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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社會轉型中財富生產和分配與風險生產和分配問題并存。要正確處理，必須強化全民風險意識，提高風險感知能力；樹立和諧發展理念，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發展風險共担；恪守分配正義原則，正確處理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關系；構建風險分配管理系統，實現風險承担主體多元化；搞好社會保障。

一、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現代化的兩種邏輯
　　

財富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財富生產與風險生產相伴。財富與風險生產必然會引致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問題。財富分配是生產成果的分配，風險分配是生產成本的分配。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與人的發展同在，但是其表現不盡相同。
　　

(一)財富分配：早期現代化的主導邏輯
　　

一般來說，財富包括天然財富和社會財富。天然財富是自然界直接賦予人類的財富，社會財富是經過人類實踐活動創造的對人類具有使用價值的成果。財富生產與分配是人類永恒的話題，只是不同階段其表現形式各異。前現代社會，低下的生產力狀況決定財富的稀缺性，人類要不斷增加財富存量才能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求。早期現代化階段，經濟發展中資源、產品等供給不能滿足人類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社會經濟是一種短缺經濟。為了解決社會物質匱乏問題，財富生產仍是社會的主旋律，財富分配依舊是社會分配的主導邏輯。全球化的推進，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后現代化階段，其間社會風險日益增多，風險分配逐漸取代財富分配成為社會分配的主導邏輯。
　　

(二)風險分配：反思現代化的主導邏輯
　　

風險(risk)是指在特定環境、特定時間損失發生的可能性。人類發展與風險相伴。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把風險區分為“外部風險”(自然風險)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人為風險)兩種類型。“外部風險”是“來自外部的由傳統或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由于生產力相對低下，社會發展速度較慢，自然風險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人類進入商品經濟時代。這一時期，社會現代化成為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貝克、吉登斯等人在《自反性現代化》一書中把現代化區分為“簡單現代化”和“自反性現代化”兩個階段。“簡單現代化”階段與傳統工業社會相對應，其風險主要是外部風險(自然風險)，對人類影響相對較小，風險分配還未受到人類足夠關注；“自反性現代化”階段與后工業社會相對應，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為風險不斷增加，由此把人類帶入世界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下，財富分配依然存在，但是風險分配正在成為社會分配的主導邏輯。風險社會下的風險分配具有以下特點：(1)民主性。風險分配雖然與財富占有、社會地位具有關聯性，但是全球風險社會的來臨使風險分配的等級制邏輯被打破，風險擴散呈現“飛去來器效應”，人類不分種族、民族、國籍、性別都必須共同面對經濟危機、政治沖突、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全球性風險。正如貝克所言，“貧困是等級制的，化學煙霧是民主的”，風險分配同時呈現出民主化特征。(2)關聯性。風險社會下，風險源具有多樣性，某種風險的出現往往可能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風險分配要素具有極大的關聯性。(3)疊加性。風險有本源風險和衍生風險之分。人類可以通過治理手段的不斷更新最大限度地降低本源風險的危害，但風險治理本身隱藏著巨大風險，會衍生出新的更大的風險，使風險危害程度進一步放大。同時，風險社會下，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往往交織在一起。財富分配不公往往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風險的預防、担當、化解和補償又需要大量財富的投入，二者相互疊加，使社會發展產生更大的風險。

　　
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
　　

(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財富生產與風險生產
　　

在當前社會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物質生活滿足問題依然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只有在不斷滿足物質生活需要基礎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才能得到進一步提升，生活質量才能不斷優化。因此，我國當前社會發展中的首要問題依然是財富生產問題。當前，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物質產品不斷豐富的基礎上，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全球化推進中展開的，全球化必然會引發各種社會風險。因此我國當前社會轉型中財富生產與社會風險生產相伴。
　　

經濟風險。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是指經濟形式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市場經濟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它將會導致我國當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公，造成社會兩極分化，產生重大的社會風險；同時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其運行過程中還存在諸如不公平競爭、唯利是圖等問題，這又會給社會正常發展帶來嚴重風險。
　　

政治風險。當前中國的政治轉型主要指中國由傳統集權政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轉變。中國政治轉型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在增進各國政府政治交往的同時也使中外政治體制產生劇烈的碰撞和沖突，對民族國家主權產生挑戰，蘊含著潛在的政治風險。民主化有益于民眾民主意識的培養，增強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但是如果民主化速度過快、范圍太廣往往會引發社會騷亂和動蕩，影響政局的穩定，產生巨大的政治風險。在中國政治轉型中，要防止由于體制的不完善而引起權力腐敗，導致干群關系緊張，社會矛盾加劇，政治風險劇增。
　　

文化風險。當代中國文化正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向，文化轉型中主要存在以下風險：一是信仰危機所引發的風險。信仰是人們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選擇和持有。當代中國文化轉型使中國人原有的信仰被推倒，而新的信仰卻未樹立，人們的傳統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以及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信仰等交織在一起，產生信仰困惑，形成文化建設的潛在風險。二是信任危機產生的風險。信任是社會交往中交往主體之間的依賴關系，是社會穩定的黏合劑。中外學者一般將信任分為人格信任和系統信任兩類。當前中國文化轉型中傳統的人格信任(人倫信任)已被打破，而新的現代系統信任還未完全建立，信任領域出現真空地帶，由此引發信任危機，產生巨大的社會風險。三是自我認同危機帶來的風險。社會轉型中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不確定性使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自我同一性不斷解構、自我歸屬感逐漸匱乏、自我意義感正在喪失，人們深陷于自我認同困境中，使人處在生存焦慮之中。
　　

生態風險。中國社會轉型既面臨傳統現代化建設中的一系列生態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生態問題。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使生態環境惡化、生態系統失衡，引發嚴重的生態問題，導致社會運營成本增大，阻礙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影響了社會的安全穩定，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
　　

當前，中國仍處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實現社會現代化仍是其主要目標。現代化之路離不開工業化，工業化過程中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是其主導邏輯。但是中國的現代化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把世界帶入風險社會，也使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因此，當前中國現代化建設同時還存在著風險的生產與分配問題。
　　

財富分配方式是由一定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所有制形式決定。我國當前的財富分配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機制。但是，由于當前中國財富生產中存在政策制定的傾向性、競爭機制的不完善性、生產手段的差異性等問題，使財富初次分配中產生巨大的收入差距，使低收入群體容易產生仇富心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增加，生產積極性降低。這既不利于經濟的正常發展，也不利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風險的生產與分配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社會風險分配指風險成本、風險責任、風險損失在主體間的承担。”當代中國社會風險分配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風險分配要素不確定。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人為風險與自然風險相伴，地震、水災等自然風險對人類造成嚴重危險；禽流感、霧霾等人為風險也使人們束手無策。各種風險要素相互交錯疊加，使風險分配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2)風險分配過程的不正義。財富分配是對勞動成果的分配，而風險分配則是對社會成本的分配，其分配的要素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無明確制造主體的風險，另一類是有明確責任主體的風險。無論是哪種風險，都必須有相應的風險承担者。貝克在談到風險分配時強調，風險分配應該遵循“誰生產、誰負責”的原則。但是，在當代中國，由于風險制造主體的模糊性，風險分配過程中出現責任担當者不確定，“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現象時有發生，風險分配嚴重不公。(3)風險化解和保障機制不完善。當代中國，風險特別是人造風險已成為常態，如何有效化解風險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嚴峻問題。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善的風險化解和保障機制，導致風險后果承担嚴重不均，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這既不利于當代中國的社會穩定，也不利于人類社會的長治久安。

三、正確處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歷時性問題共時性呈現，我們必須直面現實，科學分析，合理協調，有效應對。
　　

(一)強化全民風險意識，提高風險感知能力
　　

風險就是發生危險的可能性，風險最突出的表現是其不確定性。風險感知是人們對風險的態度和直覺判斷，是公眾對風險的主觀感受和評價。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處處充滿風險：經濟領域中由財富分配不公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政治領域中諸如民族問題、恐怖活動等風險凸顯；文化領域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滲透加劇；生態領域中資源破壞、環境惡化、生態失衡嚴重。由于受個體心理認知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人們對目前存在的風險危害認識不到位，風險感知力相對缺乏。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不斷提高公眾受教育程度，提高個體心理認知水平，增強公眾的風險感知力，更好地應對各種風險。
　　

(二)樹立和諧發展理念，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發展風險共担
　　

30多年的改革開放既有力地推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也積累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影響當代中國的正常發展。為了有效解決之，必須樹立和諧發展理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確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等關系，不斷化解各類矛盾和沖突，在促進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合理調節財富分配，縮小個體之間、區域之間收入差距，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的互惠和共享。同時還要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發展中所產生的各種風險，共同應對和承担發展成本，以降低風險對個體和群體的傷害度，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三)恪守分配正義原則，正確處理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關系
　　

正義是社會發展中合情性、合理性、合法性有機結合的范疇，正義的核心問題是權利與義務的配置平衡問題。羅爾斯提出正義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第二個原則則認為社會和經濟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有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時，它們才是正義的。”這也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應該堅持的分配正義原則。社會分配對象包括財富和風險兩部分，社會分配正義也就內含財富分配正義和風險分配正義兩方面。財富分配是對看得見的生產成果的分配，其應“以生產資料的歸屬為基礎，經過初次分配、再分配等分配過程，逐步實現‘機會正義’和‘結果正義’的價值追求”。而風險分配是對看不見的生產成本的分配，其分配要素既包括無明確制造主體的風險，也包含有明確責任主體的風險。前者的分配應遵循責任共担原則，讓人們共同承担風險責任；后者的分配應遵循“風險責任”原則，“誰生產、誰負責”，即每一個風險責任主體應承担風險防范責任、風險補償責任等，堅決杜絕“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現象，科學合理地分配風險。
　　

(四)構建風險分配管理系統，實現風險承担主體多元化
　　

當前，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各種社會風險相繼顯現，給當代中國社會治理造成嚴重障礙。為此，必須構建有效的風險管理系統，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種風險。首先，建立風險監測系統。風險來源極其廣泛，并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有效的風險監測能夠減輕風險對人們造成的災難。其次，建立風險評估系統。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風險監測中所獲取的信息進行分析論證，最大限度地向風險化解系統提供依據。第三，建立風險化解系統。應當建立起政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三位一體”的風險分配機制，積極應對風險，主動化解風險，使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相互協調，推動社會有序發展。
　　

(五)搞好社會保障，化解風險危害
　　

雖然人們在竭力規避和化解風險，但是各種風險依然給人類造成巨大損失。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覆蓋面小、實施范圍窄、統籌層次低等問題。社會保障是社會正常運行的“穩定器”，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當前，必須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建立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減少民眾因失業、疾病、養老等風險造成的損失，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

燕南園愛思想 馮志宏 2015-08-23 08:5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