溫和許多了。記得１９８０年年底在中國召開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一屆年會，會上馮至教授曾在他的報告中用很大篇幅講了西方現代派的問題，他說：“爭論比較大的問題，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評價問題。目前，公開的討論雖然還不多，但是彼此都上了很高的綱，你說他離經叛道，他說你思想僵化，其實這些分歧如果不是沿襲過去的上鋼辦法，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我們畢竟沒有必要對現代派文學采取派別性的態度，不是堅決擁護，就是堅決反對。我們應該站得高一點，把它當作歷史現象進行比較客觀的觀察……我們必須提供從各個角度提出的材料和觀點，使問題的各方面都被人看到和想到，這樣，即使我們以后還沒有共同的看法，可是我們爭論的學術水平是會提高的”。（《世界文學》１９８１／１《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開展外國文學工作》１６頁）從上述兩篇文章來看，馮至教授所說的那種上綱很高的現象已有所減弱，轉而為說理的成份增多了。但從這一年之久的討論來看，支持現代派的一方說得頭頭是道，從歷史，社會，政治，哲學，藝術手法等各個角度為現代派作出各種解釋，而它的反對派則顯得有點軟弱無力，倘若不是帶點攻擊性，就是抽象地說現代派“腐朽，沒落”或者“頹廢”。間或也有人通過歌頌“現實主義”，以期達到否定現代派的目的。例如前邊提到過的《未來決不屬于現代派》一文就是如此。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曾言：“有比較才能有鑒別，不和別的比，單和現實主義比，拿現代派的好作品來同它比，沒有那個現代派作品，超過了現實主義大師們。在英國有超過狄更斯的嗎？在法國有超過巴爾扎克，司湯達的嗎？在俄國有超過托爾斯泰的嗎？在美國有超過德萊塞的嗎？沒有”。（《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１《未來決不屬于現代派》１１８頁）。雖然這一論點立刻遭到了許多文章《不能這樣對待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３》《不可忽視的價值》《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３），《排斥無用，探索有益》（《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１／３）等的反駁，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上述文章中以現實主義作為利器來否定現代派的作法，在中國當今社會里卻極具代表性。因為過去長期閉關自守，國內有許多同志，甚至包括一些從事外國文學工作的同志，接觸的主要也是傳統的文學作品，對于他們來講，巴爾扎克，扎爾斯泰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就已經是比較近期的作品了。就以中國解放以來出版的各類外國文學史論的書籍來看，一般都寫到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止，以后的西方文學史便是一片空白。直到１９７６年后出版的文學史才逐漸增加了當代文學部分。同時，還應該看到，許多同志盡管矢口否認現代派，實際上卻很少、甚至根本沒有讀過多少現代派的作品，他們往往習慣于人云亦云，或者象有些人那樣，將“肯定現代派”視為一種輕浮的時髦病，對他們這些穩重，老成，有學問的人來說，一旦隨俗地肯定現代派這個時髦的玩意，便不足以表明自己的“清高”與“學識”。遺憾的是，盡管有人以這樣那樣的借口反對現代派，但是不論是哪一類反對現代派的人，都同樣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作為否定現代派的充足理論根據。為此，最后拿出“現實主義”這塊盾牌來抵制現代派，盡管失之天真，卻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可惜的是，“現實主義”不但未能將“現代派”掃地出門，相反，現代派對中國的影響卻是與日俱增、與時共進。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間，在我國刊物上發表的介紹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文章有４００多篇，而大量的現代派作品也被翻譯出版。這一事實，說明西方現代派不但沒有被罵倒，反而越來越在中國讀者中得到流傳，甚至產生重要影響，以至直接涉及到了中國作家的創作。１９８１年舉行的兩次關于我國當代文學的學術討論會上，“怎樣看待外國現代派文學？”一題想不到竟是會上爭論的特別熱點之一。而在這段時間里王蒙，宗璞、諶容、白樺、張潔等一批作家所作的探索，確是令人矚目，不由不引起人們極大的注意。這些作品說明西方現代派的創作手法已經滲透到了我國作家的創作之中。
　　事實上，隨之而來的中國小說的繁榮時期，也相應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１９８６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講座會上，一位意大利漢學家就認為“中國的當代文學已成為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而為人們所欣賞。”（《文學報》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國當代文學已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這個成就自然跟“四人幫”垮臺后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但具體說來從１９７６年以來新時期的中國小說發展來看，應該承認，它所取得的成就也與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分不開，有關這個問題，一位名叫汪昌松的同志曾寫了一篇文章，對此分析得非常透徹。他用大量中國新時期的作品與西方現代派文學作了比較，然后指出，從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間出現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就已經有了新的開拓，許多作品對人的價值作了全面的探索，開始注意人的心靈深處的活動，不再停留在對人的外部行為方式的描繪之上。以后的文學創作又出現了多向交疊與意識活動，作者籍此表達了主觀的情感，意念，感知。情節開始淡化，時空關系倒置，交錯，重疊。而愈往后，小說結構的隨意性，多樣的特征性愈重，象征，變形，怪誕等藝術手法的運用亦愈多，他舉出了大量具體作品，例如初期的《班主任》，《傷痕》以及后來的《夜的眼》《風箏飄帶》和《瘋狂的君子蘭》、《沒有油彩的畫布》等等，最后作者得出結論：“十年小說創作所取得的成就，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滲透和影響是分不開的，新時期小說結構藝術從單一化走向多元化，正是小說藝術吸取和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而發生變化的結果。”（《外國文學研究》１９８８／１《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與新時期小說結構藝術的多元走向》１０３頁）由此可見，正象五四時期，由于外國文學的傳入，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中國文學的繁榮時期一樣，今天，由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傳入，在新的形勢下，同樣也對中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不但如此，在近幾年里，有關西方現代派的研究日愈深入，發表的有關文章其學術價值也日愈提高，人們開始嘗試把現代派與中國文學加以更為細微的比較，例如《再論馬拉美與中國詩》、《荒誕派戲劇與中國的荒誕劇》等等。當今，我們已經很難在什么學術性的刊物上看到反對現代派的文章了，但是，是否現代派已普遍為人們所接受，曾經反對它的人已有所改變了呢？
　　事實并非如此，《外國文學評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所刊登的有關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奇與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之爭的學術討論會的報道就可以說明這點。盧、布之間有關現代派的爭論發生在三十年代。盧卡奇是現實主義的主張者，而布萊希特則是支持現代派的代表人物，雖然當時布萊希特并沒公開參加論戰，但卻就有關問題寫下了約八萬字的文章，直到１９６６年才由東德以《論文學與藝術》一書的形式首次出版，于是盧卡奇與布萊希特間的也即現實主義與現代派文學之間的論爭，在東西德都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許多有關這場論爭的研究文章競相發表。但是，為什么這場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外國文壇上的爭論會在１９９０年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呢？這是令人深思的。在這次有關盧卡奇和布萊希特之爭的學術討論會上，雖然有人把盧卡奇與布萊希特之爭看作是革新派與古典派之爭，認為這是歐洲文學史上的又一次新與舊的斗爭，布萊希特是革新派代表，盧卡奇是保守派代表。但更多的人卻反對這種提法，從這次會議的重要組織者之一寫的會議側記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中國召開關于布萊希特與盧卡奇之爭的討論會，必然帶有中國式的特點。”“與會者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文藝界展開的多次大辯論，大都與現實主義這個中心問題有關，而盧、布之爭所涉及的問題，有許多仍然是我們今天所關心的，或者是今天仍在進行爭論的。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舊事重提’的現實意義。更何況今天現實主義理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研討盧－－布之爭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僅僅為了弄清歷史‘懸案’的范圍。”“通過討論，大家明確認識到，現實主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我國國情的實際出發，現實主義應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主潮，……”（《外國文學評論》１９９０／３《用馬克思主義構建我國的文藝理論－－“布與盧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學術討論會側記》３６頁）由這篇會議側記觀之，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次討論會實質上仍是八十年代初曾經風行一時的關于如何評價現代派問題的爭論的繼續。只是在方式上有所改變；那就是通過外國權威人士的理論來為現實主義說話。
　　眾所周知，盧卡奇是位具有極大影響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雖然自三十年代以來，他的文藝思想曾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但四人幫垮臺之后，在中國，他卻被視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而一位被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觀點顯然具有相當的份量，在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爭論之中，盧卡奇是位堅決的現實主義的擁護者，為此，他對中國的現實主義派來講就具有極大的意義，但遺憾的是，與盧卡奇爭論的對手卻恰恰又是位被譽為無產階級作家的人物布萊希特，于是問題就顯得有點復雜化，既然雙方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末，究竟誰是誰非呢？兩人的觀點又如此“南轅北轍”。但令人意外的是這次會議卻對兩者的爭論作了如此巧妙的調和折衷，最終竟然得出了盧卡奇和布萊希特同樣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樣都是現實主義的擁護者，因而兩人的觀點同樣都是正確的結論。在《側記》一文中講得非常清楚，”盧卡奇和布萊希特的論爭既不是現實主義與現代派之爭，也不是保守派與革新派之爭，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與作家之間的爭論，是左翼作家內部的爭論”。
　　事實上，盧卡奇與布萊希特的觀點是不可能調和的。這涉及的是十九與二十世紀之間文學創作之巨大區別的問題。用布萊希特的話說：“新問題出現，要求新方法。現實在變，要表現實現，則表現方式必須改變”。（《人民性與現實主義》）布萊希特對于文學作品的要求非常明確，作品不能只停留在引起讀者“共鳴”，而是要激起讀者的思考”。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布萊希特支持現代派，他為喬伊斯遭到攻擊而鳴不平，呼吁“不要把內心獨白列在天主教的禁書單上，”“不要象逐出教會那樣來對待蒙太奇。”“不要只準許藝術手段的發展到１９００年為止，從此就不準再發展了！”而盧卡奇所承認的唯一標準的創作模式就是現實主義。為此，他們之間的爭論是無法調和的，盡管，誰都知道，新的東西往往來自舊的東西，但畢竟新舊不是一回事。特別是涉及文學藝術創作的問題，需要作更多更細更深更艱難的研究探討工作，才可能理出一個眉目，但卻未必能夠得出結論性的東西。
　　關于這次論爭討論不免令人想起１９８１年在第三期《外國文學研究》上刊出的一篇文章，那時正值討論西方現代派問題高潮。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高爾基論現代派》。內容是介紹高爾基在文藝作品，以及書信中對現代派的抨擊，涉及對象有表現主義，意識流，象征主義，未來主義等。在高爾基看來；現代派不僅僅是悲觀，不僅僅是逃避現實，而且它還掩飾了心靈的空虛與貧乏，把人畸形化。顯然，文章作者的用意是想借高爾基之口來否定現代派。但這位無產階級作家，盡管在中國享有特殊的榮譽，他對現代派的批評卻并沒有引起任何反應，人們并沒由于他的反對而對現代派有所“警惕”，正如國內有關盧與希之爭論的討論結果所表明的那樣，現實主義的威望并不能靠引用外國權威人士的言論來加以提高。
　　從上述的介紹來看，西方現代派在中國的立足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可以說是步履維艱，目前為止在中國，出版現代派文學作品，閱讀現代派文學作品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絕大部分現代派的讀者卻并未由此進而貶低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品，只不過隨著生活的改變，人們閱讀的趣味及要求也永遠處在變化之中而已。這種現象應該說是正常的，在二十世紀仍然要求現實主義像在十九世紀一樣昌盛，這本身便是不太切合實際的天真想法，在以后的發展中，現代派肯定也會逐漸讓位給更新文學流派。為此，現實主義的擁護者們對現代派的排斥便顯得大可不必，問題是必須看到對于那些處于永遠不斷變化發展中的事物，例如文學藝術，要以一個現實主義的模式來限制它們的發展終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國外文學京116-121J4外國文學研究孫鳳城19951995 作者：國外文學京116-121J4外國文學研究孫鳳城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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