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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方曌

整理：王文沁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2015年5月12日，德裔美國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去世，享年91歲。彼得·蓋伊退休前是耶魯大學斯特林講座教授，著有大量關于歐洲文明和思想史的作品。他的成名作《啟蒙時代》被公認為20世紀對啟蒙運動作出整體詮釋的最重要作品之一，近半個世紀前出版時就曾引發美國史學界對于啟蒙運動遺產的一系列討論。

仰賴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的推薦和翻譯，《啟蒙時代（上）：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中文版得以問世。這本高質量的譯著中還完整收錄了蓋伊為本書寫作準備的文獻綜述，其視野超出了一般學術綜述的范疇，是對西方思想界和歷史學界對于啟蒙價值和啟蒙運動歷史研究的一個評價和總結。

近日，劉北成教授接受了東方歷史評論的專訪，暢談彼得·蓋伊作品、啟蒙運動研究，以及啟蒙在中國的意義。

東方歷史評論（以下簡稱東）：您在序言中提到了對于啟蒙運動研究的三個主題，第一是法國大革命，第二是集權主義，第三是現代性。這如何來理解？

劉北成（以下簡稱劉）：1784年康德參與《柏林月刊》的討論，發表了“啟蒙（運動）是什么”這一著名短文。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個是“啟蒙運動是什么”，還有一個是“啟蒙運動意味著什么”。前者是一個事實描述的問題，后者則是一個意義和價值提取問題。后一個問題其實蘊含著每一代研究者的當下關懷。這兩個問題是相互糾纏的，后者甚至決定了事實描述的基本取向和面貌。

大致梳理一下，我們會看到，200多年來啟蒙運動的研究和評說是圍繞著四個主題展開的。這四個主題的發生是歷時性的，但后來變成了共時性的主題。最初人們是把啟蒙視為法國革命和恐怖的輿論準備，這是第一個主題；第二個主題是，20世紀前期，許多人把極權主義的根源追溯到啟蒙；到了20世紀中后期，以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為代表，將啟蒙視為現代性的開創時期，這是第三主題。最后，第四個主題則是后現代主義對啟蒙“宏大敘事”的抨擊，我作為譯者在序言中提到了，但沒有展開對這個為題的討論。

20世紀前期，許多西方學者從啟蒙運動中尋找極權主義根源，也有少數學者充分肯定啟蒙現代價值，以此抵抗極權主義。最重要的代表是德國哲學家卡西勒。他在1931年發表的《啟蒙哲學》是第一部試圖全面系統論述啟蒙思想的著作。蓋伊在60年代發表的《啟蒙時代》在精神、基本價值判斷上繼承了卡西勒的啟蒙哲學，是沿著這個譜系的第二部經典著作。

不過，在蓋伊看來，卡西勒按現代學科范疇，把啟蒙思想整理得太有條理了。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會剝奪啟蒙運動的豐富內容。這反而會迎合保守派對啟蒙運動的嘲笑：“膚淺的理性主義、愚蠢的樂觀主義和不負責任的空想主義”。

蓋伊指出，這些指責恰恰出自啟蒙哲人彼此的攻訐。蓋伊也注意到啟蒙哲人之間的爭吵，但更強調他們的共同追求。他把啟蒙運動比喻成一個喧鬧的大合唱。在蓋伊筆下，啟蒙哲人不是埋首書齋的“博學者”，也不是句句是真理的圣人，而是面對思想資源、面對現實問題，懷有共同追求的一群“文人”。他們對古代的追慕、與基督教的緊張關系和對現代性的追求，構成了他們共同的經驗，也使他們組成了一個“文人共和國”，用文字聯系的社群。

東：在本書書名中，作者使用了“Modern Paganism”（譯作“異教精神”）一詞，因此衍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您怎么看待蓋伊在本書中展現的對Modern Paganism的看法？第二是在中文的語境下， 您怎么詮釋“異教精神”這個詞？

劉：蓋伊把啟蒙運動放在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整體框架下來看。他在上卷建構了一個宏大思想史的架構。認為西方的歷史可劃分為四個時代；早期文明時代、希臘羅馬時代，基督教千年統治時代和啟蒙時代。這四個時代是神話時代和批判時代的交替。希臘羅馬時代是第一個批判時代，啟蒙時代是第二個批判時代，在精神上承接了第一個時代。

在蓋伊看來，啟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不是橫空出世，不是無源之水，在西方思想史中是有根基的，這是作者要強調的一點。“異教”這個概念指的是西方在基督教之前或是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西文中更多指基督教之前的宗教。那個時代其實是宗教林立的時代，但蓋伊認為那時的核心并非宗教精神，不同于原始神話思維的時代，而是批判思維得以張揚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繼承了異教精神的。異教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從啟蒙運動開始的弘揚理性、提倡批判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的循環，但這是在一個更新的層次上，是”Modern”。而Modern，則意味這新時代內涵。蓋伊在下卷把啟蒙的現代性追求概括為“自由的科學”。

換言之，這本書可以由兩個關鍵詞來概括，上冊是批判，下冊則是自由。蓋伊所講的現代異教精神，核心是批判和自由精神。

東：這本書您如何看待書中使用的Modern(現代)一詞？啟蒙運動可以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展開的序章嗎？

劉：這是本書的核心。“現代性”一詞涉及到我在譯者序言中談論的三個主題。當時特別在美國學術界，這是對主流觀念的反彈。卡西勒的《啟蒙哲學》是30年代在德國出版的，到1951年才有英文版。在3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發表《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提出啟蒙是用理性的烏托邦取代宗教的烏托邦。按照蓋伊的說法，貝克爾把啟蒙歸入了中世紀的范疇。貝克爾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他的觀點風行一時。少數人例外，例如歷史學家帕爾默的觀點是和蓋伊基本一致的。

東：那么異教精神呢？作者為何將Paganism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呢？為什么不更強調一些12、13世紀以來人文主義對于啟蒙的影響呢？

劉：蓋伊承認文藝復興的重要，但是他把從1300年到1700年的四個世紀，視為西方思想復蘇的時期，但真正的思想獨立，即康德所說的“脫離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狀態”，則有待啟蒙運動。另外，蓋伊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都在“異教古典主義”中尋找思想資源。

東：所以總的看來，這本書表達的仍然是（美國的）主流觀點。

劉：我們還是要回到歷史語境來看。在當時的美國，自由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觀還是有共識的，但是它們的來源是什么爭議很大。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他們的核心價值觀來自宗教，來自英國的自由傳統。而且，孤立論和例外主義很流行，在美國的思想界有一個新世界和舊世界的分野，將歐洲的東西看成舊世界的東西，始終采取著懷疑的態度。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自由的價值觀來自于歐陸為中心的啟蒙運動。像蓋伊這樣持世界主義、歐美世界統一的普世價值觀的并不是很流行。在二戰后，在冷戰時期，美國在全球的地位發生變化，美國人對舊世界和新世界的看法才達成了某種妥協。因此，彼得·蓋伊提出的現代性啟蒙觀，當時在美國的語境下，是有挑戰意味的。

東：在《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一書中，對極權主義的起源追溯到了對理性過度的強調，甚至包括異化的看法，您覺得這樣一個敘述思路對我們有什么啟發性嗎？

劉：這是另一種思路。貝克爾持有一種歷史循環論。他認為，啟蒙時代延續了中世紀宗教的思維模式，只是把對宗教的崇拜變成了對理性的崇拜。他認為啟蒙帶來的是革命，當然會伴有自由之類的概念，但也帶來了恐怖的后果。在他看來，共產主義開始了新一輪的循環。

蘇聯的共產主義雖然開始給人類帶來了許諾，但接下來可能還會重蹈啟蒙的覆轍。貝克爾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角度。但是，這種比擬貌似深刻，但不免過于簡單化了。

再如，塔爾蒙要倒追極權主義的根源，從18世紀法國的思想中區分出哪些能導致集權的思想因素。把一些人的某些表述，說成后來重大歷史現象的根源，從嚴格的史學研究角度來講并不嚴謹。

東：的確是有一種“主題先行”的感覺。

劉：對，從史學來說，不能簡單地把先后發生的事情看成因果關系；另外，歷史現象的發生有很復雜的條件，并不能被簡單地歸因于某個思想觀念。因此包括羅素在內，把盧梭說成拿破侖乃至希特勒的源頭，就有些“忽悠”了。可能在一些觀念上他們有某種吻合，但盧梭有他的歷史語境，他對當時的歷史語境有某種回應，而且他產生的影響也不能用一條細線來串連。

東：剛剛您談到的這些事情令我想到書中對祁克果的引用語，“人們和啟示真理只有一種關系：相信他”。這和蓋伊所描述的關系是完全相悖的。人們和啟示真理的關系問題在西方世界中也被啟蒙沖擊得這么嚴重么？在美國這個新大陸中，最近三十年中信宗教的人的比例還增高了，您認為啟蒙運動真的是奠定了這樣一個科學精神、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么？還是只是對這些有影響？

劉：基督教構成了我們所說的西方文明（歐美文明）的底色。即便現在很多人不再是虔誠的教徒，但他們的文化中還是滲透了這些東西，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另一方面，現代的思想運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也確實帶來了改變。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以前知識是從上帝的啟示而來，人無法改變上帝作出的安排；但從近代開始的改變，已經使整個地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進步、樂觀主義的觀念是在啟蒙的時代開始變成了主音符，這在觀念和心態上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進步觀念、樂觀主義強調的核心是人，人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這之前，樂觀主義是不可能成為一種主義的。這一點在下卷中做了論述：生態的變化，包括醫學的進步，非常重要。以前我們談到科學革命，一般強調天文學和物理學的變化，但科學革命是雙向的，一方面是對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對人自身的探索。十七世紀帕斯卡說，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透露了人的生命隨時會夭亡的脆弱性。但是從18世紀起，隨著醫學、解剖學的發展，人的壽命開始有了一定的保障。這就給科學精神、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個生態依托。

東：下面我想請您談談啟蒙和法國大革命問題。到現在關于大革命的爭論還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從歷史、思想史還是其他方面都不斷有新出的作品，您怎么看待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關系？

劉：書的下卷提出了啟蒙思想直接影響到了美國的獨立戰爭，當然下一步就是法國大革命了。這樣一個直接的因果聯系，在學界是有爭議的。

思想如何導致實踐？啟蒙如何導致大革命？現在的研究有許多推進，比較引人注目的有兩個焦點，一個是傳播的渠道，另一個是“文人”的角色。前者，如書籍史研究等。就后者而言，可以追溯到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其中有一節探討“沒有政治經驗但又雄心壯志的文人為何在法國成為政治權威。不過，托克維爾沒有對文人再加以細分。

文人有一些屬于啟蒙哲人，他們的肖像可以放進“啟蒙”的人物畫廊里。他們大多在革命前已經謝世。個別人參與了法國大革命，如孔多塞。

現在國外學界比較關注在革命中表現突出的兩撥“下層文人”。這些下層文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有類似盧梭的經歷，曾仰慕巴黎的沙龍和啟蒙明星人物，懷著雄心跑到巴黎，渴望躋身于這些名人行列，但都受到挫敗。其中一種是羅伯特·達恩頓所研究的激進文人，如布里索、馬拉等。革命前，他們一直很失落，變得越來越激進。另外一種是達林·麥克馬洪所研究的“反啟蒙”文人。這些人在受挫后立即投入到反啟蒙的陣營，成為主要寫手，在那里獲得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滿足。革命發生后，他們也是“反革命”的重要喉舌。

東：這讓我想到民國間很多文人因仰慕梁啟超、胡適來到了北京，但來了之后大多是失落的，發生了如同您說那樣的分化。雖然20世紀的中國和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法國沒法直接作對比，但從某種意義上相似性特別強。

劉：這方面有很多的理論解釋，比如說邊緣精英，他們可能和這個社會發生比較激烈的沖突。

東：正如今天很多小城青年進入大城市受到的沖擊感和疏離感后讓他們做出一系列的反應，其實一直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現象。

劉：這的確會存在比較長的時間，是和城市化的進程一致的。前些年有一本《最后的知識分子》，書中講到，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紐約的波希米亞知識分子比較活躍，現在基本上消失了。一個原因是城市化的過程基本穩定下來了，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機制和機構把他們吸納進去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尚在進行之中，市場的擴張還沒有讓我們看到極限。

東：最后一個問題和當下的語境非常相關，關于啟蒙運動在中國的接受史。從五四以前很多國人就注意到了啟蒙運動在歐洲思想史和歷史上重要的地位，是能和宗教改革、文藝復興運動并駕齊驅的重要變化階段，更不用說到了五四運動更是一個擁抱其價值的階段。但這當中有一個非常彎曲的歧路，甚至到八十年代末仍有提出再復興的言論。您怎么看待百年中國對啟蒙運動上特別復雜和歧義的過程？

劉：前面說到，啟蒙意味著什么，人們會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啟蒙哲人就至少提供了兩種解釋。一種是百科全書派的解釋，認為知識本身就是光明，要把新知、先進的方法論和世界觀傳播給當時他們認為是愚昧黑暗的世界；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啟蒙觀。第二種是康德的理解：“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他并不認為獲得新知或世界觀就是啟蒙，人類和個人獲得主體性的地位才算啟蒙。康德針對的是家長式的統治。他提出的是一種平等主義的啟蒙觀。

啟蒙對于中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在寫譯者序的時候我回避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太大的話題。現在許多人都在談論啟蒙。許多人提及康德的名言：“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已經啟蒙的時代，而是生活在啟蒙的時代。”這也折射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特點。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人們提供一個可以引發思考和借以對話的文本。

東：謝謝劉北成老師。我們也期待本書下卷中譯本的推出。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