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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

極權主義無疑是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個最大的謎。盡管此前有種種極權主義的思想和種子，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真正開花結果。它是一場富有感召力的運動，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誘人的理想和不容質疑的正義，卻釀造了無盡的罪惡；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踐踏著人性，其中卻又夾雜著動人的故事；它是無數人的希望，又是無數人的厄運。可以說，沒有極權主義，人類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會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發著巨大的誘惑力。

這是一個怎樣的謎？

阿倫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此，有人認為，可以說極權主義是現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

說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是因為它具有此前任何統治都不具備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極權主義是基于一種意識形態烏托邦基礎上的對社會的系統改造，推進這場改造的是激昂的社會運動，結果是一套在邏輯上似乎是盡善盡美的體制。無論是其強調的意志的力量，還是精神的原子彈，深層的也許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極權主義打破了傳統的“統治”或“治理”邊界，傳統專制主義的統治與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再暴虐的統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領域留有自由，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總體性的，彌漫于全部的社會生活。它壟斷的不僅是權力，也不僅是財富，它還壟斷著社會的“場所”和“空間”，換言之，它是對全部社會生活的重新組裝。

再次，極權主義模糊了“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使“被統治者”成為“統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鮑曼注意到，納粹大屠殺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專制主義僅僅要求被統治者的“服從”，而極權主義要求的是“被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合作”。為此，它要求對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換言之，傳統專制主義是一部由車頭牽引的列車，而極權主義則是在每節車廂上都安裝了發動機。

2、極權主義的能量來源于對社會情緒的烏托邦式系統整理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之處，是它的巨大誘惑力和能量。正因為如此，許多討論極權主義的文獻都使用了“極權主義的誘惑”這樣的字眼，而在現實中，人們更能感受到極權主義的巨大能量。而這種誘惑和能量，最突出地體現在它能使被統治者成為營造統治關系的積極參與者，甚至使極權體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為它最忠實的擁護者和捍衛者。

這樣的誘惑或能量來自哪里？

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誘惑都一定是在苦難和無望中升起的燈塔。德國納粹上臺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剛上臺時，德國經濟幾乎陷于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甚至更多，通貨膨脹達到四十多億馬克兌換一個美元。構成這種災難性現實的背景有兩個。一是一戰后作為戰敗國受到的嚴厲懲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蕭條。無疑，一個能夠結束這種災難的力量，就是人們的救星。

但這樣說，并不能解釋極權主義為什么是一個現代現象。因為我們知道，災難，甚至更一般意義上的苦難，都是貫穿于整個人類的歷史的。那么，為什么那時候沒有形成如此強有力的極權主義？這里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溝通了天國與地氣的現代烏托邦對社會情緒的系統整理。從極權主義形成的歷史來看，通過意識形態對困惑、孤獨、怨恨、欲望、失落、恐懼、無力感等社會情緒進行系統整理，并以跳過人性的辦法形成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是極權主義的誘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當然，另一個原因是現代的組織技術、信息技術等為極權主義提供了客觀的條件，這個問題將另文探討。

極權主義最容易發生在苦難深重的地方。因此，對于苦難的整理總會給社會運動以巨大的動力。希特勒在一場著名的演講中說，“那場戰爭結束之后，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就沒有了！那些戰勝者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一個歐洲大陸上最高貴的民族地尊嚴！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像本杰明·馬丁一樣去做一個自由的斗士，還是一個奴隸？！”無論在個人的還是在社會的層面上，喚醒苦難的記憶，激發擺脫苦難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動力的。我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憶苦思甜，也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這里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散射的自然狀態的苦難轉變成可以將社會動員起來的系統的苦難，這里需要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框架。比如，如何將婆婆對媳婦的虐待引申到社會的框架之中。

苦難的訴說有兩個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難的理想主義目標，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內部整合的敵人。而制造敵人依賴的就是從苦難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轉化。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從學理的角度對怨恨進行過探討，甚至認為怨恨是現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斷言，怨恨牽制著整個歐洲的現代性的頹廢與虛無。舍勒則認為怨恨與現代性同構。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極權主義這里才發揮了其最大的潛力。因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需要不斷地制造敵人。制造敵人的意義，一是可以在社會中制造緊張狀態，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規的統治措施提供依據；二可以在內部制造緊張感，從而強化內部的整合。

其實極權主義進行整理的社會情緒遠遠不止這些。轉型期人們會特有的孤獨、困惑、失落、恐懼、無力感等更是富有潛力的社會情緒。達倫多夫的研究表明，極權主義誘惑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于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達倫多夫指出，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人們很容易掉進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極權主義的許諾，就可以看出，其具體內容往往都是針對這些情緒的。

3、極權主義誘惑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其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這無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納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認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實當時那個第三帝國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數德國人是真心擁戴他們的元首，真心相信納粹的。

而最令人感嘆的是，極權主義造就了這樣的一種歷史奇觀：它的最狂熱的擁護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熱的擁護者。

那么誰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么？人們最熟悉的當然是阿倫特的觀點。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基礎就是無結構的群眾。極權主義不僅得到群眾空前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有時甚至具有無私、超功利的特點，他們不但愿意犧牲自己，而且愿意犧牲家人和朋友。當然，從極權主義垮臺是過程看，群眾對其的拋棄也是迅速的。按照阿倫特的分析邏輯，以利益為號召的動員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結構的群體，而極權主義動員的則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

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發現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漂泊無根，甚至成為現實社會中多余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跟某種永恒的、操縱萬事萬物的巨大勢力結合成一體，因為惟有攀住這股力量，他們才能感覺安全妥當。他們甘心為任何賦予他們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運動或意識形態服務，以便獲得起碼的“尊嚴”。在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時候，群眾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承認。所以阿倫特說，群眾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識形態提供給他們的最具抽象形式的勝利與成就之結局。

但社會學家達倫多夫不同意這樣的分析。他認為，早期美國有著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國既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任何時候都未因為受到誘惑想成為這兩種主義的國家。而革命前的俄國顯然也不是原子化的。達倫多夫認為，極權主義不會誘惑這類群眾，而是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而且也許基于這個原因，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一個領袖的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

達倫多夫繼續分析到，成為極權主義基礎的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之所以有誘惑，是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中，希望擺脫一種不完善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就出身于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的追隨者來自某些特定的下層群體，它們“從未為社會所整合”，后來也來自一些小的獨立職業者和小商人，這些人都為有組織的資本也同樣為有組織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時，也包括這樣的一些職員，他們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地位之間被拉來拉去，搖擺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爾等人的分析，則揭示了極權主義更深層的基礎。哈耶克指出，毫無疑問，不但在德國和其它地方為極權主義作準備的那些思想，而且極權主義本身的許多原則都已成為在很多其它國家里產生日益增長的吸引力的那種東西。日益崇拜國家，傾慕權力，好大喜功，熱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組織化”(我們現在把它叫做“計劃”)和“不能讓任何事情聽命于有機發展的簡單力量，”這樣的思維和邏輯，在很多社會中盛行。這是產生極權主義的深厚基礎。對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這樣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們，極權主義就在我們的心中，就在一個正常社會里無數人的思維中。

有一位網友這樣寫道：有一次，我看到身邊農村窮苦的人們，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罵：你們養不活這些孩子，不能給這些孩子好的生活，為什么還要生他們？你們不應該生！那時候我在讀大學，是個理想主義者。過后我就反思：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有權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們生孩子？我憑什么剝奪窮人生孩子的權力？剝奪窮人的天倫之樂？這個事件對我影響重大。我就是波爾布特。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波爾布特。當我看到BBC關于紅色高棉的紀錄片，一對中國北京情侶不遠萬里，歷盡艱辛，投奔柬埔寨，臉上洋溢著理想與希望的光輝時，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從心底里我就開始試圖原諒他了。其實，與其說作者在原諒極權主義的追隨者，不如說是在檢討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因素。

更令人驚異的是極權主義受害者對極權主義死心塌地的擁護，以至于人們不得不將“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個概念移用到他們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伙，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鉆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接下來發生的情況大出人們的意料，離開保管庫后，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并拒絕提供不利于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后就嫁給他。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說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這時候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很難進行充分解釋的現象。其中依賴與認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體說，第一，對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運的。第二，他身上有讓你能產生認同或吸引你的東西。第三，他對你有某種意義上的恩惠，特別是在可以處死你的時候沒有處死你。第四，他能夠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現實的情境或他構建出的情境能讓你覺得你們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將其總結為下列的心理過程：被害的弱勢者在長期受到侵害他們的強勢者支配之下，最后終于放棄了反抗，轉而認同強勢者以期獲得安全感的一種心理轉變。受害者盡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釁加害者；而受害者這樣做的時候，也漸漸失去自我意識，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觀點。假如受害者現在用加害者的眼光來看世界，他們就不再渴望自由，結果是當救援到來時，受害人可能會抗拒營救。

4、極權主義的邏輯在過程中延伸

極權主義是一個過程。正是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極權主義的能量和魅力開始不斷地展開和延伸。

這里有兩個文本，有助于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個是NaomiWolf的《10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另一個是DennisGanse導演的電影《浪潮》。

我們先來看看《10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一文。這篇文章寫于2007年，是針對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他認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毀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從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個步驟就可以了。這十個步驟就是：

1、制造出一個或是內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敵人，使人們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脅，從而使人們愿意接受對自由的限制。2、建立一個法外的監禁系統，以對付威脅者或敵人，這樣可以使得人們覺得有安全感。3、建立一個惡棍團體，通常是準軍事性的，目的是對民眾進行恐嚇。4、建立內部監視體系，并鼓勵人們互相揭發。5、潛入市民組織并對之進行騷擾。6、對持不同或相反政見的領導人進行專橫的拘留與釋放，而且一旦你上了這份名單就很難從名單中消失。7、對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進行攻擊，尤其是學者、學生和教授。因為在他們看來，學術界是各類運動的易燃地帶8、控制媒體，用虛假的新聞和偽造的文件取代真實的新聞。在一個法西斯系統中，重要的是混亂而非謊言。當公民無法區分真實還是偽造的時候，他們就一點一點地放棄了對政府應承担的責任的要求。9、異議即叛國，把持有異議定義為“叛國”，把批評定義為“諜報”。10、中止法治。

這十個步驟演繹的是一個民主自由體制向法西斯體制演變的過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層面。這當中尤其要注意如下兩點。第一，這種演變是通過一個完整的過程逐步推進的；每一個步驟幾乎都是天經地義；在其中的每一個步驟當中，你都很難意識到其最終的結果。在開始的時候，恐懼總是別人的事，孩童在玩輪滑，船只在起航，狗繼續狗的生活……一切都從容而正常地繼續著。這時罪惡在發酵，而人們卻渾然不覺。第二，在有關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許多人都強調了烏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實，在極權主義的想象中，對敵人或威脅的想象是同樣重要的。這兩個東西猶如硬幣的兩個方面。在這十個步驟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制造敵人。因為只有對敵人或威脅的想象，才能動員民眾的感情，才能為其獨特的統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隊伍乃至社會的內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說《10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是從制度層面推演了極權主義的形成，而電影《浪潮》則演繹了在社會心理層面極權主義邏輯發酵的過程。這是在一個中學班級中進行的實驗。這個邏輯的起點（第一天）是從自由散漫到紀律和權威的轉變，重新排列過的桌椅和座次，統一的發言姿勢和稱呼，從中萌發出對獨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點是團結與集體理念的生成，統一的軍人式的步伐與統一的著裝，通過對整體的魅力感受由此帶來的優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則是用“浪潮”這個名字作為符號，以強化成員對其的認同與忠誠，并以集體的力量對其中的異端施加壓力。第四步（第四天）極權主義的形成了內在的動力，人們可以用自己的創造性和能動性推動邏輯的演進了，同時運動本身也開始失去發動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經使這個運動欲罷而不能，運動的終結將導致其中某些成員的絕望。

在這當中，有幾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間才顯得有點不對頭的。故事幾乎是游戲般地開始的。開始的時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動人心的，領袖的產生，集體的重大事情的決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產生的。但不久，領袖在開始操縱集體，個人在走向狂熱，而由神圣性賦予的優越感則在變成針對圈子外其他人的敵意和攻擊性。第二，極權主義對于社會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為運動中形成的扁平結構（有人稱之為平等的結構，但由于領袖的壓倒一切的地位，稱之為扁平結構可能更合適）徹底顛覆了過于的不平等的結構和地位分配。電影中的蒂姆就是一個例子。他在集體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熱中體會著自己的價值，運動成為他的生命。第三，為了目標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視之為一種超越。由于這個集體的目標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棄漂亮服裝，也可以將說謊視為正當。總之，這是混合了許多東西的一種帶有某種神圣性的驅動。直到這個時候，人們也才理解了殘酷的來源，因為他們把殘酷理解為是實現神圣事業的一種正義手段。

就在我搜索網友們有關《浪潮》的評論的時候，我注意到這樣一個帖子《別跟我談走向極權的可能性——《浪潮》觀后》。這位網友寫道：“按照影片里對極權社會的定義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經歷來看，我們現在就生活在極權社會里。但我們不一樣地安然生活著么？整個民族不一樣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覺中么？有什么不好”？應當說，這樣的心態和看法，在我們的社會里不是個別的。這正是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

5、恐懼的生產與再生產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說。

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松的頭發，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一篇評論肖斯塔科維奇的文章這樣寫道。

肖斯塔科維奇自己則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恐懼和壓抑是彌漫著我們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在肖斯塔科維奇身上體現的這種恐懼，是我們理解極權主義統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側面。

制造恐懼，是極權主義統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地說，統治與強力總是分不開的，因此在任何社會中，統治者總會努力使人們害怕一些東西。但在極權主義制度中，恐懼在統治手段中占有一個極為特殊的地位。如前所說，極權主義權力的特點是無所不在，滲透一切。但如果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這種權力是通過一個續譜不斷延伸的。這個續譜的第一段，是直接的權力，極權主義權力的特點是總體性的。但盡管這個權力是總體性的，其延伸是有邊界的。于是，接著這種統治所依賴的就是這個續譜的第二段，由權力制造出來的恐懼氛圍。在這個領域，不用權力直接發揮作用，它制造出的恐懼氛圍就可以起到類似的作用。但恐懼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邊界的，這時起作用的，就是續譜的第三段，即由恐懼氛圍的內化而形成的自我約束。

因此，制造恐懼，就成為極權主義的一項工作，而這項工作往往通過表演性的儀式來進行。最近的一則消息是，金正恩的前女友、朝鮮歌手玄松月等10多位著名藝術家涉嫌違背金正恩的指示，制作、銷售淫穢物品，8月20日被公開槍決。消息說，“公開處刑是在銀河水、王在山、牡丹峰等朝鮮主要藝術團員和死刑犯家屬面前，用機關槍槍決。”而在這之前，更具表演情節的是，金正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曾經將一批朝鮮高官用迫擊炮處決，即把受刑的人置于彈著點用火炮轟。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機關槍和迫擊炮行刑的方式。它的作用，不僅是要結束行刑對象的生命，而是要產生一種極大的震懾力。這種震懾力超出一般人們對死亡恐懼的想象。

極權主義是一種恐懼的政治，極權主義的特點是制造了一種特殊的恐懼。這種恐懼起碼具有這樣的幾個特點。

第一、恐懼的強度超出對于死亡的恐懼；

人們通常說，死都不怕，害怕什么。這句話表明，對死亡的恐懼是最大的恐懼，至少對我們一般的俗人來說是如此。但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突破，是制造出一種超出對死亡恐懼的恐懼。舉個例子來說，人們經常對一件事情感到不解。即在大饑荒的時候，人們為什么寧可餓死在糧倉旁邊也不搶奪糧倉中的糧食。人們的疑問是，他們為什么不搶糧倉，眼看自己要餓死了，害怕什么？還有比死更可怕的嗎？問題就在這里，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就是有比死更可怕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去搶了糧倉，不但自己還是逃脫不了一死的命運，把自己的家人，甚至子孫后代也毀了。子孫后代就會成為反革命家屬，要為他的這種行為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很可能是祖祖輩輩的代價。

第二、這種恐懼是彌漫性的，滲透于人們的每個毛孔之中；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塑造了一個老大哥的人物，他從不露面，但又無所不在，監視著人們的一切。哈維爾曾經細致而深刻地描述過后極權社會那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現象：“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并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后面重復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義務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并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于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里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后，存在于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游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于他們事實上并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

吊詭的是，極權主義制造了一種彌漫性的恐懼，但其結果卻是，形成了人們對極權主義的更嚴重的依賴，因為，似乎在一種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中，只有極權主義才能為你提供某種保證。因此，極權主義社會中的人們，往往是對極權主義的恐懼與對極權主義崩潰的恐懼同時并存，甚至有時更担憂極權主義的崩潰。

第三、這種恐懼會升華為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約束；

有這樣一個故事。電視臺的一檔娛樂節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個隨機采訪。主持人握著話筒，攔下一個個路人問：如果我現在能幫您實現一個愿望，那么，您希望這個愿望是什么？回答時間限定，十秒鐘。那天他在街上攔下二十個路人，他向二十個路人一一詢問了同樣的問題。結果卻令他大為震驚。二十個人中，有十九個人的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鐘過去，他們會說，我還沒有考慮好。說這些時，他們表情嚴峻，眉頭緊鎖，似乎生怕自己說錯。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不過是一個游戲？當然不是。誰都知道這只是一個游戲，誰都清楚主持人不會幫自己實現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們說什么都行，怎么說都行。可他們仍然不輕易開口，他們痛苦地一本正經地思考。甚至有人說，如果您明天采訪我，或許我會給你一個最完美的客案。那天這位主持人非常失望。他說，這個城市的人已經習慣了毫無理由的嚴謹。或者說，他們被自己嚇壞了。他們總是害怕出錯。他們失去了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的勇氣。其實，只有恐懼升華為一種自我約束的時候，恐懼的效力才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接著的問題是，這種獨特的恐懼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這種恐懼又是如何被強化的或再生產？這里需要注意極權主義恐懼制造中幾個非常重要的技術。

第一、你不知道你會因為什么而受到懲罚。這樣的恐懼才會無邊無沿。

第二、你不知道你會受到什么樣的懲罚。這樣，懲罚所造成的恐懼效應可以倍增。

第三、你不知道這種懲罚會在什么時候實施。對于懲罚的猜測和等待，是制造和強化恐懼的有效手段，因為可以令你終日戰戰兢兢。

總而言之一句話，極權主義制造恐懼技術的最大特點是利用不確定性，只有這種不確定性才能造成恐懼效應的擴大。同時，也只有不確定性才能形成你內心的自我約束和自我審查。而不確定性起作用的條件，就是權力的總體性和任意性。任意性才能造成不確定性，而總體性才能擴大任意性的空間。可以試想，面對一個流氓和面對一個瘋子，哪個令你更恐懼？因此可以說，權力的總體性才導致恐懼的無所不在。而超越了恐懼的邊界的地方，才是自由的所在。

6、極權主義為什么不能容忍反對?

2010年，烏克蘭舉辦了一個名為“1920到1950年代在烏克蘭的極權主義恐怖”的展覽。展覽組織者說，舉辦展覽的目的是想讓烏克蘭民眾和國際社會了解蘇共斯大林制度的犯罪行為。通過展覽，人們能知道，當有人試圖反抗極權極權統治，試圖爭取烏克蘭獨立時，極權政權當年如何殘暴鎮壓那些人。基輔紀念碑組織領導人克魯茨克說：“納粹法西斯占領烏克蘭的3到4年的時間里曾殺害了許多烏克蘭人。但極權統治烏克蘭70多年，鎮壓和迫害從未停止過。”

鎮壓和恐怖是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果說希特勒和斯大林代表的極權主義已經是一種歷史的話，現在的朝鮮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活著的案例。現在需要思考的是，這樣的現象為什么會發生?我們不能假定這些極權主義者都是一種偏愛鎮壓與恐怖的虐待狂。如果是那樣，歷史過于簡單化了。

有消息說，朝鮮前一段對張成澤的處決，對一些看A片的人處決，都是用機關槍掃射的。甚至有消息說，有時用迫擊炮進行轟炸。同時還要組織人們集體觀看。這說明，在極權主義體制中，鎮壓和恐怖甚至成為一種表演的儀式。這說明恐怖對于體質是有意義的。

當然，在過去很多體制中，都存在過這種儀式。比如通常說的殺頭示眾等。但極權主義的恐怖是登峰造極的。“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然后說了上面的話。肖斯塔科維奇的這句話，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浸透到骨子里的恐懼。

有人說，恐怖可以使人服從。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問題是，歷史上任何體制都需要服從，但為什么極權主義體制可以將恐怖與鎮壓運用得如此廣泛和極端?這種體制有一種特殊的需求?

其實，任何體制中都會存在不滿、批評、反對和不服從。但不同體制的區別往往在于容忍這些因素的彈性不同。極權主義體制似乎是最不能容忍反對的。這與極權主義的特性有關。

極權主義之不能容忍反對，首先要注意的是，是他的理直氣壯。當然有人會說，他們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對，是因為利益。我的看法是，利益動機的明顯化，是在其墮落時期。在原型的極權主義中，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對，可能恰恰不是因為利益，而是因為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即只有他才掌握著絕對真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極權主義的組織結構。極權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運動還是作為一種體制，都要求一種集中的權力，同時又要求這種集中的權力能夠與作為其基礎的群眾相聯系。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都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這里的民主是聯系群眾的方式，而集中是確保權力的專斷。

為了形成這樣的權力與權威結構，一種神圣的意識形態，一個能作為這種意識形態化身的領袖，一個由這個領袖控制和統轄的政黨，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維系所有這一切的是其神圣性。之所以不能允許質疑、批評和反對，是為了維護這種神圣性。沒有這種神圣性，組織就失去了力量，與群眾的聯系就會中斷。

最后還要提到的一點是，極權主義對反對的警惕，也許與其對過去經歷的記憶有關。極權主義要建立體制，政變與革命是兩個基本途徑。而無論經由哪種途徑，他感受的都是一個敵對的環境。這種對環境的敵意性的記憶，也許是其后來強烈的不安全感的來源之一。

最后還要提到的一點是，極權主義對反對的警惕，也許與其對過去經歷的記憶有關。極權主義要建立體制，政變與革命是兩個基本途徑。而無論經由哪種途徑，他感受的都是一個敵對的環境。這種對環境的敵意性的記憶，也許是其后來強烈的不安全感的來源之一。

燕南園愛思想 孫立平 2015-08-23 08:4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