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當代中國不多見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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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錚,選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12月26日,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病逝,年僅57歲。中國古人將杰出的史官和史書稱為良史。高華和他的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稱當代中國不多見的良史。

《漢書》贊司馬遷“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偽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學,又有秉筆直書,敢講真話的品格,才稱得上良史。

高華先生有良史之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問世前,中國關于這段歷史的記載近乎一盤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風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在官方文獻、政治宣傳和個人回憶中被屢屢提及;另一方面,官修歷史對這一時期的說法往往圍繞千篇一律的政治結論,缺少對歷史細節和時代背景的還原。檔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讓延安整風的面貌撲朔迷離。

憑借中、蘇近現代史“活字典”的扎實功底和成長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養成的敏銳嗅覺,高華花費十多年時間,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據、辨偽、挖掘,求證歷史的真相。這如同在幾千塊碎片中找出一千塊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復雜拼圖。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是這樣一冊延安整風的拼圖連環畫。高華堅持用證據說話。閱讀高著上千條的注釋和參考文獻,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據事言理,不空發議論的實證精神。高華并沒有單獨接觸隱密檔案的機緣,書中引用史料均已公開出版,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大陸權威的出版機構。這更顯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別可貴的是高華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對真相的追求有時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筆直書還是為尊者諱?這是對治史者良心的拷問。

研究延安整風,毛澤東是一個繞不開的歷史人物。司馬遷身為漢朝史官,直書漢高祖劉邦貪財好色,記載他逃跑時推兒女下車,敢用“且喜且憐之”來描摹劉邦得知呂后殺韓信后的反應。這種“不隱惡”的良史風骨在高華的書中看得到。

延安整風和“紅太陽升起”是改變中國二十世紀歷史進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國的政治運作方式和歷次重大政治運動,無不投射下延安整風的影子。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實的史家和史書。

高華比常人更懂得中共黨史不同于一般的歷史。為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在政治上未必正確,而政治隨時可能葬送一個體制內學者的前程。以高華的才華,不必說什么違心話,只要換個不太敏感的研究課題,不難躋身于電視明星學者、暢銷書作者之列,告別清貧,名利雙收。

就個人而言,高華選擇了一條荊棘叢生的路,就國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選擇無疑是一種担當。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如果止步于為“偉大、光榮、正確”作注腳,與“秦人不暇自哀”何異?

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古訓,更是人類文明的體現。中國人對過去一百年歷史的正視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華先生為縮小這段歷史中的盲區鞠躬盡瘁,他是當代中國的良史。

讀高華的書,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任何個人都有局限,司馬遷亦非無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邏輯上的錯誤,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更進一步,恰是對良史傳統最好的繼承,這也是高華著書的初衷。

高華一生洞察權謀,卻不醉心權謀。如果說他字里行間流露了什么個人傾向,那就是對天下蒼生的悲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我與高華先生雖不相識,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還重。


吳錚 2012-03-08 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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