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當大媽旅游血拼廣場舞的時候,大爺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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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對消費社會這一波新浪潮的巨大沖擊時,最能迅速作出應變的通常是年輕人,原因之一是:他們在原來的社會結構中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又沒有那么多傳統價值的負担。而“大媽”之所以比“大爺”更能順應變化,或許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中國大爺去哪兒了?

作者 | 維舟

自2013年春搶購黃金一戰成名以來,“中國大媽”已經構成一種現象,《華爾街日報》甚至專以“dama”一詞來稱呼這一特殊群體。她們的身影還活躍在國外旅游景點、韓國買房團中,并將廣場舞跳到了盧浮宮廣場前。相比起來,“中國大爺”卻是相對失語的——google“中國大爺”所能得到的詞條,只有中國 大媽的不到七分之一。

其實也不完全是中國如此。以我們的鄰國來說,“韓國大媽”也相當活躍,而日本也有“渡邊太太”(1990年代擅長外匯保證金交易的日本主婦投資者)——她們都是同一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即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富裕的中產階層中催生出一群有錢有閑的中年群體。而其中往往女性在消費、投資、休閑娛樂等公共場所中表現得更為搶眼。但是為什么呢?

在這個看似簡單的現象后面,也許潛藏著諸多原因。最明顯的或許是:“大媽”更容易成群結隊出現,給人以視覺上的沖擊力和壓迫感,但男人都是“獨來獨往的大動物”,你無法想像一群大爺集體去購物或跳舞;相比起男性,大媽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在東亞的家庭結構中,“女主內”的模式使得財政大權往往掌握在女性手中,而大媽們用以理財和購物也更理所當然。

不過對中國社會而言,中老年群眾在公共空間中的活躍,本身乃是一個全新的現象。我們目前只擁有有限的經驗觀察,還難以判定這到底會是社會結構性變化的穩定現象,還是一朵短暫的浪花。

被解放的祖宗

如果說近代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注重“人的解放”,那么,中老年人或許是最晚被解放的群體之一。傳統上他們被社會預期的角色是“活著的祖宗”,應成為慈祥的家長/族長,“為老不尊”是要受社會譏評的——而現在大媽們跳廣場舞等行為,依傳統觀念來看無疑是“為老不尊”。事實上,這可能也是約束住許多中老年人沒有下舞場去跳舞的主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在以往的時代,一個人進入五六十歲之后,自然獲得和需要樹立的是自身所處家庭和社會中的“權威”,而不是去追求個人自由。

但現代社會卻全然不是如此。代際之間已經不再那么緊密,原先“祖宗—父母—子孫”的垂直鏈條已告崩壞,按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一書中的觀點,“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沒有‘子孫’的,正如我們的子女沒有‘祖先’一樣。”現代社會鼓勵每個人去追求個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像以往那樣關注對祖先的承繼和后代的繁衍。


▲中國大媽搶購黃金

隨之而來的自然結果是:中老年人開始“越活越年輕”,甚至忌諱被人說“老”。一百年前,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說:“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美國社會學家西德尼·甘博在1921年出版的著作《北京的社會調查》中也說:“在美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婦女不喜歡說自己已超過40歲。但很難想象中國婦女也會出現類似的傾向,因為在中國,婦女一旦過了40歲,便成為人們所說的‘老太太’了,通常會受到像對長者一樣的特有的尊敬。”直到1945年,費孝通訪美時還發現,在美國千萬不能問別人的年紀,“我老實說很早就看不太慣這種裝年輕的風氣(我常說,到外國去了,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國人),可是再看一看,裝年輕的也有他們的苦衷。他們是在怕老。”他們都將這種社會差異看作是中西方之間的差別,但那或許并非地域文化上的不同,倒不如說是因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所處的階段不同。因為現代性的邏輯就是新的就是好的,它是一種不斷尋求創新、好動的年輕人文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媽”直到近年來才趨于活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一個漫長進程的結果。1979年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則進一步瓦解了家長和父權制的權威。隨后眼花繚亂的新事物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中洶涌而來,中老年人發現自己在學習新事物方面甚至還需要依靠孩子的指導,年齡不再是有經驗的象征,而變成無能的標志。

但真正具有決定性的,是近些年來的經濟發展。如果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作為中國真正步入消費社會的元年,在此之后,中國城市中的中老年人才有史以來第一次享有了那種有錢有閑的感覺:經濟上較為寬裕,而他們的子女也已成年,老年成了人生之中繼童年之后第二段自由的時光,許多老人對此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利用這忽然多出來的時間。除了有時需要給子女帶孩子之外,他們往往無所事事,有些人因此把大量時間用于炒股、打麻將,甚至打游戲。廣場舞的興起也與此有關,因為公共空間中的選擇有限,中老年人將自己的閑暇和熱情投入其中,并獲得了極大的滿足感和認同感。

上了年紀的大媽們并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

女性更容易接納新事物,男性更難“豁出去”

在應對消費社會這一波新浪潮的巨大沖擊時,最能迅速作出應變的通常是年輕人,原因之一是:他們在原來的社會結構中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又沒有那么多傳統價值的負担。而“大媽”之所以比“大爺”更能順應變化,或許是基于同樣的原因。這就像科幻電影中,通常最容易接受陌生外星人的,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婦女,而成年男性往往對其抱有疑慮。

雖然傳統時代的中國女性在成為家長之后極受尊敬(如《紅樓夢》中的賈母),但不必諱言的事實是:女性一般是被認為只處理次一等的事務。由于原先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相對邊緣,所以女性在主動模仿和接納新事物時的排斥不那么強烈。比如,當中國最早出現個體戶時,擺攤的多是婦女,因為她們不少人原本也沒工作,出來練攤也不像男人那樣怕丟臉。鄉村女性在進入城市生活后往往比男性農民工更自覺地對身體進行有意識的改造,以盡快融入和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比如打扮得“洋氣”一點。在經歷了20世紀劇烈的男女平等政策之后,中國的女性也的確有了相對自主的選擇,甚至因其對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而受到世界矚目。


▲上了年紀的大媽們并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

在中國的社會性別規范中,男女通常仍各有默認的領域,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往往與生產相聯系,而女性則與消費相聯系。“中國大媽”所活躍的幾個領域,無論是娛樂休閑,還是消費、投資等,都恰好是這一性別分工中偏重女性的領域。加拿大人類學家朱愛嵐在《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中觀察到,“普遍貶低婦女,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經常否認她們的作用,是中國農村文化的特點”,但與此同時,女性執掌家里的經濟和財政卻頗為普遍,因為“一個婦女的生活及其子女的未來同這個家庭的福利休戚相關,因而她成年生活的許多時間都花在鞏固這一福利上。”雖然面臨著社會經濟變化的劇烈沖擊,這一模式卻頗具生命力——試想一群“中國大爺”去掃貨的場景,在許多人看來恐怕是頗有違和感的。

在這新的社會形態中,隱含著一層未言明的意味:要敢于在公共空間中展現自我。這種自我呈現的內在愿望,有時表現為身體暴露程度的增加(往往年輕人更樂于效仿,他們展露自己身體是得到頌揚的),有時是肢體動作的展開(所以現代人總被要求去熱愛體育運動),又或是在公共場合加強存在感。總之,不要遮掩自己的身體。雖然廣場舞是中國社會的現象,但這背后的邏輯卻是不同社會走向現代化時所共有的。《私人生活史》第五卷在談到法國社會的現代變遷時就曾說,“婦女現在能夠公開地承認她們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愿望:希望保持吸引力”,但是,“在日益強大的消費社會的推動之下,對新風尚的接受一般都是辦公室職員比工人農民早,女性比男性早。”

在“越活越年輕”的全新社會壓力下,如果說女性尚能欣然去積極擁抱它(因為據說“女人天生就愛美”,所以無可厚非),那么同樣的舉動有時卻會讓“中國大爺”們躊躇。這正如女人用衣服來打扮自己會受贊許,但男人這么做卻會冒著喪失男子氣概的風險。雖然“中國大媽”們這些年來引人注目是因為她們在公共領域的活躍表現,但她們的行為在本質上其實是個人化的——追求自己的快樂、投資等等。這正暗合了消費社會的律令:懷著一種普遍的好奇心,不要“錯過”任何一種享受,關注自我并滿足自我。然而男性氣概卻通常是建立在公共領域內贏得的尊敬,太過關注自我難免受到譏評。就算是年輕人,一個女孩子自拍很平常,你倒是讓一個男的手持自拍桿試試!

“中國大爺”的相對沉默和失聲,正表明他們是社會變遷中最為失落的那一群人。他們在傳統社會的結構中本應是最具權威的群體,但在新的變革中則遲遲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而不免迷茫。現代社會中邊界模糊,權威被解構,對男性氣質的認識普遍混亂,以至于他們一方面不像大媽們那樣“豁得出去”,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如何才算是自己合適的形象。


▲在中國城市的廣場舞現場,雖然“中國大媽”的確在人數上占壓倒性的多數,但也還是會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隨音樂起舞。

慢一拍的中國大爺?

這樣說來,“中國大爺”的晚年生活才更需要去關心。我一個朋友就曾憂慮自己父親。因為母親倒是每天去參加廣場舞,比兒女們成家之前生活得更充實愉快了,但父親卻好像不大能適應新生活,至今學不會廣場舞、微信等新玩意兒,夫妻倆之間的差距都拉大了,以至于她慨嘆“要是我爸也能像我媽這樣就好了”。但她后來發現,父親雖然有些抗拒,但實際上也還是愿意學的。

在中國城市的廣場舞現場,雖然“中國大媽”的確在人數上占壓倒性的多數,但仔細觀察來看,也還是會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隨音樂起舞的。有次在桂林榕湖邊,我看到廣場舞領舞竟是個老頭。相比起國外,中國人在這方面的性別焦慮大概不算是特別強烈的,以至于有時老頭也會參加一些看似有幾分女性化色彩的音樂舞蹈。據Susan Brownell的研究,相比西方國家,中國體育運動中的性別趨向較不明顯,因為在儒家傳統中,運動并不構成傳統男子氣概的任何部分。

盡管在社會活動領域,人們默認的性別范式總會存在:跳舞的往往女性居多,而釣魚、練書法、提籠架鳥則通常只會看到大爺們的身影。但現代化進程一經開始,就不可逆轉。就像《飛屋環游記》中的那個老人一樣,到最后總要在晚年生活多出來的自由中尋找自我。在社會變遷之中,“中國大爺”們也會漸漸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位置和活動,接納新的技術、觀念和自我形象,盡管或許會慢上一拍。

本文選自澎湃新聞,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維舟 2015-08-23 08: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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