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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志田

變動的時代，常有兩個顯著的現象，一是對自我以及他人的認同疑惑，一是思想解放，多見驚人之語。

前者導致很多人考究“我是誰”的問題（包括大我和小我），后者則引出各式各樣的異見奇說，讓人眼花繚亂。兩者均與歷史直接關聯，蓋任何“我”的認同主要來自本人和他人對“我”自身的記憶，凡失憶者即難知“我是誰”或“誰是誰”。

而思想解放之后，常能思平常所不思、言平日所不言；但創新的基礎來自溫故，外來的激蕩，要和內在的積累相結合，才能有所創獲。若游談無根，甚或妄人妄語，則誤己誤人。

以歷史記錄和著述的持續及連貫而言，中國可說是世界之最。而對歷史的重視，也非比尋常。在“經”的崇高地位被確立以前，“史”是禮法之所從出，也是行為和決策的思想資源。在近代經學被推出歷史舞臺后，史學又曾一度登上高峰。

胡適推動整理國故時，甚至說國故就是中國文化史。到1940年，林同濟更說，“用歷史以激發未來，……在中國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辦法了。從這點看去，史學在中國似乎是注定的百學之王、百政之始”。

林先生的依據，不僅有長期的歷史經驗，也因從“五四”到抗戰，“中國學術曾經過了兩度熱鬧思潮的洗禮”，代表著“中國學術邁進中的兩階段”。前者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端，后者為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引動。

重要的是，“兩期的產生，都是由一部歷史著作發出號箭。這里面也許深藏意義”。所以他預感，“第三期學術思潮的展開，將莫是也有待于一部歷史書的啟發嗎”？

幾年后就發生了政權的更迭，學術思潮不待史著而大變，學政治的林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改教英國文學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史學為尊的現象仍在延續：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科學院里，一個學科通常只有一個研究所，而與歷史相關的研究所則至少有三個。

不過那是真正的繞梁余音，與百學之王的昔日風光相比，史學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社會都強調“有用”的世風激蕩之下，“歷史有什么用”的外國疑問，早已引進中國，前些年尤甚。

其實，史學的功能之一，就是將人類特定群體在特定時期的有意識或無意識活動重建出來，以使其不朽。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沒有史學，則許多人創造的“歷史”就可能湮沒。人類各族群的文化認同，也必須將該族群中許多個人的行動連接成一個歷時性的整體，方得以凸顯。正是歷史記憶的維持，讓我們確知“我是誰”，以及“誰是誰”。

然而林先生對以史學為表征的思路是不滿的，他略帶抱怨地說：“中國民族是最富于歷史性、‘述古性’的。二三千年來，我們好像已發展了一個思維習慣——要‘證今’必定要‘援古’，要‘察來’必定先‘觀往’。甚至可以說，我們非觀往，便感得無從察來。”這或有誤會，且是有代表性的誤會。

借《易經》的說法，史學首先要“彰往”，不能讓人類的往昔湮沒；然后要“藏往”，維持人類的歷史記憶；進而還要“察來”，知道人類怎樣可以比過去更好。歷史之“有用”，亦在于此。

過去不少人以為藏往即是想要復古，察來則是妄圖預測，這是極大的誤解。如章學誠所說：“古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

負面者如此，正面的亦然。知道歷史成敗的教訓，或有可以摹仿或規避之處，但歷史的重要不在于此。我們認識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過去的成敗，不僅是可摹仿，也不僅是可規避，更不必是想要預測未來；溫故知新的意義在于，過去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曾經有過的機會和選擇，也可以提示我們是否進行了足夠努力，更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大至人類，小到個人，如果不能比過去做得更好，前景絕不樂觀。梁濟曾帶著“世界會好嗎”的疑問和希望告別人世，面臨著已被過度開發的自然和日呈紛亂的世界，我們必須比過去做得更好！

如果我們真能比過去做得更好，明天自然也會更美好。這就是歷史重要之所在，也彰顯出史學的意義。歷史從業者請記住林同濟的警示：“治史者不要等閑弄文字，糟蹋了這個‘大人事業’。”

觀察中國 羅志田 2015-08-23 08: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