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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守貞，被誤讀的賦權

作者 | 唐古拉

性的覺醒是自我人格啟蒙的一扇大門，而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賦予受教者履行責任、保有愛的能力。因此在理想的性教育中，“賦權(empowerment)”的本質，是一種“增能”。

法國思想家、教育家利奧塔(J. F. Lyotard)在1984年曾強調：教育的任務不僅是知識的遷移，更是對社會公民的能力和觀念的訓練。性教育不能簡單等同于“生理衛生知識“，原因也在于此——理想的性教育，除了告訴孩子性科學知識、性安全意識，還必須能塑造積極健康的性價值理念。

可是在“性”的課題中，什么樣的價值理念是可取的?這在人人都閉口不談性，卻又仿佛人人都心領神會、“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中國，確實是個問題。

被高估的守貞，被誤讀的賦權

隨著近年來青少年受性侵案件的不斷曝光，如何保護青少年遠離性侵害，成為全社會空前關注的焦點。綜合媒體報道比較我們會發現，公眾圍繞青少年性教育的討論呈現出兩種相似但有區別的價值取向：保護青少年對性的“童貞”，還是保障他們拒絕性的權利。

這種區別，正是守貞教育與賦權型性教育的價值分野。

“守貞教育”的專業名稱是禁欲型性教育(abstinence sexuality education)，是一種在西方發軔自南歐天主教國家、成熟于美國的一種性教育理念。這種理念認為青少年的性行為應該被絕對禁止，性教育中只講“健康”，“性”只是其中盡可能被回避的一部分，將守貞作為一種道德規范。

這種教育模式帶有顯著的“性別不平等教育”、“父權教育”色彩。比如，它會強調“守貞”對女性的重要，如果女性發生非婚性關系，便影響她們的婚姻幸福。因此守貞教育的結果是進一步造成女性在性上的弱勢地位，有過性經歷再分手的女性更加自責，實際上是進一步推崇畸形的處女情結。

中國性教育界曾在2008年、2010年兩次對守貞教育進行批評。但長期以來，類似的理念在我國常常以“反性侵教育”的面目繼續存在。

性教育實踐者、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對此表達了自己的担憂：“如果只對孩子講反性侵犯，而不講性的正面價值，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教育會進一步演化為性的恐怖教育、性的恥感教育，甚至是“反男人”的教育。這將直接影響到青少年未來親密關系的建立。”

伴侶間的親密關系是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財富之一，因此性教育應該有多元的、豐富的內容，是強調青少年自主權利的教育——青少年擁有自由支配自己身體的性權利，其中包括拒絕性侵犯，說“不”的權利，還擁有選擇自己想要的性，說“是”的權利——而單純預防性侵的教育，則可能制造性恐慌，它本質上是性守貞教育。因為在保護青少年的名義下，后一種權利可能被進一步理直氣壯地剝奪。

守貞教育的可疑之處正在于此：它沒能增強受教者應對性侵害的能力，反而寄望于保護他們的“純真”。“不純真”的青少年就是“壞”的青少年，就應該被譴責、被處分，甚至演化成對他們情感和欲望的否定，演化為對他們在所有方面獨立自主權的剝奪。守貞教育的結果往往是受教者永遠長不大，能力欠缺，可能真的永遠需要被保護。

因此，方剛總結多年性教育的培訓、教學經驗，在2013年提出了“賦權型性教育”的理念。不出意外的是，“賦權”的字眼一提出便招來無數不解者的質疑、抵觸和嘲弄。

“以往，對于可能會傷害到青少年的情境和事物，我們通常采取避免讓青少年接觸到的手段，包括努力滅絕這些事物，比如掃黃打非、互聯網管控，但這樣的管控一方面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另一方面可能讓青少年生活于真空中，在受到性侵犯的時候，沒有能力應對”，方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不要以為上幾堂對性侵犯說不的課就具備了反性侵犯的能力。能力的增加是一個系統工程，性教育是人格成長中重要的一個環節。”

香港學者曹文杰也指出：“自主權是一整套對自己身體、想法以及欲望的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權利，所以“身體屬于我自己”的性自主權，不可能跟其他自主權割裂而茁壯成長。保護青少年的重點應該放在培養主體發聲，家長式的保護主義只會剝奪他們成長、探索、學會獨立和累積經驗的機會，以致她/他們依賴別人的時間往往超過實際所需，也因此延長了曝露在不必要風險中的時間。”

簡而言之，不當的保護本身就是一種傷害。社會常犯的一個錯誤是，把因為缺乏機會培養自主能力而養成的脆弱人格，說成是他們本性如此，于是又再牢牢地限制青少年在消毒無菌的環境中成長，形成他們被不斷去權的惡性循環。

因此，賦權型性教育的核心是，給受教育者力量，讓他們有能力、有權利來決定自己與性有關的事物，包括應對性侵犯的能力。

“賦權，是給你力量，給你知識，給你能力。賦權性教育，是保護而不是禁止，是給予而不是剝奪”，方剛說：“越是禁止、越是隔絕性的信息，反而越不利于青少年成長。反之賦權型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一定會成功地拒絕性侵犯;單純進行預防性侵犯的、疑似守貞教育，卻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

“誠惶誠恐”的實踐者

塑造人格的性教育絕不會機械地灌輸生理知識，因為正如恩格斯所言，“教育是最要求精密設計、最體現藝術性的人類活動”，而要將性的主題落實到青少年教育中，除了最基本的性科學知識外，還必須體現年齡界限、愛、尊嚴、平等、權利等等一系列理念，并根據受教育對象的具體情況做具體設計。可以說，性教育本身就是一個亟待開拓的教育領域，需要建構它自身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教學范式。

方剛與他的團隊所面臨的，正是這樣嚴峻的現實。“性”本身就是極其敏感的話題，因此在教學實踐中必須考慮到每一個細節。在現有的條件下，無論對授課教師還是課程設計者，這都是艱巨的挑戰。

“我自己做了五六年性教育，越做越誠惶誠恐”，方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誠惶誠恐’不是因為怕把孩子教壞，而是這件事情操作起來絕沒有那么簡單。要把性的正確價值理念按照教育的規律去落實，這里面的門道實在是太高深了!”

推進賦權型性教育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合格師資的匱乏。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一項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參與中學階段性教育的教師以心理教師和校醫為主，這些教師雖然掌握充分的性生理知識，但并不一定具備性的歷史、文化知識，更可能缺乏積極的性的價值理念，但受傳統觀念影響，或沒有傳遞積極的價值理念，或未能重視教學方案的設計，直接影響了教學成果。在方剛早期的教師培訓項目中，曾遇到過中學教師給學生講解避孕和衛生防病常識，“講安全套竟然將學生講哭了”。后來方剛與這位教師一起推敲課堂細節，一點點分析教學過程中哪里出了問題。

在方剛看來，目前現行的許多性教育方案都是不負責任的，甚至可能通向與性教育初衷截然相反的結果。比如傳統的性教育在講到月經時，往往先將男女分班，然后告訴女孩月經的生理周期、可能會有哪些身體反應、經期要做好準備、注意休息、體育課可以向老師請假等等。“這樣講月經有很大問題，因為月經不僅是生理問題，更有重要的文化意義”，方剛解釋：“月經其實是女孩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型，在第一次月經的過程中，很多女孩才開始切身感受到自己與男孩的不同”——因此，月經的背后往往是女孩的急劇的心理調適，這時教育者在生理知識之外傳達的態度至關重要——“月經是女性深入思考性別身份的開始，在傳統性教育中往往也是女性自卑的開始。這時候你告訴她很疼、很麻煩，無形中就強化了她對月經的負面態度，甚至與性有關的羞恥感和罪惡感;而如果你告訴她這是成長的標志、是我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要開心地做好準備，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在他所認同的理想的性教育中，從身體器官到婚戀再到艾滋病，所有涉性的議題都應該從孩子身心成長的綜合需求出發去設計，都可以被深入探討，而且每個課時都應該讓男孩女孩共同參與。

這樣的經歷提醒方剛，有必要做專門工作“替教師把規范的教案設計好”。因此，從2013年初開始，他和他的團隊開始了“中學性教育教案庫”項目，至今已設計了118個不同的教案，每個獨立教案都細致地按照教學的內容和目的劃分出若干環節，再根據學生可能對每個環節內容做出的反應分別設計預案，并準備相應的背景、理論和知識儲備，從而形成完善的教學規范，如縝密的作戰計劃一般，讓課堂教師步步皆有章法。

目前，“中學性教育教案庫”經過兩個半年周期的反復試講、改寫、補充，在一線中學教師、教育專家、參試中學生的共同參與下日趨完善，已經進入出版準備階段。

“這118個教案組成一個教案庫，老師們遇到任何情況都能有現成的方案直接使用”，方剛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我們做的每件事說的每句話，在別人看來是誨人誨道，實際上背后都有完整的體系去支撐它。這個教案庫把先進的理念與教學實際貫通起來，我相信它至少二十年內不會過時。”

家長認同，就成功了一半

由于方剛團隊現階段主要致力于課程研發、教師培訓，因此目前的試點推廣主要在理解并支持賦權型性教育理念的學校中開展。令人尷尬的是，方剛本人性學研究者的身份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

“別人上網查閱你寫過的書、發表的言論，發現你這人還研究亂倫、換偶，難免會懷疑你的教學內容，是不是也要來給中學生倡導這些話題”，方剛苦笑：“其實我的研究范圍很廣，從性別氣質到家庭暴力全都涉及，而這些積累全都體現在我的118個教案中，它們的內容非常廣博。”

面對如此“先進”的教案，比教育界心態更加復雜的，是無數學生的家長。作為設計者的方剛很少有機會直接面對家長，因此，他必須從教師培訓中著手，讓每位性教育教師作好迎接家長質疑、贏得家長支持的準備。

方剛的教師培訓不是講完就走的講座，而是3-4天的系統教程。他認為與北歐國家長達兩年的專職性教育教師培訓相比，這個課程容量已經是底線。目前全國已經有三千名教師參加過方剛的二十余期培訓，這些老師“在培訓結束后絕大多數都接受了賦權的理念，即使有少數暫時還沒有接受的老師，我們也能看出他開始反思、探索。”

培養出了理念認同的老師，最終還要通過這些老師去說服家長。這時，方剛會拿出已經為他們準備好的方案。

第一步，方剛要求每一位老師在課程開始前必須先作調研。調研不僅要了解學生的接受意愿、成長發育狀況，更因為現階段中學性教育課時容量有限，不可能完成教案庫的全部內容，所以教師要根據調研設計自己的課程計劃、因材施教。

第二步則是要求教師根據調研的內容，通過家長會、期中期末交流等一切機會來說服家長，必要時也要說服領導和同事。“性教育是與學生實際狀況高度結合的教育，你經過調研知道有學生正戀愛，就必須講戀愛，你了解到已經有學生開始性嘗試，就必須講性安全防護知識。如果面對這些現實依然選擇回避，你的師德就會被質疑”。方剛說。

從目前試點學校的反饋來看，當教師將班級的實際情況、性教育的必要性、課程內容的取舍等等細節與家長詳細說明后，大部分家長都接受并支持新的課堂性教育。

▲由于一些家長觀念的問題，性教育的推行在中國尤為艱難

即便對于個別不接受性教育課的家長，方剛也準備了專門的預案——除了教案庫之外，他還特別整理了80部青少年喜歡的經典電影改編成性教育指導影片。對于實在說服不動的家長，教師就把他們的孩子專門組織到一起觀看這些影片——“家長不同意讓孩子上課，總不會反對孩子看電影吧!”方剛說。

2013年夏天，方剛也曾親自走上講臺，辦了一期中學生性教育夏令營，家長可以和孩子一起參加，“收獲了很高的認可”，人民網等主流媒體都進行了長幅報道，今年夏天還將繼續辦下去。

煞費苦心地周旋，精益求精地設計，為的是讓青少年獲得最好的性指導。

通向理想的性教育

《中學性教育教案庫》的所有課程設計都有一個共同點：很少給學生直接提供結論，而是提供知識和觀點，鼓勵、引導學生得出自己的認知。在對青少年談性舉輕若重的中國，這無疑是一個革命性的探索。

▲德國的性教育課本

“教案庫涵蓋范圍很廣，除了生理科學、性安全知識、婚戀倫理之外，還包括同性戀、性工作、少女援交、色情品管理等供老師選擇的內容”，方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沒有任何一個話題是簡單譴責，我們所有的課程設計都會讓學生自己思考、接受各種知識、辯論、自己生成態度。”

在方剛看來，傳統性教育的誤區，就在于以保護的青少年之名，行壓迫教育、性羞恥教育、性污名教育之實。他曾在全國范圍內征集傳統中學性教育教案，發現其中竟有20個是關于艾滋病的話題，且無一例外地渲染性傳播疾病丑陋、恐怖的一面。在隨后針對上課學生的調查中他發現，孩子們對于“提到性，你首先想到哪些詞”這一問題的回答也大都是害怕、恐懼、疾病等等。

因此，性教育必須尊重孩子求知的天性，讓學生在全面接受知識、充分思考辯論的基礎上自己生成合宜的立場。“人在青年時代天然就會親近美的事物”，社會學家李銀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對于丑惡的東西，只有讓他自己去發現、辨別，他才會從心底里認同。”

“充分的知識是塑造全面人格的基礎，一味說教倒容易適得其反”，方剛補充道：“身為教育者、成年人，我們為什么一定要以最壞的惡意去揣度孩子，認為他們同時接觸了好的、壞的東西，就一定會選擇去做壞的呢?多元信息、多元思考，這不僅是性的學習，也是人格的全面成長。”

好的性教育一定是人格全面成長的性教育，它會在科學知識之外塑造孩子陽光的理念、積極的態度、健全的思辨。

性是自然的、美好的，而不是丑陋的，罪惡的。伴侶間的親密關系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寶貴、最美好的財富之一。賦權型性教育不會將青少年與性隔絕起來，它尊重青少年自由選擇接受或拒絕性的權利，但在此之前，它會確保青少年具備了足夠的理性去面對權利背后的責任。因此，“賦權(empowerment)”的本質，正如它的英文原意一樣，也可以被理解為“增能”。

這樣的性教育理念已經在北歐國家成功踐行了數十年，而依然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國，理想的性教育，已經在路上。

本文選自《瞭望東方周刊》，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唐古拉 2015-08-23 08: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