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思想分野與政治整合

簡體傳統

我想談三個問題，一個是十幾年來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體制內外”方面的觀點，我整理了一個幾萬字的言論匯編，誰感興趣的話，給我一個電郵，我可以發給你。這個話題從1994年我能夠發聲開始，年年都在說。左右派是客觀存在的，所謂“超越”不是否定、抹煞這種現實，而是說左右翼都要拒絕走極端，看看有哪些“重疊的共識”，首先共同搭建一個憲政平臺，然后在這個平臺上表現自己，爭取民心，爭取選票，爭取執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中指出：“在思想與政治領域內，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種誰也抹煞不了的客觀事實，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有比較明確和公認的定義。……無論左派、中派還是右派，在充分的爭論與實踐之前，都不應當有太多‘代表歷史前進方向、代表人民大眾’的道德優越感和‘真理在握’的過分自負，更沒有理由侮辱對手的人格和剝奪對手的人權。思想的分歧只能通過辯論來解決，政治的分歧應當通過公開的、民主的角逐，通過爭取民意的支持來一決勝負。”
我在2004年的《共同底線與憲政平臺——兼評冼巖的“左中右”劃分》中“對于左中右派的觀點作了一個簡略的概括（極左派和極右派的觀點在此不予考慮）。左派：普羅情結，平等優先；中派：人權準則，程序正義；右派：精英主義，發展至上。”
左派的普羅情結，也可以稱為大眾情結或底層情結（在金字塔型社會，這兩個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欖型社會，則不重合）。本來也可以使用民粹主義（或拜民主義）來描述，但在歷史的進程中，民粹主義已經被染上濃厚的貶義（例如毛澤東曾批判民粹主義，胡繩晚年則說毛本人也是民粹主義），因此只好求助于一個尚未被玷污的洋詞。普羅情結在價值觀上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義的基本信條。功利主義者認為評價一個社會經濟中分配好壞的標準只能是社會中個人福利總和的大小，一種好的財富或者收入分配應當是能夠提高全社會個人福利總和的分配。顯然，只關心個人價值和小團體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但在羅爾斯提出“最大－最小（maximin）原理”后，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已經不再是當代左派的價值底線了。如果用傳統的功利主義的思想來考慮，那么我們可以接受一個這樣的社會：永久性地壓制少數人群，只要這可以使社會的總利益達到最大值。事實上，斯大林主義的“古拉格群島”式的社會就是這種社會的一個例子，而當代的各種左派（不包括極左派）都不能接受這種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作為標榜的極權社會。當代左派也不能滿足于“帕累托最優”和“補償原理”。“最大－最小原理”則強調社會弱勢群體的福利改進，要求以社會最弱勢個體或群體的福利改進為準則，促進社會發展。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二條優先性原則（差異原則）稱：“所有的社會基本好處——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好處的不平等分配對最不利者有所助益。”
右派的核心觀點是發展主義，也就是盡可能地把餡餅做大。首先把餡餅做大了，每個人才有可能多分一點。而沒有生產，就談不上分配。由于精英（資本精英、社會資本精英、技術精英、知識精英）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因此要優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調動他們的聰明才智和生產、創造的積極性。在“中國特色”的右派看來，民主化將會破壞穩定，從而影響創造財富過程所必須的社會秩序；民主化將會促進平等，從而不利于調動剛剛崛起的精英階層的積極性。
中派強調基本人權，強調程序正義，表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樣有一種比較鮮明的階級或階層的立場。其實，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階級或階層背景的，這就是中等階層或者所謂的“中產階級”。在發達國家，社會的階層分布是一種正態分布，總體的平均數和中位數大體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階層的價值既是多數人價值也是社會平均價值，稱為“普世價值”也還說得過去。基本人權究竟是“天賜人權”還是特定歷史階段多數人認可的人權，在倫理學界是有爭議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立法過程還是主流傳媒，都不會把依賴社會福利為生者享受等同于商業保險所提供的醫療條件或者大財團的壟斷自由視為基本人權。由此可見，由中派掌控話語權的“普世價值”并不能完全滿足左派或者右派的要求。由于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橄欖型社會，而是一個金字塔型社會或者說葫蘆型社會（中等階層尚待發育），中國自由民主主義者（中派）的立場偏向社會下層，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寫了《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單維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種兩維度的分析，以憲政和專政作為縱軸，以左和右作為橫軸，把政治坐標系劃分為4個象限，分別是憲政左派、憲政右派、專政右派、專政左派。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格局：專政右派一派在朝，憲政右派、憲政左派、專政左派三派在野。憲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義派；憲政左派通常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專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還有波爾布特主義以及金氏主體思想等。專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東亞和拉美國家的威權主義，當下中國的社會控制程度介于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之間，因此有人把它稱為后極權主義，也有人把它稱為次法西斯主義。
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指出：“專政右派掌權的結果是什么，吳敬璉說是‘權貴資本主義’，吳思說是‘資本-官家主義’。改革曾經是反對專政左派的利器，現在卻成為專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現在還不對三十年改革進行反思，還不提出用憲政來制約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還提出了以下觀點：在次法西斯主義體制下的左右之爭，不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適得其反，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就是秦暉所說的“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左右之爭才能起到社會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暉所謂“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同時，左右之爭還能起到社會發動機的作用，成為社會制度創新、社會資本積累的活力之源。讓我們首先攜手搭建憲政平臺，然后在這個平臺上左右互搏，各顯神通，定期讓選民來作裁判。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談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出現的新動向和新變化。我從當權派方面說起。現在的當權派是毛澤東思想的叛徒，他們絕對不是專政左派，而是專政右派。如果中宣部還在說一些左的話語，那純粹是“掛羊頭，賣狗肉”。專政右派的主流表述是“鄧三科”理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維穩”話語。但是在當權派的核心隊伍中出現了非主流話語，有兩個派別。一種話語是普世價值論，主要代表人物為秦曉、胡德平，當然還有溫家寶。表述比較清晰的是秦曉，強調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區別，指出現代性表現為普世價值觀，中國既要現代化也要現代性。
第二種話語是張木生所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義。2.0版新民主主義實質是什么？最近開了四五次會，吳思和我等人跟張木生有反復對話，張木生對自己的觀念有一些概括，這些東西在“共識網”上都刊載了。在共產黨原來說過的話里，張木生特別弘揚1945年毛澤東對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講話：“‘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并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他說毛澤東既然能繼承這些東西，那么我們用今天的解釋，加上2.0版也是可以用的。2.0版的新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提出要實行全民所有制的全民分配，真正落實全民所有制，至少要把國有企業所得轉移給社會保障基金，或者更進一步，像蒙古那樣把國有壟斷大公司的股份直接分配到全民。
我在會上提了一個問題，這個新民主主義是針對舊民主主義而言的，毛澤東為什么說要實行好多舊民主主義的政策，卻打上新民主主義的標簽？因為毛澤東說在現在的形勢下，中國革命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所以它就變成了新的。這里面有一個國際形勢分析和時代觀的問題，2.0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時代觀上是什么？是主張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還是和平與發展時代？張木生目前為止的言論還是含糊其辭的，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弱點。毛澤東1945年講的話，其實是亨廷頓所謂“第二波民主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羅斯福和丘吉爾發表《大西洋宣言》以后，就進入了全球第二波民主化，那個時候連蘇聯都在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之內，當年毛澤東講的話也屬于“第二波民主化”的話語，到冷戰爆發后就完全不是這么回事了。如果現在從80年代的鄧小平退回到50年代的毛澤東，去講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那就不是2.0版，而是連1.0版都不如的0.5版了。我最后還是說他的這種討論是好的，因為沖破了“不爭論”，沖破了“鄧三科”一家在那兒自說自話的格局，愿意討論，愿意跟民間人士進行磋商，就蘊含了在理論上部分妥協的可能性。所以我說新民主主義2.0版還是一個好東西，值得大家認真研究和討論。當然普世價值論也是一個好東西，不管他是從誰的口里說出來。當年資本家恩格斯還參與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呢！接著談談專政左派主要是毛派的新動向。我在10年前就說過，毛派內部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傾向性。最近兩三年，在毛派的社會影響力增加的同時，其內部分歧也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了。有一位著名的毛派，文革中河南二七公社的靈魂人物袁庾華，我在幾年前與他有過面談，頗受啟發。袁庾華去年接受了臺灣《思想》雜志的一個訪談，這個訪談是由陳宜中整理的，發表在《思想雜志》的第18期上。據此，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簡析兩種毛派：造反派與保皇派》。最近張宏良和毛澤東的侄女、前兒媳等出來起訴茅于軾先生，他們是文革中保皇派紅衛兵的后裔，像袁庾華這樣的，則是文革中造反派紅衛兵的后裔。
毛派都“反資”。但是據袁庾華介紹，他們認為現在有兩種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正宗的毛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繼承人——應該是首先反對走資派，走資派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現在以張宏良為代表的保皇派毛派，提出的口號是“救黨保國”，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拉扯扯，他們要反對的是“自由資產階級”也就是民間的企業家、資本家。這兩派的對立很激烈。袁庾華說：“左右派的區別就在于對現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態度，維護它的就不是左派。”他根本不承認保皇派毛派是左派。主張反對走資派為主的毛派，愿意跟憲政派交流甚至建立某種統一戰線，張宏良把他們稱為與右派勾結的“左派帶路黨”，視為最危險的敵人。
第三，談談“90年代新左派”。我在2007年寫《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的時候，還沒有考慮好應該把他們放在四個象限里的具體位置。當時我寫道：“甘陽以‘自由左派’自居，又明確主張‘全民普選’，自然應當歸入憲政左派的范疇。……但也有一些新左在憲政民主的問題上保持緘默。”過去看不清楚的現在可以看清楚了。我在2010年《談談“中國模式”問題——響應厚澤紀念厚澤》中寫道：“汪暉說：1990年代結束了，2008年是一個標志。”而在我看來：“2008年是不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轉折之年，這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轉折之年，他們開始‘對一種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尋’，大概是沒有爭議的。”潘維說：“成功在于我國以六十年的奮斗開創了‘中國模式’之路，而危機來自偏離這個‘法寶’。”60年來有什么一以貫之的“法寶”呢？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再生；社會，從總體性社會到市民社會的復蘇；變化不可謂不大。可他們卻說：“不管是人民共和國的30年還是60年，沒有變的是強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沒有變的是“黨專政”。“90年代新左派”們卻變了，他們從否定鄧小平市場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識分子”，變成了贊美鄧小平堅持專政的“故宮”保衛者（潘維批評“深入改革政治體制”的支持者：“說白了就是拆故宮建白宮”）。潘維牌號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朱學勤所批判的“市場列寧主義”。所謂“中國的主權是通過政黨完成的”，所謂“政體最根本的特征是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說明這種“模式”并沒有完全走出蘇聯模式（列寧的“先鋒黨”模式）的樊籬，并不構成一種完全獨立的模式。
第四，談談憲政左派的崛起。憲政左派在90年代末還是最弱的一支，憲政右派以李慎之為代表的在90年代已經有了很多話語，用朱學勤、徐友漁的說法是自由主義已經浮出了水面。憲政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正式訴諸于文字的話語要到21世紀才出現，大家現在說得最多的是2006年謝韜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收在《趙紫陽的道路》這本書里。這篇文章指出：謝韜是黨內具有這種思想的人中冰山浮出水面的那個部分，下面還有更加厚實的基礎。我從關于趙紫陽的三本書包括《杜導正日記》中摘錄了一些話，趙紫陽和安志文、杜潤生、杜導正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們在2000年以后的長期探討中都一致認為，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北歐模式是個好東西，他們并不反對憲政民主主義，但他們認為長期受中共教育影響的民眾，可能更容易接受社會民主主義。在一次會議上我問張木生，2.0版的新民主主義跟社會民主主義是不是屬于一個話語體系？如果是，我就把你的主張跟他們放到一起說。張木生不愿意說“是”。
海外民運在近年來的一個新動向是出現了左翼民運，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他在2007年《民運的左翼與右翼（對洛杉磯中國社會民主黨“二大”的致詞）》中說：“一個人走路要左右兩只腳。一個社會健康發展要左右兩個輪子。左翼右翼，貌似對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海外民運長期以來都是右翼思想占統治地位，現在也出現了左翼思想。
第五，憲政右派內部的分歧。在座有好幾位是“08憲章”的簽署者，都是主張搞憲政民主自由的，但現在出現了“08憲章派”和“反08憲章派”，以及所謂“擁劉（曉波）派”和“反劉（曉波）派”。這些都是表面上的稱謂，實質上是仍然主張與政府對話的憲政派與拒絕與政府進行任何對話的革命派的分歧。現在流行談晚清，在公開與私下的言論中，革命的氣息都越來越濃了。
第三個大問題，我想談談思想多元與政治整合的關系。我首先要說的是，出現了這么多的思想流派，是好事。從西方國家來看，思想是多元化的，各種新的見解、新的流派、新的著述層出不窮。中國在“不爭論”的限制下，長期以來，新見解太少了，說的話不是官話，就是一種反面官話。能夠出現一些新話，哪怕是只有一點點新東西，都是值得高興的。
但我們要把思想和政治兩個層面分清楚。思想層面越分化越好，政治層面是不能無限地分下去的。誰在政治層面上希望民間分得越細越好？只有當權派。當權派會花本錢、花人力來制造你們的分裂，讓你們反對黨、反對派互相打架，他在一邊偷著樂。所以在政治層面上我們要講共識，講團結。觀點可以不一樣，但只要有基本目標上的一致，還是要講“憲政旗幟下的聯合陣線”。不分左右翼，左派中的新左、中左、老左，右派中的革命派、憲政派，大家都可以找到“重疊的共識”。
20世紀以來，有一種最方便的政治整合辦法，即選舉。別看有那么多黨，真正到了選舉的時候也就是兩三個聯合陣線。為了贏得老百姓的有效選票必須整合，不整合不行。特別是有些選舉法規定達不到5%的政黨在比例制選舉中沒有分配席位的機會，據說臺灣這次立法院選舉要改成2.5%，也許會給親民黨一點機會，但這個新辦法還沒有正式出臺，現行法律還是5%。所以選舉會迫使你在政治上整合。
現在很顯然，當局“五不搞”，拒絕直選和競選，那么就會出現一種天然的整合——這就是民派和官派。民有民的共同語言，官有官的共同利益，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政治整合。在微博政治興起以后，大家對于這一點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前些年，左派和右派在很多問題上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但在微博所關注的一些具體項目上，大家開始站在一邊了。
所以民派和官派的劃分在前選舉時代是一種很自然的劃分。這是不是好現象？應該說這既是一種后現代的社會現象，又是一種前現代的政治分野。千百年來，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和沖突就是官民矛盾、官民沖突。如果執政者里有一些對中國未來有所考慮的人，不應當去放任這種現象的蔓延和發展。這個現象實際上是在他們不能出臺任何有效措施的情況下自然而然的一種集結過程，而且是以一種加速度在發生。如果你想改變這種狀況，使政府成為一種“中性政府”而不是民眾的對立面，就必須引進包括開放言論、開放社團、開放政黨、開放直選這樣一些措施，讓左右翼在選舉的平臺上相互競爭，“中性政府”則退隱到幕后。
對于現在的執政者來說，首先要認清形勢，對于發展的態勢有所把握和了解，然后才能談采取什么樣的方略和對策。我跟當局打交道這么多年，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當局永遠把握不了形勢，總是在誤判形勢。“民主墻”的時候誤判形勢，“六四”鎮壓也是誤判形勢。用翁永曦的話來說，這主要是缺乏自信心。很多人現在是“裸官”，把老婆、孩子放在美國“安家立業”，他們在國內總是處于一種心虛狀態，“最后撈一把”的心理狀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作為憲政派，我們還是要做一些開導性、說服性的工作，但對此我們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首先把自己手頭的事做好，把民派的話語權擴大，行動能力增強，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本文是2011年8月14日陳子明在“中國能否走出左右？”座談會上的發言。與會者有：仲大軍、陳子明、劉仰、高粱、崔衛平、黨愛民、劉海波、黎鳴、周舵、王俊秀、俞梅蓀、冼巖、周鴻陵、施曉渝、歐陽勁、喬峰、羅峰、李華、陳義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