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象牙塔”里的風波成公亮

簡體傳統

當時的整個中國都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幾乎無處不“左”。但上海音樂學院的“左”在所有高校中尤其突出，這是有現實原因的。

漕河涇幽雅的上音校園里，每到傍晚時分，晚飯之后，暮色初降，總有幾個女生一邊散步，一邊用不同聲部唱著《紅莓花兒開》。她們氣質嫻雅，穿戴得體，四個聲部的歌曲唱得又好又準，這是在其他地方怎么都看不到的，在校園里小河、大禮堂鐘樓、大草坪旗桿的背景下，真是帶有詩意的情景！我站在一旁看著她們走過，心里油然涌出兩個字“貴族”。唱的歌呢，最多的就是《紅莓花兒開》、《小路》等，都是蘇聯歌曲。

上音就是這么一個地方，老師、學生的出身大部分是“資產階級”，一般尋常之家，哪能培養得起學鋼琴、小提琴、意大利美聲唱法的孩子呢？所以成分好、工農兵出身的學生，比例很小。我的出身也算資產階級，但很快就明顯感覺到，我和身邊的很多同學，尤其是上海本地的同學不一樣，或者說，他們的“資產階級”也和我的那個“資產階級”不一樣。他們穿戴、做派洋氣，視野開闊，知識豐富，腦子靈活，專業水平和起點都比較高。在他們眼里，我是從小地方來的，還帶著鄉土的味道，沒那么多心眼，甚至很單純。事實也如此，大概這就是“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資產階級”的區別吧。我在這樣的環境里，也會模仿他們。到上海不久，在上海同學的“教導”下，我的穿著就起了點變化，主要是跟著大家穿細腿褲。說上海話似乎也是一種身份的標志，憑著我在語言方面的超強“才能”，很快就學會了上海話。

成公亮最早的一張彈琴照片，1958年在上海東平路上音附中校園（原蔣介石、宋美齡在上海住宅）花園中拍攝

在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出身學生扎堆的學校，大部分人都在學習資產階級的西方音樂，而且由一批資產階級教授領導著，專業上重技術不重政治，這還了得！到了“反右”，就常常會聽到“資產階級的象牙塔”這個詞兒。社會主義國家里居然存在著這么一個“資產階級的象牙塔”，所以每搞一次運動，就會有強有力的黨政領導到學校里來領導工作。資產階級教授們的代表就是院長賀綠汀。賀綠汀來自白區，上面始終感覺賀綠汀不是自己人，用起來不順手。“反右”的時候賀綠汀問題還不大，“文革”開始就過不了關了。——所以，上海音樂學院的“左”，跟上層權力始終關注它、對它的鉗制有關。

另外，也有很多師生，正因為出身于資產階級，好像有一種“原罪感”，遇到運動，反而視作表現的難得機遇，拼命展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背叛所出身階級的勇氣。如此一來，上面領導有力，下面調動起了大家的情緒，上音又怎么會不“左”呢？

這年暑假之前，“整風運動”已經在學校里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又是鳴放會，又是群眾性大型座談，熱鬧得很。食堂那里的布告欄被擴展了，路的兩旁都用來貼標語和大字報。有意思的是，附中初中部的學生劉道寄也成了眾矢之的。

劉道寄小小年紀，名頭可真不小。我還在長興念初中的時候，就在報紙上、廣播里聽到了他的名字，他原來是一個牧童，因為歌唱得好，被推薦到懷仁堂，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這樣傳奇的經歷，很讓當時做著音樂家夢想的我興奮和激動，還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我考上附中那年，他出了唱片，名氣就更大了。但他一下子面對那么多榮譽，很自然地有些浮夸。他平時愛吹噓自己水性好，沒想到一次下鄉勞動時，真的就有同學在他面前墜入河里了。大家都叫水性好的劉道寄趕快下去救人，他不知怎么的，是驚慌失措還是不敢？最后那位小同學淹死了，所有人都指責他見死不救，引起了公憤。

這時黨委號召大家給黨的工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一開始就出現了好多針對這件事的大字報。說白了，這些大字報未必全是沖著他去的，恐怕真有和把他樹為典型的領導對著干的意圖，借這個機會表達不滿情緒，出身“好”未必一切都好，出身“不好”未必一切都不好。我想黨委領導一定怨劉道寄不爭氣，本來是多好的典型啊，充滿著某種浪漫的意味，貧下中農出身的牧童進了音樂學院，這說明了共產黨的英明、有見識，上海音樂學院在培養勞動人民的文藝工作者！可“見死不救”實在說不過去，眾怒難犯。樹這個典型好比下棋，出了一個臭子，全盤搞砸了。大概一兩年以后，劉道寄變了聲，不適合繼續學聲樂，就在學校里消失了，也很快被大家忘記了。

7 月“反右”開始，主戰場在大學部，“揪”出來的比較出名的“右派”是汪立三、劉施任。當時，劉施任寫過一個大合唱《祖國頌》，汪立三寫過一個鋼琴獨奏《藍花花變奏曲》，都很出名。但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寫了篇文章，標題是《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雖然口氣很婉轉，但實際意思就是說，冼星海的那些交響樂是不行的。盡管冼星海已經去世十多年，可他的《黃河大合唱》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寫的作品，連帶他的其他作品都被染上了神圣的革命色彩，說他創作的交響樂不行，這還了得！于是，他們都被發配到“北大荒”勞動去了。

當時有一個政策，中學生不參加“反右”。但上音附中和大學部在同一個漕河涇校園里，情況就比較特殊了。學校里整風運動時“引蛇出洞”的“鳴放會”那么多，穿梭其間的偶爾也會有附中的學生。這么一來，附中竟然也出了幾個“右派”。

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曾一起主修二胡的吳興達。他是浙江寧波定海人，口音很重，大家叫他“小寧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參加了鳴放，最后成了“右派”。我和他關系并不密切，也不知道他接受了什么處理，有沒有“戴帽子”，只知道這以后他就不見了。等再見到時，我已經在大學部，不知道他來學校做什么，是因為落實政策，還是看一看大家……

另一個是高我一級的同學金麗生，也是浙江人，主修笛子。他怎么卷進去的，我們都不知道。80 年代初，也就是二十多年之后，我在上音見到他——他被落實政策，安排回到上海音樂學院工作。雖然他已經被“平反”，但笛子荒廢那么長時間，自然不行了，回到學校，安排在食堂里賣飯票。他跟我說回來工作了，并沒有講到下放改造的經歷，還問我：“說我笛子不行了，我是不是不行呢？”我的印象之中，他希望能夠繼續搞笛子專業工作，但歲月無情，到這個年齡，丟掉的再也回不來了，心里是很難過的。

作曲專業的高班同學鄧爾博也被打成“右派”。他是大學部作曲系老師鄧爾敬的弟弟，在專業上他是早熟的，很有才華。1956年我剛入校，就知道我校去北京參加“首屆全國音樂周匯演”的作品里，有他創作的鋼琴獨奏《新疆幻想曲》及竹笛獨奏、鋼琴伴奏的《喜悅的村童》，那時他才十七歲啊。可他還是逃脫不了政治的撥弄，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去安徽勞動改造……作曲專業還有兩位同學被打成“右派”，一個叫丁泉生，另一個是王令康。

那年我十七歲，對這樣的年齡來講，“反右”留下的感受不是很深，但慢慢地，還是感覺到學校里籠罩著一種恐怖的氣氛。到“文革”前我畢業離校，大大小小的運動一直沒有停過，我漸漸地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在運動里磨滅掉的，往往是成績最好、最有才華和前途的學生。

晚年龍榆生

關于“反右”，還有一件事我至今不明白。一次我們去大學部參加批判會，是批判“右派分子”龍榆生的。龍榆生我們不熟悉，只知道他在大學部任課，是詞學研究方面的大家，偶爾遇見他，小小的個子，厚厚的嘴唇，大大的鼻子，戴一副黑色圓框眼鏡，很容易記住。在那次會議上，一位教文學的老師發言批判他“向黨進攻”的詞作，其中有一句是“墻爾何來”——我至今都記得，真奇怪，這是五十多年之前的事情呢。可能是那位老師讀這一句時的拿腔拿調“墻爾——何來——”讓我記得這么深刻吧。我不明白的就是，那次會議的地點，我能肯定是在市區淮海中路、汾陽路校區的小禮堂里，也就是說肯定發生在1958年上音遷到市區之后。那一年全國都在熱熱鬧鬧地搞“大躍進”，怎么又回頭搞起“反右”來了呢？在漕河涇“反右”時并沒有龍榆生啊？

本文選自《秋籟居憶舊》

成公亮口述

嚴曉星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