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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我與云鄉同志相識不算早，識荊之后，才發現他有多方面的才藝，并皆造詣高深。一九八〇年春末，行將遠游，出席國際紅學研討會議之時，蒙他特賦新詞，為壯行色，這也許是我們一起談“紅”的開始。這是一首《水龍吟》，其詞云：

世間艷說紅樓，于今又入瀛寰志。衣冠異國，新朋舊雨，一堂多士。脂硯平章，楝亭器度，白頭談藝。念秋云黃葉，孤村流水，繁華記，蓬窗底。

欲識情為何物，問茫茫，古今誰會？畫薔釵斷，掃花歌冷，并成旖旎。豈獨長沙，還憐屈子，離憂而已。愛西昆格調，鄭箋共析，掬天涯淚。

不但才華文采，即其書法，也很見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擊節而賞。

從那以后，他每詣京華，必來見訪，相與談“紅”。而在我的數不清的各種“類型”的談“紅”朋友之中，他是別具風格，獨樹一幟的一位。

現在云鄉同志的《紅樓識小錄》即將付梓，前來索序。我雖末學無文，卻不避癡之誚，欣然為之走筆。翰墨因緣，大約就是這個意趣吧。

紅學是一門極難的學問：難度之大，在于難點之多；而眾多難點的解決，端賴“雜學”。這是因為《紅樓夢》的主人公寶玉，原本就是一位“雜學旁收”的特殊人物。雜學的本義是“四書八股”以外的學問；所謂“正經”、“不正經”，也就是差不多的語意，——那是很輕蔑的語氣呢！說也奇怪，至今還有以正統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雜學，這些大學問者不愿承認它是學問。正因為“正經”是大學問者之所事所為，剩下來的雜學，當然只是小焉者了——《紅樓識小錄》之命名，取義其在于斯乎？這只是我的揣測，云鄉同志的本意卻不一定是這樣。但是他的“不賢識小”的謙語，也確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雜學其實很難，也很可寶貴，我是不敢存有一絲一毫小看它的意思在的。雜學又不僅僅指“博覽群（雜）書”，它不只是“本本”上、“書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見聞多、閱歷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硯，乃至書中人物鳳哥兒，都是明白講究“經過見過”的。《紅樓夢》理無別解地原就是一部“經過見過”的書。這么一來，一般讀者，特別是今天年輕一代的人，要讀《紅樓夢》，想理解二百幾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時時陷于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結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關注的卻是“誰解其中味”。這問題就不“小”了呀。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中華書局2012年9月增訂紀念新版）

我一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瑣”之名，不辭“不賢”之號，肯出來為一般讀者講講這部小說里面的那些事物。據說西方有一種別致的博物館，專門貯藏百樣千般的古代生活細瑣用品。我國的博物館，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盡管極為有趣，卻不見保存，大都將歷史物品毀掉，令無孑遺，以便后代子孫去做千難萬難（也會千差萬錯）的“考證”工夫。由此想來，如云鄉同志肯來講講這些內容，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為一個《紅樓夢》的讀者，我對書中許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錯了而自以為懂了，比根本不懂還可怕。云鄉同志的這種書，我是歡迎的，而且還覺得內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訴我們一些歷史知識。這其實也不能不是紅學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舉一個例：南方人沒見過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轎，見書中寫及寶玉坐轎，便斷言雪芹寫的都是南方的習俗。又認為手爐、腳爐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這個北方人卻都見過的、用過的。最近看與《紅樓夢》同時而作的《歧路燈》，其寫乾隆時開封人就坐二人小轎，乃益信雪芹所寫原是北京的風俗——至少是以北京為主，其真正寫南方的，委實是有限得很。像這樣的問題，就必須向云鄉同志來請教一下，才敢對自己的見解放心，——我讀他的書，就是抱著這種恭恭敬敬、小學生求知的心情的，豈敢向人家冒充內行里手哉。

再過一些年，連云鄉同志這樣富有歷史雜學的人也無有了，我們的青年讀者們，將不會批判它因“小”失小，而會深深感謝這種“小”書的作者為他們所做的工作。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本文為鄧云鄉著《紅樓識小錄》（中華書局2015年4月出版）原版序二，作者周汝昌，著名紅學家，著有《紅樓夢新證》《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等。

中華書局聚珍文化 2015-08-23 08:5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