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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804(1999)-0076-05
　　如果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暴露出的道德與信仰危機是工業化迅速發展所致的話，那么以“邊緣”為特征的西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其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壁壘”性制約作用，則是工業化的滯后造成的。但這并不說明工業化必然帶來文化危機，也不說明民族文化就必然阻礙工業化發展。事實上，不論是李光耀的“文化決定命運論”（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A].公共論叢·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C]·上海：三聯書店，1995.），還是金大中的“文化不能決定命運論”（注：（韓）金大中。文化決定命運嗎？——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A].公共論叢·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C].上海：三聯書店，1995.），都表明了民族文化與民族命運休戚相關的深刻聯系。只不過李光耀強調了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而金大中則強調了棄惡揚善的適應性文化變革的重要性而已。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性條件，沒能先于工業化或與工業化同步形成相應的文化力，因而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下顯得措手不及，失去了發展重心。事實上，作為后進地區的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這種傳統文化積淀在業已逐步擴大的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是促進還是抑制、是主動適應還是盲目跟進，這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民族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質量與動力，因而決定著民族未來的命運。
　　　　　　一
　　要想找到西北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途徑，就應該從了解其民族文化的特征開始。
　　1.以宗教為核心的基本文化構成
　　美國著名的宗教學家保羅·蒂利希說過：“作為終極關切的宗教是賦予文化的意義的本體，而文化則是宗教的基本關切表達自身的形式的總和。簡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體，文化是宗教的形式。”（注：張志剛。宗教文化學導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西北民族地區是兩大世界性宗教伊斯蘭教與佛教盛傳的地區。聚居在這里的16個少數民族多是全民信教，其中回族、維吾爾、哈薩克等十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仰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宗教與西北各少數民族關系因其結合時間、程度、方式的不同，體現為三大類型（注：楊建新。論我國西北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A].趙延年。論民族問題[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第一類是以維吾爾與蒙古族為主。宗教在其民族最初歷史階段作用不大，但后來隨著宗教傳播及其與政治勢力的密切關系，逐漸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心理狀態和民族意識，使之符合新的宗教觀念。第二類是藏族。自七世紀以來，佛教就逐漸開始在藏民族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習俗中占據主導地位，隨著政教合一體制的建立，宗教滲透于藏族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成為藏文化體系的主導。第三類是回、東鄉等族。宗教在這些民族的形成中起過重大作用，宗教規范與民族的共同性緊密融合為一體。
　　建國后，伴隨著政教分離及宗教封建特權和剝削制度的廢除，宗教的社會功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它“主要成為人民群眾的信仰和精神寄托，成為一種生活習俗”（注：楊建新。論我國西北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A].趙延年。論民族問題[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因此，宗教作為一種制度雖然消失了，但作為一種信仰，它對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仍具有很大影響力。
　　2.伊斯蘭教、佛教與漢文化三大板塊并存博奕的文化格局
　　伊斯蘭教在西北的每一次重大擴展都有政治勢力的輔助。從唐天寶年間中亞戰爭到喀喇汗王國興起與擴張，從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到阿古柏政權的洋槍洋炮，伊斯蘭教的傳播激起的文化沖突是最為激烈的。它構成了三大文化板塊博奕格局中的“西傾”力量。
　　佛教自七世紀從印度傳入藏區后，在和當地原始宗教笨教的結合融化后形成藏傳佛教，并先后出現很多教派。15世紀青海出生的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俗稱黃教），在蒙古族軍事力量支持下相繼取得在青、康、藏等地區的統治地位，明、清政府也對其極力扶植。藏傳佛教構成三大文化板塊博奕格局之“南傾”力量。
　　漢文化從公元二世紀漢武帝出兵匈奴開始，便隨著中央政權的西進而逐步擴大其在西北的輻射及滲透范圍。漢文化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始終保持著兼容并蓄的消化力，雖然歷史上中原政權與西北少數民族關系因政治、軍事和民族等因素影響而時好時壞，時斷時續，但漢文化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卻構成了西北與中原地區最為牢固和持久的聯系紐帶。漢文化是三大文化板塊博奕格局中的“東傾”力量，為維護民族團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總之，這三大文化板塊都遠離其文化發祥地而使西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具備了邊緣性文化群落的特征，因此其文化發展與傳播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和軍事內容。而且這三大文化板塊間以及各板塊內部派系形成的次文化圈，構成了西北民族交流及沖突的文化單元。這種沖突與博奕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明的整合與民族的融匯，并逐漸向以漢文化為紐帶的“三元一體”格局演變。除此之外，嚴酷而相似的自然環境又使他們在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砥礪、交融過程中，形成了獨具高原特色與草原風情的文化底蘊，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聚性特征。如在世界觀上敬天、順天思想以及對“神”的崇敬，在思維方式上長于具象思維，人際交往中熱情好客、質樸坦誠，而性格則內斂敦厚、保守務實等。
　　3.開放與保守并存的文化二元結構
　　經濟對文化的需要總是促進文化發展的極大動力。在西北大中城市近郊輻射帶和寧夏平原、新疆天山南北等農業發達地區，由于經濟往來與商品生產的發達，其外向型的經濟同時帶來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使人們的思想觀念、經濟意識都有長足進步。比如甘南藏族自治州接近拉卜楞寺等旅游區的農牧民，其商業意識、思想觀念就比其他地區的農牧民要領先得多。而后一部分居住在自然環境極端惡劣的地區的農牧民，由于落后生產力和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制約，形成了相對保守的思想觀念與文化氛圍。可以說文化二元結構直接根源于經濟二元結構。正是因為經濟發展不均衡，才出現了這種文化發展的落差。不過現階段西北民族地區的文化二元結構還是保守型一元占絕對主導地位，開放型文化只是嶄露頭角，尚未形成很大氣候。
　　　　　　二
　　一定的民族形成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是以個體的人作為載體。因此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其實質就是文化通過對人的影響而產生對經濟發展的文化力作用。文化力作為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相結合的綜合社會力，一方面可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價值取向的同心力，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組織制度的建設，另一方面它可以通過潛涵或內隱的力量作用于市場經濟主體——人的發展和現代化，塑造和培育具有現代意識的勞動者和各方面人才，強化智力資源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保護。
　　利用文化力來分析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其優點在于避免了文化涵義理解認識上的偏差。因為文化涵義的廣泛性與復雜性，使得提取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來分析其對經濟的影響，往往存在著主觀化、靜止化和絕對化傾向。事實上任何這方面分析都存在著標準難以確定的困難。比如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就因地因時的不同而相差甚大，因此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的邊緣性特征，使得這種具體的分析更加困難。因此我們從文化力構成的三個角度來分析西北少數民族文化與經濟的關系。
　　從物質文化角度看，西北少數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演繹，反映了一個相對的、由盛及衰的變遷過程。早在秦漢隋唐時代，西北古代民族戎、羌、匈奴和鮮卑等民族還居住在草豐水美、遍地牛羊的大草原上，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隨著宋元以后中國經濟中心逐步南移，西北民族地區的經濟也逐漸落后于東南沿海一帶，形成巨大的落差。據不完全統計，現在西北少數民族貧困人口近千萬，占其民族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以青海省為例，全省共有貧困縣14個，其中有4個民族自治縣和8個藏族自治州所屬縣，貧困面之大可見一斑。與其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西北民族地區交通、通訊和技術等方面均處于滯后狀態，并最終直接造成文化力的不足。因為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西北少數民族不得不在生存經濟的縫隙中苦苦掙扎，這種殘酷的生活現實使他們更多地將希望寄托在“來世”的安排，從而使宗教廣為流傳。因此在物質文化方面所形成的少數民族的文化力是相對微弱的。
　　從制度文化角度看，由于傳統文化積淀與宗教信仰形成了西北民族地區“非正式規則的強大與正式制度的弱小”（注：參見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規劃項目(98JAQ850003)“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成果之二：高新才，馬文龍。供給創造需求的制度變遷模式[Z].），因而在現有制度安排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力，往往表現出與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并最終構成經濟發展的壁壘。
　　從價值觀念角度看，西北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基本的民族認同思想依然居主導地位，因此各少數民族農牧民還無法擺脫其思想的惰性與觀念的束縛，因而所形成的文化力還在短時間內無法與市場經濟接軌。
　　總之，文化力與市場經濟之間互動循環、相互支撐的關系，表明了人力資源的重要性。雖然西北少數民族現階段文化力的孱弱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壁壘，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必將通過對個體農牧民的逐步滲透而影響到文化力，而文化力一旦與經濟發展形成目標一致的合力，那么人的潛能就能得到充分發揮，從而帶動整個經濟高速發展。
　　　　　　三
　　任何民族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的過渡都意味著經濟體制和社會價值的巨大歷史變遷，都必然會解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整體，破除舊有的權威，因而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過程。
　　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基督教文化圈，在工業化之前便完成了宗教改革，形成了以新教倫理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因而社會獲得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基督教的職能也核心地體現為道德約束功能，具有了更多的積極性意義。
　　由此，我們認為，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化，首要課題就是找準傳統與現代化的聯結點，順應社會發展趨勢，確立為市場經濟發展服務的新文化，從而形成強大的文化力，推動民族經濟迅速發展。這場現代化進程必須解決好三大問題。
　　1.如何實現宗教現代化
　　宗教現代化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需要，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導向作用，是“抑制或加速經濟增長的基礎，并且決定著增長作為一種目標的合理性”（注：（法）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5.）。因此沒有宗教文化支持，沒有宗教權威的合理利用，在西北民族地區就很難調動各族人民參加到市場經濟建設中來。其矛盾集中體現在：(1)宗教“出世”和“來世”觀念與市場經濟自主競爭、求實求利的原則的矛盾。(2)宗教禁忌與自然資源開發的矛盾。(3)形成于宗教基礎上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以及行為規范與國家法律法規的矛盾。(4)宗教教育觀念和現代科技發展的矛盾等。
　　解決這些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通過各種方式淡化宗教對政治、經濟的權威性影響，使宗教逐漸從現實王國向純粹的精神理念王國轉移。(2)加速宗教世俗化進程，對宗教教義中與市場經濟嚴重沖突的內容給予折衷性重解。(3)加強宣傳教育，培養人們市場經濟意識，改變農牧民保守的思想觀念。(4)利用族際文化交流，激發農牧民對現實生活的激情與憧憬，打破固有宗教心理平衡，創造農牧民文化轉型期的心理臨界狀態。
　　2.解決文化多元匯聚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矛盾
　　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的前提是統一的文化認同。西北民族地區有16個少數民族聚居，近40個民族分布，除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外，道教、薩滿教、東正教也都不同程度發揮著影響力，而且語言文字豐富多樣，使族際交流與溝通更加困難。總之，各少數民族不同的生產方式、民族歷史情緒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多層次性特征，構成了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民族藩籬，嚴重制約了區域內商品與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無法形成經濟的規模化生產與資源的合理配置。解決這個矛盾，應從三方面著手：(1)加強普法教育，逐步用法律替代慣例，用法治替代人治，最終實現法制化。(2)利用漢文化的強勢地位和紐帶作用，實行雙語教學，從而為族際交流提供共同的文化參照。(3)以市場經濟規律為標尺，加強族際間物質與文化的交流。
　　3.解決文化轉型與優秀民族文化遺失的矛盾
　　雖然我們提倡民族交流與共同文化認可，但這并不意味著要進行民族同化。民族同化是被同化者與同化者共同的悲哀。中國歷經五千年的歷史洗禮依然能重新振作，這與周邊少數民族不斷與漢族融合而提高其民族素質、豐富其民族文化有著直接的聯系。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在告別過去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失去傳統會使我們一無所有。”（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A].公共論叢·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C]·上海：三聯書店，1995.）由此可見，保存民族優秀文化與文化轉型同樣重要。服飾、語言、舞蹈、民居、禮儀及許多無形的優秀的民族文化心理等，都值得保存下來，但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盲目趨同之風與各少數民族樸實而澄明的理性與智慧，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為避免出現類似于北美印第安人被同化的不幸與痛苦，西北少數民族保護優秀的民族文化刻不容緩，我們的初步構想是：(1)發展民族特色旅游。利用本地區豐富的人文資源及獨特的自然景觀，開辟一些展現民族風情與人文積淀的地區作為旅游景點，這樣不僅能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又能有效保護一些民族優秀文化。(2)建設人文生態保護社區。對一些相對集中分布而又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的地區，建立成比較獨立的社區，通過一定資金的注入，由本民族按照自己民族的特性來確定一種發展的模式，并通過向游人部分開放等方式來確定長遠的自我發展道路。(3)政府要重視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不能以犧牲民族優秀文化作為代價，要制定長遠的發展思路，以民族特色作為經濟開發的起點，從而使文化力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互相促動。
　　　　　　四
　　總而言之，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改革、宗教與世俗這幾種力量相互碰撞與沖突之下，民族現代化是以人的換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來換取新的機會與前景，它的發展必然造成政治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對其困難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估計和準備。
　　西北少數民族要在保持文化的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這里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參考：(1)以市場經濟發展為突破口，通過信息、交通、生產力條件的改善，給各少數民族提供更多的接近現代生活、生產的基礎，創造人們改變觀念的社會條件。(2)發揮政府作為民族現代化的倡導者、組織者和調控者的職能，通過適當教育、引導和利益驅動，逐步消除傳統心理定式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3)抓住國家扶貧工作的“輸血”機會，變救濟式扶貧為開發式扶貧，長遠規劃，合理利用，打破傳統文化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4)以本族的力量為根本，利用宗教的權威性為改革服務，注意培養少數民族經濟帶頭人，發揮“能人”示范效應，打破各民族固有的心理平衡，激發其變革的需求。(5)將民族教育與現代教育相結合，不要一味搞思想宣傳，追求一時的新聞效應，要將教育重點放在培養下一代人的基礎教育上，切實提高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質。
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76～80A849民族研究高新才/馬文龍20002000本文從分析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邊緣性文化群落的特征入手，論述了該地區文化力的孱弱及其對民族經濟的壁壘性制約。為進一步說明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現代化途徑決定其未來的民族命運，文章從宗教現代化、文化多元性及保護優秀民族文化等三個角度，闡述了這場文化轉型的深刻矛盾及對策建議。現代化/文化力/博奕/文化轉型/文化群落　modernization/cultural force/chess playing/cultural transformation/cultural community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規劃項目(98JAQ850003)“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成果之一。Reflections on Modern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Northwest Areas　Gao Xincai　 Ma Wen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northwest areas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cultural force and its barrier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In order to give a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northwest areas for the national future,the paper then illustrates in the aspects of religious modernization,pluralistic cultures and na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the deep contradiction of thi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and offers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高新才(1961-)，男，陜西大荔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蘭州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馬文龍　蘭州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作者：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76～80A849民族研究高新才/馬文龍20002000本文從分析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邊緣性文化群落的特征入手，論述了該地區文化力的孱弱及其對民族經濟的壁壘性制約。為進一步說明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現代化途徑決定其未來的民族命運，文章從宗教現代化、文化多元性及保護優秀民族文化等三個角度，闡述了這場文化轉型的深刻矛盾及對策建議。現代化/文化力/博奕/文化轉型/文化群落　modernization/cultural force/chess playing/cultural transformation/cultural community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規劃項目(98JAQ850003)“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成果之一。

網載 2013-09-10 2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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