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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山水微言

來源|關天茶舍

摘要：胡適“暴得大名”，雖有運氣，更是實力。他是中國新文化的引進者、啟蒙者、開拓者，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開風氣之先，領時代之先，其思想方法和學術觀點影響深遠，澤被后世。

胡適（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入康乃爾大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

文學革命 暴得大名

“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這首20世紀80年代初流行的臺灣校園歌曲，名叫《蘭花草》，改編自胡適1921年10月4日寫的白話詩《希望》。

胡適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最大、最深、最遠的貢獻，是他首倡白話文運動，掀起“文學革命”，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第一部白話學術論著，他的《終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話戲劇，他的《短篇小說》是第一部白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集，他的《嘗試集》是第一部白話詩集，白話詩《希望》就是其中一首。這些均為開山之作。

《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新文學的“八不主義”，是胡適的成名之篇。先在《留學生季報》發表，反響風平浪靜，泡沫都沒起一個，又抄了一份寄給國內的《新青年》。陳獨秀獨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發表后，文章轟動全國，胡適風靡學界，成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書”、“播種機”。胡適當初沒想到，“一稿兩投”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歷史吊詭之處在于，這篇大作拉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帷幕，卻用文言文來寫。

胡適打響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槍”。陳獨秀接著寫了篇《文學革命論》，首提“文學革命”概念，狠批“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比胡適的“火藥味”更猛。胡適繼陳獨秀之后又寫了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剛出道、出名，典型的文藝“小鮮肉”，鼓吹“革命”還有些心虛，所以標題中加了“建設”兩字緩沖。

陳獨秀、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雙子星座”，或者說是“雙發動機”。兩人帶領志同道合者推波助瀾，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勢。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 4月再發通告，分批廢止舊國文教科書，逐步采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參改語體文”。流行了幾千年的文言文，僅用3年多時間，就被白話文取代了。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演講中認為，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周策縱在《胡適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中評價，“白話文在一切寫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感慨：“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也不矯情，毫不吝嗇地稱贊了白話文的作用和地位。認為語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內容的更新無從談起。白話文運動就是中國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破除掉第一層“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他在《嘗試集自序》中寫道，“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在《口述自傳》中又說：“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舊文化難免有碰撞、有火花。蔡元培主掌的北大“兼容并包”，各式學術大腕云集，趣聞逸事也多。黃侃推崇“國故”，師從章太炎，瞧不起新文化。這個“狂狷”思維敏捷，口才了得，與胡適涇渭分明，互存芥蒂，常調侃胡適。

例如，黃對胡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真心。”胡不解，問何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不應叫胡適，應叫‘往哪里去’才對。”又如，黃侃常在課堂上大罵新文化，大罵胡適和師弟錢玄同。“假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話文發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只須‘妻喪速歸’即可，光電報費可省2/3。”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