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寫過一篇文章《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標題直接源于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的一段談話。重溫這段談話，愈覺得鄧小平極具前瞻性與洞察力：“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中國現在果然就被“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層層堆疊裹挾。在一些基層組織，這些堆疊的問題，幾乎把這些年的發展成果漸漸掩埋，讓民眾悲哀且憤怒。改革啟動已經33年，曾經在“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進程中有意無意繞過去的問題，以及在改革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正在不斷地積累和疊加。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蛋糕”確實是越做越大，從GDP的總量看，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事實上，在被中國的傳統正史評價為“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國的經濟總量依然在世界上稱冠。然而，中國此后的命運所有人都已經清楚。因此，GDP再強大，也不足以保證一個國家“從勝利走向勝利”，甚至可能走向敗亡。按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說法，從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傷透了中國人心的“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從22．3％增長到32．9％。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時代的中國，才步履遲緩起來。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準地預測：中國可能在2015年恢復其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地位，到203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還樂觀地聲稱，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頭號經濟體或相距不遠，但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卻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對當今中國來說，另一方面的問題更嚴峻：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卻沒有能消解中國的怨氣與戾氣呢？
從表面上看，有兩類直接的問題必須解答，也是決策層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經開始著手試圖解決的問題：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學？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攜有計劃經濟時代頑固的“轉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進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國改革開放33年來一直沒能解決的“瘸腿”效應：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社會改革步履滯緩。結果，經濟是發展了，而利益群體的分化也愈加明顯，利益博弈的規則不透明、不公正，使社會階層流動趨于停滯，權貴資本主義地位漸漸穩固，而沉淪在社會底層的草根民眾及后代，卻失去向上的、積極的、理性的動力。
憶及鄧小平最初推進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階層率先獲益。農村包產到戶，獲益的幾億農民迅速解決了溫飽；城鎮改革之初，是眾多自謀職業的“個體戶”甚至是“刑滿釋放人員”率先成為人人爭羨的“萬元戶”；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讓無數看不到未來的、正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從田頭直接來到課堂，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階層……
今天最大的問題，并非貧富間、官民間的財產和收入差距，而是這種階級的、階層的分野正在大規模世襲。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階層由于高房價等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則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官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則陷入撈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瘋狂。

周瑞金 2012-02-05 2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