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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可能是一條年齡界限，跨過了這條線，一個人會覺得心情上輕松、自由些，因為余下的歲月已不大可能改變這一生已鑄下的功過了。他可以有平靜的心情來檢視過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腳印了。我感謝中根千枝教授和喬健教授給我這個機會，出了一個題目“人的研究在中國一個人的經歷”，要我在他們為祝賀我八十誕辰召開的“東亞社會研究”討論會上作一次發言。這個題目的意思是要我回顧一下，我在人類學這門學科里做了些什么。當然我的工作能否代表中國的人類學界，那是很難說的。但我既然是中國人，我在這門學科里所做的工作無可否認是人類學在中國的表現。而且我的工作至少也反映了我同時代的學術方向。

但是這個題目從何答起呢？這很為難了我。

當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喬健教授給我寄來了一本書：Sir Edmund Leech寫的Social Anthropology（一九八二）。Edmund是我在L.S.E上學時的老同學。我們的友誼也并沒有因幾度隔絕而沖淡。一九八一年訪英時，我還跟他一起在Cambridge他的書齋里縱談了一天，沒有想到這是我們相敘的最后一次。當我們同窗的時候，在我們討論班上，他是個雄辯出眾的青年。他那種爽直、明快、尖銳的詞鋒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次在捧讀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時，我立刻感到他那可愛的性格至老未衰，可惜的是這樣的英才未獲長壽。

讀完了他這本書，我頓覺寫這篇發言有門了。這是因為他在這本書里評論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國幾個人類學者的著作時，提出了兩個問題，啟發了我的反思。

他提出的兩個問題是：

　（一）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對象是否可取？

　（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

Edmund對這兩個問題都抱否定的態度。先以第一個問題說，他盡管承認人類學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會，而且有些中國人類學者就是這樣做了。但是他態度鮮明地說：“無疑的，這種樣式的實地研究，對沒有經驗者我是不會推薦的。”（124頁）他接著列舉了四本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國人類學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評論。在他看來，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國的農民生活》，即《江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up to a point），研究自己的社會看來是有好處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為這種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證。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可能是出于“他們的眼光看來已被私人而不是公眾的經驗所產生的偏見所歪曲了”。（124頁）

Edmund對人類學者研究自己社會的那種他自認是“我的消極態度”，跟我們共同的老師B.Malinowski恰恰是個鮮明的對照。后者在給我那本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九三九）的序言里說：“如果自我認識是最難獲得的，那么無疑的，研究自己人民的人類學是實地調查工作者最艱巨的，但也是最有價值的成就。”（XIX頁）兩人都用了“無疑的”那種堅決的口吻說出了相反的態度。前者認為中國人研究中國社會是不足取的，很少成功的，而后者卻滿腔熱情推薦這種方法，認為在人類學這門學科里這是“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XIX頁）

Edmund的態度和論調是不足為奇的。熟悉他的人都會贊賞他這種不與人茍同，特別是對他的師友不輕易附和的為學作風。今天，我在這里重提這個不同見解的對比，而且參與了議論，使我的心情又回到了L.S.E二樓Malinowski的Seminar Room。辯論出自意見的不一致，結果也許并不一定導致認同，但至少可以使雙方都看清楚意見不同的來源，而達到相互的認可。使我懊傷的是今天Edmund已無法到場。我相信如果他在場的話，必然會報我以會心的微笑。他很可能同意我至少會明白我的看法，就是我們的分歧歸根到底是出于我們并不都是英國人，包括Malinowski在內。我們各自的文化傳統帶來了“偏見”或更正確些應說是“成見”。這些“成見”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說產生于Edmund所說的公眾的經驗。在這點上我和Edmund還是不－致的，因為他認為中國人類學者沒有把他們的研究工作做好是由于私人經驗所產生的偏見。他所謂公眾經驗，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歷史傳統和當前處境。

我并不明白為什么Edmund放棄他成為一個工程師的前程而闖入人類學這個園地的。我自己知道我為什么要學人類學，入學的動機可能是我們兩人同在一個學術領域分道揚鍵的根源。我原本是想學醫的，但是后來放棄了成為一個醫生的前途。因為，那是我自覺的認識到“為萬民造福”比“為個人治病”更有意義。可見我的選擇是出于一種價值判斷。

個人的價值判斷離不開他所屬的文化和所屬的時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人，正是生逢社會的劇變，國家危急之際。從我的這種價值判斷出發，我之所以棄醫學人類學是可以為朋友們所理解的。我學人類學，簡單地說，是想學習到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識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所以是有所為而為的。如果真如Edmund所說中國人研究中國社會是不足取的，就是說，學了人類學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國的話，我就不會投入人類學這門學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我從來沒有隱諱過我選擇人類學的動機。Malinowski已經在上述那篇序言里替我說明，我為什么闖入人類學里來的。正因為他同情我，他寫下了一句用意深長的話：“人類學，至少對我來說，是對我們過分標準化的文化的一種羅曼蒂克式的逃避。”（XXI頁）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語。他在用沉痛心情譴責當代西方人類學者那種內心的無可奈何之情。

我不敢冒昧地把Edmund也包括在這一類西方人類學者之列，但令人深思的是他在這本學術自述式的書里卻根本否定了人類學是一門科學。他說：“社會人類學并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也不應當以此為目的。如果要說它是什么，其實不過是藝術的一種形式。”（52頁）這句話的涵義，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卻聯系上了Malinowski上面所說的那句話，他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在西方人類學門內至少有一些學者把它作為表演才華的戲臺，或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種智力的操練或游戲，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我本人對這些動機并無反感。在一個生活富裕，又是競爭激烈的社會里，當個人謀生之道和社會地位已經有了保證之后，以人類學來消磨時間或表現才能，確是不失為一種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沒有條件這樣來對待這門學科，事實上也走不上這條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會覺得愉快的。

Edmund鋒利的思路又發現了個使像我這種中國人類學者為難的題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個別社區的微型調查能使你認識中國的全貌么？

這個問題的矛頭直指我的要害，因為如果我學人類學的志愿是了解中國，最終目的是改造中國，我們采取在個別小社區里進行深入的微型觀察和調查的方法，果真能達到這個目的么？個別入手果真能獲得概括性的了解么？Edmund對這個問題仍然是否定的，消極的。他在第一個問題上是放過了我，我感謝他還說了些好評，但在第二個問題卻想逮住我了。他用了回護我的口吻來表達他不相信我這樣做能“了解中國”的。他說：“費雖稱他那本書為《中國的農民生活》，他并不冒稱他所描述的社會體系是整個國家的典型。”（127頁）又說“這種研究并不或不應當自稱是任何個別事物的典型。這樣做的旨趣是在它的本身。”（127頁）

Edmund對我的回護我是應當領情的。但是他的意見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確是沒有意思想把那個調查過的江村作為整個中國所有千千萬萬的農村的典型；也沒有表示過，研究了這個農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國國情。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出版社給我加上的。它原本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Kaihsienh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而且英文本的扉頁上還印著“江村經濟”四個字。當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時并沒有用“中國的農民生活”而還是“江村經濟”。Edmund是知道這經過的。

我也同意，解剖一個農村本身是有意義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須老實說，我的旨趣并不僅限于了解這個農村。我確有了解中國全部農民生活，甚至整個中國人民生活的雄心。調查江村這個小村子只是我整個旅程的開端。因此如果Edmund看法是正確的，就是從個別不能概括眾多，那么我是走入了條死胡同了。所以我必須正視Edmund所指出的問題，并在實踐中證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從個別出發是可以接近整體的。

這個問題在我寫完《江村經濟》時已經意識到，而且國內不少評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對此心中是有答案的。我這樣想：把一個農村看作是全國農村的典型，用它來代表所有的中國農村，那是錯誤的。但是把一個農村看成是一切都與眾不同，自成一格的獨秀，sui generis，也是不對的。

也許是受了我早年所學的動物學和解剖學的影響，我對客觀事物存有類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條件下存在的，如果條件相同就會發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條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個類型。同一個類型里的個別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樣的，類型不是個別的眾多重復，因為條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說的類型只是指主要條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個體。

以江村來說，它是一個具有一定條件的中國農村。中國各地的農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條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為中國農村的典型，也就是說，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會體系等情況硬套到其他中國的農村去。但同時應當承認：它是個農村而不是牧業社區，它是中國農村，而不是別國的農村。我們這樣說時，其實已經出現了類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這里和Edmund辯論的焦點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國所有農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國的農村。那就是說形成江村的條件是否還形成了其他一些農村，這些農村能不能構成一個類型？

如果承認中國存在著江村這種的農村類型，接著可問，還有其他哪些類型？如果我們用比較方法把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一個一個地描述出來，那就不需要把千千萬萬個農村一一的加以觀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國所有的農村了。請注意上面我多次用了“逐步”和“接近”兩個詞。通過類型比較法是有可能從個別逐步接近整體的。Edmund喜歡用數學概念來表述事物，我這里所說的“接近”也就是微積分里的基本概念。

用實踐的經過來說容易講得明白些。一九三八年我從英倫回國，也正是我校讀完《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的清樣之后，抵達中國抗戰時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我只休息了兩個星期就下鄉去調查昆明附近祿豐縣的一個農村，我把它稱作祿村。祿村和江村所有條件不同，江村是在沿海傳統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是個具有傳統家庭手工業又從上海傳來的現代工商業較深影響的農村。祿村是個遠離現代工商業中心的內地農村，這個農村的農民幾乎全部依賴農田上的收入來得到生活的。江村和祿村具有不同的條件，給了我實踐類型比較研究的機會。云南的內地農村具備的條件還是有所不同。我們沿著滇池轉，發現了三個不同類型，祿村之外還有易村和玉村。我們把這三種類型的比較在一九四一年用英文寫成了一個簡略的英文論文，稱作“Three Types of Villege in Interior China”，（《中國內地農村的三個類型》），由當時的太平洋學會印發。這里我們就用了Types這個字在論文的題目里了。云南三村的詳細的情況，一九四三年我在美國寫成了Earthbound China一書（中文本《云南三村》尚在印刷中）。這本書在我看來在人類學方法上是和《江村經濟》相銜接的，是類型比較法的實驗。但在西方并沒有受到像《江村經濟》那樣的重視，看來這并不是西方人類學者所感興趣的方法，因而也沒有引起Edmund的注意。也許這時西方的人類學者已把我看成是一匹不受學術領域中各科邊界約束、四處亂闖的野馬了。

這匹野馬，寫完了《Earthbound China》有三十年沒有在人類學界出現。我上面所說的逐步接近的諾言也難以為繼了。但是當我在年過七十之后，重新回到早日馳騁的領域時，我還是堅持了原來“逐步接近”的方針，不僅在江村追蹤調查，了解它在這半個世紀里的變動，而且把研究對象從農村提高了一個層次，進入了小城鎮的范圍。

當然老馬也只有老方法。我把類型比較法從農村用進了小城鎮。先在我家鄉的幾個小城鎮開始，逐步進入長江三角洲的四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市，二年后又擴大到江蘇全省。第四年我就闖出省界，分兩個方向前進：一是沿海從江蘇到浙江，經福建到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再進而接觸到廣西的西部。另一路是進入邊區，從黑龍江到內蒙古、寧夏、甘肅和青海。其間又去過中國中部的河南、湖南、陜西。中國的沿海、中部和西部在最近八年里我大體上都訪問過了。

這樣的年紀和這樣廣闊的“田野”，原來在江村那樣的微型調查我本人是做不到了。幸虧我這段時期并不像過去那樣只能單槍匹馬地上陣，現在已有個小小的隊伍，由一些青年學者邊學邊工作，在各個據點進行直接的觀察。我們由于和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密切合作，也有條件用問卷的方法，由點及面的作廣泛的數量調查。更由于有了計算機的幫助，大量統計料能夠比較快的整理出來，江蘇全省小城鎮的抽樣普查就是一個嘗試。這使我們更能接近于對中國全貌的了解。

由于我自己意識到這一生中能利用來作研究工作的時間愈來愈短愈少，我不能不多看些地方。所以我的習慣是每走一地方就把我的感受寫下，仔細的調查研究留待別人去做。我稱之為開路破題的工作。我寫下的這一類的文章是不少的。其中一部分早期的作品已經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匯集了一本《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去年（一九八九）出版，不能直接閱讀中文的朋友，可以從中看到一些例子。

我想用我本人的經歷，正如本文題目所要求我的，來答復Edmund向我們中國人類學者提出的問題。我可以告慰于關心我的朋友們的是，我幸而在晚年能得到這十年可寶貴的機會來繼續我的初志。當然，我并不敢說對中國的國情已有多大的了解，但比五十年前是了解得多了一點。更使我高興的是四十年代根據我所調查的資料和從而所得出的認識和形成的對農村發展的見解，到了八十年代逐步地經過實踐的考驗，已證明不少是符合實際的。這也使我更相信認真的以人類學方法去認識中國能有助于中國的發展。人類學是可以成為一門實用的科學的。

我很羨慕Edmund有深湛的哲學修養和優異的學術環境。我知道，像我這種務實的人對他提出的問題所作出的答復是不容易說服他的。但是我認真的想一想，我這種在Edmund看來也許是過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產生的，也不是我個人的特點，或是產生于私人經驗的偏見，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烙印。隨手我可舉出兩條：一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二是“學以致用”。這兩條很可以總結我自己為學的根本態度。

想不到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對我這一代人還會有這樣深的影響。孔老夫子還不是主張少在看不到摸不著的玄理上去費腦筋。他周游列國還不是為了尋覓有用于社會的機會？務實的精神潛移默化，滲入學術領域，結果使像我這樣的人，毫不自覺這是古老的傳統，而投身入現代的學科里，形成了為了解中國和推動中國進步為目的的中國式應用人類學。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學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個人的創見，很可以說是歷史傳統和當代形勢結合的產物。

我和Edmund意見的分歧，對一個有人類學修養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這里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屬于不同傳統和處境的問題。我們不僅能相互容忍而且還能相互贊賞。我們不妨各美自美，還可以美人之美。這是人類學者的應有共識。

不幸的是人類學在現代世界上還是少數人的珍品，遠不是普遍人的常識。可是在這個各種文化中塑造出來具有不同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的人們，由于科技的急速發展，已經生活在一個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們帶著思想上一直到行為上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進入共同生活，怎樣能和平共處確是已成為一個必須重視的大問題了。由于文化的隔閡而引起的矛盾會威脅人們的共同生存。從這個角度去看我這次和Edmund的缺席對話，其意義也許不只限于我們少數不同國籍的人類學者的共同興趣，而可以聯系到今后世界人類怎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我雖然已經年過八十，對今后人類的關心看來并不是杞人憂天。人類學者是否有責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作出一些貢獻？謝謝今天的各位朋友，讓我們一起為人類學的不斷前進作出努力。

燕南園愛思想 費孝通 2015-08-23 08: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