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中國社會亂象是誰之過？

簡體傳統

中國社會亂象是什么？目前，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準確完善的解釋，但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的確能夠感受到，繁華的中國經濟表現下社會的一片凌亂。近些年，中國新聞媒體報道的焦點與熱點內容，例如從大學生就業問題、一直受關注的房價問題、醫療改革問題、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教育制度問題等這些大問題，到類似于南京彭宇案（老人倒地扶起后惹來的民事官司）、震驚中外的佛山小悅悅事件、熱播電視節目《非誠勿擾》女嘉賓孫雅莉的寶馬車一案、爭議頗大的蘇紫紫人體藝術、郭美美炫富事件與中國紅十字會、以及“李剛是我爸”、“藥家鑫事件”、“李雙江兒子打人事件”等等，這些社會個別事件，所折射出的社會風氣，也許正是這種社會亂象的表現，讓全球的中國人感到心寒、恐懼與憤怒。人們期待的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國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安全、道德的和諧社會，反而成了以錢和地位為導向的、冷漠、自私的功利社會，這樣的社會環境所出現的種種違背人們道德價值期望的個人或集體的不道德或者違法行為，也許就是中國社會亂象吧！
我們看看一個社會亂象的中國，社會風氣有哪些不好的傾向。之所以是傾向，是想說明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但是這樣想法的人好像越來越多，已經不是極少部分，而是成為社會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大群體。這些傾向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齊步向錢”的傾向。這一點，相信不用證明，國人心里都能夠感受得到。奇怪的是，很多人不會公開承認，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以“錢”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辦一件事情是否容易的一種心理暗示或者標準。看看中國社會，你會發現，這些“有錢行遍天下，無錢寸步難行”、“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錢錢錢、命相連”等想法十分流行，體現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例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結不起婚等等。在這些老百姓眼中，有錢人可以活得很有尊嚴，活得很瀟灑，活得很自在。雖然不是只有中國有這樣的現象，其他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對于一個有千年文明國度的社會里，這種傾向的恣意發展發展，社會上就會盛行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社會失去一種國魂和精神，這是十分可怕的。
二是“事不關己”的傾向。事不關己的傾向，實質上是一種推卸責任的不良傾向。無論身旁發生什么事情，只要不與自己直接相關，就不要去插一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一早就有是改不掉的。公民責任意識的淡化，甚至推卸責任的行為在社會中屢屢皆是。“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的人越來越少，不是沒有這種人，而是有這種責任感的人，得到的不是社會好的回報，而是去承担這種責任風險的賠償。現實生活中，好人難有好報，久而久之，好人不敢做了，又不能做壞人，大家都開始冷漠了。老人跌倒只望不扶，有人溺水見死不救等社會問題的出現，正是這種“事不關己”推責現象的體現。去年發生的美國女游客在中國西湖救人后，然后悄悄離去的先進事跡，讓人十分感嘆與反思，難道我們只能責備西湖旁圍觀的中國人嗎，難道只有美國人才會見義勇為嗎？國人害怕了，正如長江大學三名學生救人，不幸溺亡江中，漁船不給錢不打撈尸體，相關官員辦事走秀與推責，讓人看了十分心寒。負責后果很嚴重，人們看多了，也不敢了。
三是“形式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從政府蔓延向社會，而且勢頭還日趨嚴重。“形式主義”不單單是大話空話的問題，更深層次地講，而是一個社會誠信的問題。責任方承諾太多，要求太多，宣傳太多，人們一開始期望很大，結果沒有一個方面可以做好。這種風氣久了，大家都知道這是走走秀，不能當真，時間長了，社會上也就營造了這樣一種社會風氣和氛圍了。更可怕的是，看誰的忽悠“功夫”高，能夠把假的宣傳成真的，壞的宣傳成好的，錯的宣傳成對的等等。有些則是“馬克思主義裝電筒”，只照老百姓，不照自己。這種誠信缺失的風氣，從部分地方當權者泛起，地方老百姓信了，受傷了，然后蔓延到整個社會。人們不再能夠相信誰，法律成了一紙空文，社會越來越缺乏安全感，人心就開始浮躁，為了力求生存與自保，一些社會亂象也就就產生了。
有的學者稱中國的社會亂象是社會道德滑坡所造成的結果，這種判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正確的。那么，又是什么導致了中國現在社會道德集體滑坡呢？造成這些傾向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有的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中等收入陷阱”所導致的。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劉偉等，2011）。此時期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貧富差距大，犯罪率上升，社會出現諸多亂象。這種解釋也合情合理地說明了中國社會亂象產生的經濟根源。正如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是指同物質生產力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各方面的總和，是社會結構兩個基本層次之一、也是社會生活兩個基本領域之一。上層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等的總和。從這個視角看，經濟發展問題，確實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既然產生問題，我們就應該“亡羊補牢”，避免潛在更大的亂象發生。然而，誰有責任把這些中國的社會亂象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呢？或者說是誰應該承担責任，再次營造一個相對淳樸、安全、公平的社會環境呢？毫無疑問，答案是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中國政府的幾個痼疾，雖然不能說是根本原因，但是這些痼疾是助長中國社會亂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推手，我們必須把它們根除掉。第一個痼疾是“監督”的失職。無論是政府相關部門對內部監督，還是對外部的監督，總體上說都顯得十分無力。這種監督的失職，致使人民群眾把期望寄托于社會輿論。新聞媒體作為社會輿論的重要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了中國人獲得社會公平的一根救民稻草。對于一些政府官員的違法與侵權行為，沒有“關系”而受欺壓的弱勢老百姓，需要有一個聲音為他們吶喊，給他們帶來公平正義。而這么大個國度，能夠被吶喊的又有幾人？在某些人眼中法律如同虛設，不能有效落實；或是法律只對老百姓有約束，對有錢有權的人，沒有太大的約束力。暫不論監督失職下形成了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保護自我利益，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單就許多老百姓利益受到侵犯，而正義無法得到伸張的時候，一種“惹不起，躲得起”的自我保護心態就開始在社會蔓延起來，袖手旁觀的社會冷漠也許正是這種心態的一個產物。
第二個痼疾就是“腐敗”的問題。也許這是第一個痼疾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提出“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腐敗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社會亂象快速生長的催化劑。中國政府官員的腐敗已經不是個別行為，而是一個不能證明，但確實眾人皆知的“正常現象”。先不論腐敗的官員，是如何地破壞環境、浪費資源、欺壓百姓、徇私枉法、結黨營私等等。就這種腐敗行為對社會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十分可怕的。在中國這樣政府主導的社會中，腐敗行為的猖獗，會給社會營造一個一切向“錢”看的不良氛圍，其他社會單元也會以此為“榜樣”，在可能的情況下“順應潮流”，而這股潮流滲透到教育、醫療、住房、金融等各個方面，形成了可怕的社會風氣：有錢可以有地位，可以滿足一切虛榮，可以辦成想辦的事情等等。人們會為了錢不擇手段，有毒奶粉、假煙假酒假藥、地溝油、黑心棉等等，甚至出現“寧愿在寶馬車里哭，不愿在自行車上笑”的赤裸裸的物質追求。
第三個痼疾是“誠信”的缺失。“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是某些基層政府官員給老百姓的不良印象。一些地方官員表里不一、責任推卸、官僚主義，衙門作風更是讓老百姓對政府失望透頂。另外，部分政府官員的瞞上欺下、捏造事實、數字造假、暗箱操作、職權濫用、形式主義、過場走秀等，讓老百姓無法在一個相對公平公正或者誠實可信的環境里，訴求自己的合法權益。部分政府官員的這種誠信缺失，恣意妄為的違法行為，的確給社會帶來一種不良的導向，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沒有一個安全感。特別是出現的獻血黑幕、地溝油利益鏈、江西強拆導致農民自焚等惡性事件曝光后，人們對政府和對國家管理單位的失望與心寒，不得不說加速了這種社會亂象的蔓延。
令人担心的是，政府若不用力醫治痼疾，除去病痛，或者說不能大程度地減輕痼疾產生的“癥狀”，一味以經濟成績為導向，這社會亂象背后的一股社會暗涌，是非常可怕的。當矛盾累積到不可控制階段，暗涌產生的驚濤巨浪會給中國國家的發展，帶來不可估計的破壞。在充分肯定中國政府經濟建設取得偉大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重視政府本身的導向作用，重視良好社會環境的建設。特別是對于那些與普通老百姓接觸最多的基層政府官員與辦事人員，他們的言行舉止，對社會環境的營造，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好的政府是能夠接受群眾意見，真正為人民辦實事的政府。溫家寶總理（2012）也指出：“要創造條件讓民眾批評政府，聽取民意”。但是，正如香港鳳凰衛視一個評論員所言：“批評政府不能無理誹謗，要有道理有邏輯地批評”。中國強大了，中國崛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與中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分不開的，作為中國人，我感到驕傲和自豪。但是，正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深愛著這個國家，我們也不得不反思國內出現的種種社會亂象，指出政府存在的，推動這些社會亂象快速蔓延的痼疾。我們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持中國政府逐步改革，除去頑疾，真正實現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信念，減少社會亂象，進一步實現社會的和諧安定和國家的繁榮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