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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精神要能夠有效阻止革命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法政文叢”之構思與展開，源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學術事業。我們在“一年四會”（春季年會：通識教育；夏季年會：儒家政治思想；秋季年會：政治憲法學；冬季年會：知行思想峰會）的年會體系和“法政思想之中西古今”暑期講習班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憲法學”與“儒家憲政主義”研究特色，并與中央編譯出版社竭誠合作，推出兩套文叢，即“法政文叢”和“治道文叢”。前者側重西學法政秩序原理之研探，后者側重中學法政秩序原理之鉤沉，路徑與資源有殊，學術與理想實一。

關于我這本書《政治憲法學綱要》，也是這樣一個追求。勾勒百年中國憲制史，剖析政治憲法學核心觀念。在政治憲法與法律憲法之分野中，求得時代命題之捩，在自由與秩序之張力中，貫穿人類文明之演進。分規范與實證為兩造，冶反革命和革命于一爐。雖然比較文雅，但我覺得中庸之道的意思表現得很明確，就是追求一種制度和正義的結合，追求一種革命和反革命的結合，追求一種中西的結合。

我們知道百年中國經歷了幾次大革命，從辛亥革命到國民大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一直到文革，從政治社會到心靈的革命，雖然革命中中國有所進步，但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種倒退。在這個基礎上，要重新反思革命一路暢行的政治邏輯和憲法邏輯，反思一下在革命之后所面臨的抗衡或者反革命的憲法命題。這個“反革命”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而是政治憲法意義上的，憲法構建了就要遵守，制止革命再次發生的一種法治秩序。所以憲法的精神最終要能夠有效阻止激進革命思潮，然后使得我們的生活有秩序，而這個秩序又能夠符合正義。把正義價值和平衡革命的制度設施結合起來，這是未來中國轉型之后所要達到的一個優良政體的關鍵所在。

儒家關心所有關于秩序的一切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剛才高老師介紹我們一年有四會，其中有一個會議是儒學的會議。儒學的會議跟文叢用的是同樣一個牌號——治道。在此基礎上，每年秋天也有一個小型的會議——治道學坊，規模比年會小。

大家都知道儒學在當下中國哲學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中國有“中哲”專業，這個專業深受港臺新儒學的影響。港臺新儒學，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說法，他們比較偏重心性儒學，是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一套以傳統的心性儒學為根本的現代哲學體系。港臺新儒學在中國文化花朵凋零之際，為守護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這個貢獻回流到大陸，衍生出中國哲學專業。當然這個專業的研究，大量是做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這是一個分支。

從90年代開始，儒學的另外一個分支在大陸得以發展，就是政治儒學，蔣慶先生舉起大旗的政治儒學。政治儒學的提出給大陸儒學帶來了活力，拓展了大陸儒學的視野，讓大陸儒學能夠關注到港臺新儒學沒有關注到的問題。我們的“治道”勉強也可以說在“政治儒學”的范疇。為什么沒用“政治儒學”這個詞？因為我開始閱讀儒學文獻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宋初儒者給自己設置的任務——推明治道，這是非常完美的詞，能夠充分發達我的意圖與學術的旨趣。儒家所關心的事情，既不只是經濟也不只是政治，它關心全部，從心性到個人修養、社會組織、政治組織乃至于天下太平，關心所有關于秩序的一切，唯有“治道”這個詞能夠涵蓋進來。不管是經濟儒學還是政治儒學，它的范圍都是有限的，所以用“治道”概括叢書的主題，希望通過“治道”這個詞喚起更多的朋友一起在中國“推明治道”。“推明治道”不完全是宋代儒學、漢代儒學的結果，而用我們這個時代的方法，立足于中國經典，以開放的心態，廣泛運用西方政治社會、倫理研究的成果來闡釋經典，解讀中國制度秩序演變的歷史。我們是回到傳統，但面向未來，保持著一個開放的視野，這是我們這套叢書想走的一條路。

劉蘇里（萬圣書園創辦人）：“法政文叢”和“治道文叢”很有意思，特別是這個時候產生想法以及付諸行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這個標志在于我們的學術或者思想的關懷，已經走出校園，幾乎在直接意義上議政。

中國轉型要破除兩種公共弊病

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我這本書的名稱是《道統與治體：憲制會話的文明啟示》。先說主標題“道統與治體”，我其實是想再度把曾經長期流行于我們的政治語言與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概念，重新引入當下的語言與實際中，是想把它再度激活。激活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個基本方法是一篇篇的政治思想史論文，通過對宋明以來一直到現代中國的政治傳統、思想傳統再度解讀，比如對于《洪范》、《尚書》代表古代憲法傳統的重新探討，這是一類。另外一類方法是側重于當代法政理論意義上的方法，把中國傳統這一套再度引入目前中國轉型這樣的大挑戰中，我們看看對于這個秩序的挑戰，中國傳統資源到底有沒有相關性。

副標題“憲制會話的文明啟示”，主要是我十幾年來在自由主義思想領域與儒家政治領域這兩方面，出現的相互對話、相互借鑒，當然也包括辯論與批評。我認為這其中出現了值得我們往下推進的一種良好態勢，即當我們思考中國轉型問題時，可能要注意兩種公共理解的弊病。一種弊病是把現代西方經驗中的一些片斷，特別是過于現代的20世紀最新的發展，拿過來直接理解和評判當前中國的發展。另外一種在既有的意識形態政治話語支配下，以中國獨特性、中國模式話語給現狀提供辯解、論證。我覺得在當下中國兩種公共理解的方式，要么是懦弱的，要么是懶惰的。如果中國現在的轉型是奔向一種新的現代文明，那我們要通過一種包容四海的、有益的、穩定的法度秩序，來解決中國人當下精神領域和制度領域所經歷的痛苦與苦難。憲制會話是這個意思。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