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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秦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11年9月30日，在緬甸國內政治體制醞釀變革的氣氛中，緬甸政府宣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擱置原本由中資公司開發建設的伊洛瓦底江上規劃中最大的水電項目——密松水電站。這消息在我們國內引起很大震動。這次到克欽邦，與各方面了解事情原委，并且考察了密松現場，形成了一些看法。

“反密松”情緒在緬甸基礎廣泛

　　此行的第一點感受，就是對密松項目的反感在緬甸確實有非常廣泛的基礎。緬族與克欽人，緬族中的現政府與處于在野地位的民主派，克欽人中反政府的克欽獨立軍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軍，緬甸各族與華人、宗教人士與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與佛教徒、世俗政治中傳統上親西方的、親軍政府的和親中國的各派勢力，他們在許多方面觀點有分歧，乃至有尖銳的對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們大都持反對意見，對政府的擱置之舉也是支持的。

　　這當然不是說沒人贊成密松工程。軍政府當初是全力支持、推動密松項目和整個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級開發計劃（所謂七壩計劃）的。但是了解緬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軍人執政以來，緬甸軍政府一直存在時激時緩的內部斗爭，1988年奈溫被軍內政變所推翻，“緬甸社會主義”被否定，2004年強硬保守派丹瑞對溫和開明派欽鈕發動清洗，在民族、民主問題上全面倒退。而每次斗爭中的各方在民主與政治改革問題、民族與聯邦體制問題上都有明顯不同態度，在經濟發展和國際關系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緬甸的變革能夠啟動，緬族民主派、少數民族地方勢力和國際社會的壓力固然有作用，但在近年來“僧侶革命”被殘酷鎮壓、果敢事件中對民族武裝動蠻得逞、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又因金融危機和阿拉伯阿富汗伊朗等問題焦頭爛額之際，這三種壓力如果說沒有減輕，至少也談不上加強，這種情況下變革仍然發生，應該說軍政府內部斗爭的因素至關重要。而在密松項目的問題上軍政府內部顯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變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處下風，如果說還沒有失權的話，也顯然已經逐漸失語，社會上幾乎聽不到他們為密松工程辯護的聲音，就連軍方辦的《緬甸新光報》，現在也出現了“反密松”言論。

　　與軍政府直接對立并且實際上處于戰爭狀態的克欽獨立組織（KIO）過去強烈反對密松工程，曾聲明如果軍政府和中資公司一意孤行，就會引起“內戰”，密松工地過去發生的一系列爆炸等破壞事件也被懷疑是他們干的。但我們這里最近卻有人說，他們只是基于“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立場給軍政府搗亂，其實他們是支持水電開發的。

　　的確，作為多年以來實際控制克欽邦大部分地方并負有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責任的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他們看問題的角度與非政府組織不一樣。同時他們過去的意識形態也有較多的進化論色彩，不像宗教機構那樣“唯心”，更不像一些環保組織那么“敬畏自然”。1990年代后他們雖然淡化了意識形態，但為了在與優勢的政府軍的對抗中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獲取經濟來源的愿望是很迫切、甚至可以說是急功近利的。開礦、伐木、淘金等當代環保組織經常抨擊的“破壞環境”的行為，他們干得并不少，并且也曾因此被各種非政府組織批評。

　　就水電而言，KIO主政的“克欽第二特區”政府曾經相當積極，而這個背靠中緬邊界、別無國際通道的特區，稍大一點的項目都只能與中國人合作，因此在引進中資開發水電方面他們甚至還可以說是先驅。但是一些中資公司目光短淺只抱粗腿，為巴結軍政府就拋棄了他們，對這種“討好大朋友，出賣小朋友”的做派他們是很生氣的，并且也為此改變了對一些項目的態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電站，原來就是該特區引進中資，在自己的控制區開發的，特區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資金，但后來軍政府插足進來，中資轉而與軍政府合作，迫使克欽方面退出，而且讓軍政府以保護工程為名出兵控制了電站附近地區。克欽方面不僅蒙受經濟損失，還丟失了地盤，其氣憤可想而知。于是對太平江水電站改取破壞政策，多次出兵騷擾，致使電站癱瘓。這類案例顯然就是出于“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并不是反對太平江電站本身。

　　不過，這樣的解釋可以用于太平江，卻不能用于密松。雖然KIO并不是“反壩派”，也曾熱心于水電并與中資合作，但具體對密松項目，他們也從來是反對的。其原因后將詳談。更清楚的是，如今緬甸政府已經改變主意要叫停密松壩了，但KIO并沒有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邏輯變成密松的擁護派，相反他們的反應有兩種：一是“認為雖然這是遲到的決定，但克欽邦的各族人民仍然表示歡迎”。二是懷疑叫停是假的，密松工程還在暗中進行，換言之，他們的態度是“敵人說反對不算，我們要求他們真反對”。應該說，歷史上KIO一直是“親中”的，今天他也不想得罪中國，如果中資公司能夠平等相待，今后合作的機會還會有，但不可能是在密松了。

　　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欽民族中最親軍政府的派別，即已接受緬軍政府改編為“邊防軍”的前緬共武裝“新民主軍”（NDAK），其前領導人丁英因依靠緬軍政府平定內部異己，已完全成為丹瑞的傀儡，甚至加入丹瑞的政黨作為國會議員常駐仰光，克欽其他派別視之為丹瑞的“說客”，但他也從未發表過贊成密松工程的言論。而新民主軍的其他人士則明確反對密松項目，如新民主軍前副司令吳茂銀先生在與筆者的談話中就指出，中資搞的密松項目是中國人在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后面要提到，密松的“神圣”地位是克欽人反對筑壩的一個重要理由。這種山川崇拜本是克欽人古老“萬物有靈”信仰的體現，一般克欽人有這種傳統觀念并不奇怪。但是從19世紀末基督教傳入克欽地區后，教會是一直致力于祛除種種“落后信仰”和“原始崇拜”的。筆者與當地最有影響的基督教派之一“克欽浸禮會”（KBC）一位負責人昆桑牧師談話時，他就侃侃而談，講了一大堆基督教傳入后如何使克欽人擺脫了各種“巫術”、“迷信”和“愚昧陋習”的故事。

　　但我注意到，就在這間KBC的辦公室內，與圣像一起懸掛的就有在密支那到處可見的“二水環山”神圣密松的中堂畫。于是我問：“您也覺得密松是個神圣之地嗎？您認為克欽人的密松崇拜是否屬于教會需要反對的‘原始崇拜’呢？我知道您也是反對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環保和經濟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認為也有文化與信仰方面的理由嗎？”他正色說道：“作為基督徒我當然不認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靈，但是作為克欽人，我仍然認為它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征，這和基督教不矛盾，軍政府和中資公司不跟我們商量就拿它去賺錢，我們當然不同意，更不用說它還破壞環境……”

　　緬甸華人社會的背景也極復雜，有大陸背景，有“國軍”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仰光、曼德勒等地的華人有的已經幾代居緬，軍政府又長期實行強制同化政策，他們中的新一代緬化程度已經很高，很多人已經不會講漢語。而果敢、佤邦華人長期在緬甸政府鞭長莫及、中國影響卻無處不在的緬共及其衍生的“民地武”地區生活，絕大部分不懂緬語，他們不僅完全用漢語中文，而且是全球華人世界（除新移民外）中罕見的不用繁體字和“國語”腔、完全適應當代大陸語言氛圍的族群。這些年來緬北動亂不安，他們很多人富裕后都移居仰光、曼德勒等緬內地城市，形成一個特殊群體。由于背景特殊，他們不僅尚未融入緬族主流社會，與本地華人也有隔閡。

　　然而總的來講，華人在各個族群中比較能干和富裕，在那個敏感社會里他們大多小心謹慎，埋頭掙錢，不問政治。而中緬經貿關系的發展是近年來很多華人致富的機會，他們自然珍惜。所以他們對中國和緬甸軍政府都極力維持友好關系，而與中國及緬甸軍政府不喜歡的人和事都保持距離。近年來緬族不滿軍政府的民主化情緒高漲、各少數民族維權意識也在加強，而相對來說，華人卻成為對這二者都最不關心的族群。通常他們很少談到密松這樣的話題，但是如果談到，他們也大都認為這事做得不對，包括那些與中國和緬甸軍政府關系密切的華社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慶宮孔子學堂校長李祖清先生就是這樣。自少年時代就非常認同新中國的李先生對今天的中國和緬甸軍政府都很為稱贊，對中緬友好十分熱心，經常奔走于兩國之間，與兩國一些政要也相識。他對民主化并不看好，對歷史上與緬當局有過節的果敢、佤邦人頗有微詞，在油氣管道等緬甸社會有爭議的話題上都為中緬當局辯護。在與筆者交談中他認為中國對緬幾十年來好事千千萬，“只有兩件事肯定做錯了”。一件就是文革時鼓動緬甸華人學生搞紅衛兵宣傳革命造反，“我那時也積極得很，做了傻事”；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曉得誰出的這種餿主意。在哪里修電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諱（修建）的地方”。

　　總之，“緬政府毀約贏得民心，中資忽視民意慘遭損失”，網上有網友這樣的評論，這次在緬我感到確實如此。

何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

　　如今反對密松工程的人們經常說，密松水壩會破壞環境，影響某些魚類的生存；會淹沒大片森林，影響下游水情；壩址位于地質斷層，地震時會有垮壩危險……以環保理由來反對大型水壩工程，在歐美比較流行，這些民主國家已經基本沒有強制拆遷、野蠻征地之類的人文之弊，他們最關心的是環保，最能引起他們共鳴的也是環保。因此在密松問題上，我們聽到最多的也是這類担憂。

　　這些担憂很多不是沒有道理。但是第一，這些理由可以用來反對幾乎一切水壩，可是事實上人們不能一個壩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權衡的：如果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這里建壩相對弊大，哪里相對弊小？這是需要考慮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環保組織幾乎從來只是說哪里不能建壩，就沒有說哪里能建的。從社會博弈的角度講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有另一些利益集團幾乎從來只說哪里能建壩，就沒有說不能建的。在一個文明社會兩者會有正常的博弈，環保組織不能阻止一切壩，但可以阻止相對最糟糕的壩，而對立方不能想建哪個壩就建哪個壩，但相對利大弊小的壩還是會克服阻力得以修建的。雙方都不能盡遂所愿，社會卻可以在妥協中進步。所以環保組織的作用應該肯定，但具體就某個工程而言，環保組織的一面之詞也不能一錘定音。

　　第二，上述問題有的是可以通過修改方案、追加投資、增添一些設施來解決的，并非只有“照原設計建”和“不能建”兩個選擇。此外有的問題也未必就像傳說的那么嚴重。例如所謂地震垮壩的危險，我曾對一些緬甸朋友說，“斷裂帶”是個寬泛的概念，并非所有斷裂帶都是地震高發區，而且據我所知，密松主壩設計為混凝土面板堆石壩，這種壩型不像重力壩、拱壩那樣的“一堵墻”，它的邊坡平緩壩基極寬，因而比較抗震，即便受破壞也有個過程，瞬間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是幾乎沒有的。

　　還有的事確屬訛傳，例如我在某位朋友那里看到一張講述密松危害的地圖，里面把計劃中的密松水庫畫得非常大，一直淹到克欽邦北部的葡萄附近。我笑說葡萄的海拔比密松能高出300多米，要能淹到那里，這世界上還沒有那么高的壩呢。

　　第三，所說的種種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庫區人煙稀少，有人就說這是難得的原始自然生態不能破壞，但是如果人煙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認為非常嚴重。這樣無論人煙如何，水庫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實這兩種問題是互為替代的，而且需要權衡。我覺得像緬甸這樣的專制國家，強制圈地移民的人文災難要比淹沒一片無人區嚴重得多，而在沒有這種問題的發達國家，人們卻更喜歡保護無人的“原生態”大自然。我一直認為如果還有一條河流修大壩的弊病最少，那就是幾乎全程奔流于峽谷、沿河人口稀少的怒江（即緬甸的薩爾溫江）了。當然即便移民再少，也不能說他們就活該犧牲，支持他們維權爭取更大補償是對的，但這就是社會問題，不是生態問題了。我的這種想法，與搞環保的朋友也是有分歧的。

　　但是在克欽邦走訪以后，我發現雖然在“反密松”輿論中環保的聲音最大，實際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還不在這里。

　　在克欽邦各地，你會發現全景拍攝或繪制的“二水環山”密松河曲的形象無處不在。克欽人的各種公共場所，如克欽文化會館、目瑙場、議事廳掛著它，密支那大學那樣的文化單位掛著它，教會、寺廟里也可以見到它，很多人家或商店用它作中堂畫，甚至我們住宿的華人開設的密支那雙龍賓館，盡管是中式裝修，大堂里也醒目地掛著“二水環山”圖。這個象征元素還廣泛出現在克欽地區的招貼、工藝品、各種節慶儀式和日常美術中。甚至在克欽以外的緬甸其他地區，人們對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國大使館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廳”，以緬、克欽和中文（作“蜜頌”）三語的招牌和“二水環山”的圖像為裝飾，據說使館還常有人光顧。給人的印象是：密松在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剛山在朝鮮，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專門去那里走了一趟。“密松”(Myitsone)是克欽語“匯流處”之意，位于密支那城北42公里，伊洛瓦底江的東源恩梅開江和西源邁立開江在此匯合，緬甸的“母親河”伊洛瓦底就此開端。兩源流域莽莽蒼蒼，就是當年中國遠征軍抗戰史上著名的野人山，而密松就是從密支那平原進山的口子。從匯流處西側山上望去，兩源匯流后迎面奔騰而來，到山前又掉頭東去，形成一個巨大河曲，景色非常壯觀。密松工程的攔河主壩位于河曲東頭，溢洪副壩則在匯流上游的恩梅開江口，切過山口泄洪于河曲之下，純從水工角度講，這個樞紐的布局比較合理。但是如果考慮人文因素，在此地建壩是欠考慮的。根據當地克欽人的傳說，密松是龍的父親及他的兒子Hkrai　Nawng和Hkrai　Gam（就是東西兩源）的誕生地，人們相信如果這龍脈被破壞，龍就會不安，從而禍及眾生。這當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欽人是信的。而他們才是這里的主人，不是嗎？

　　而從歷史上講，當初藏緬語先民（包括緬人與克欽人）從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這里走出崇山峻嶺，進入伊洛瓦底江河谷，從而誕生了后來的文明。據說當初克欽酋長就是在密松建立了第一個部落聯盟的。所以即便不管神話，克欽人也有理由把密松當成自己的文明發祥地來崇敬。

　　當然，密松的這種崇高地位會不會因修水庫而受損？我當初對此是疑惑的。我曾經問當地的作家克塔先生：無論建不建壩，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現一個人工湖，難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嗎？就像耶路撒冷，那里也有許多現代建筑，可是這不會影響人們去朝拜哭墻，就像麥加最近還建了城鐵，那也不會影響穆斯林去朝覲天方啊。克塔反問道：那么你們中國人心中的圣地，比方說（他想了一會兒，就其所知說道）長城，你們會不會修個水庫把它淹了呢？

　　我答道：別的我不敢說，如果要講長城還確實有這樣的事，你知道中國有個潘家口水庫，就是把長城的一段，還是著名的關門給淹在了水下，現在那里“水下長城”還成了景點了。

　　克塔有點生氣：我不理解你們為什么會這樣，但是我們不能接受這種事發生在密松。停頓一下他又解釋說：也許和耶路撒冷、麥加不同的是，我們克欽人沒有圣殿、天房那樣的人工建筑作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狀態被人崇敬的，成了一個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庫，為什么就非得修在這個地方？還根本不和我們商量，幾個緬族軍頭和中國老板說修就修了？

　　其實，聽來聽去，我覺得“根本不和我們商量”才是問題的關鍵，這和昆桑牧師說的“軍政府和中資公司不跟我們商量就拿它去賺錢，我們當然不同意”是一個道理。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我想即便在克欽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匯流處現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簡陋的旅游設施，如果盛名傳出，將來這里變得和國內許多旅游地那樣游人如織熙熙攘攘，那會不會也影響到“二水環山”的自然圣潔？我想，那時肯定會有這種抱怨，但不會引起強大的反對聲浪。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種情況如果出現，那肯定也是當地人民愿意的。但如果按如今水電站這種開發模式，由軍政府把密松圈禁起來霸占為官辦旅游公司，把當地百姓強行趕走，再委托一些外國人來經營——如果這樣搞，那就會與電站一樣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實際上密松過去的名氣沒有如今這么大，“二水環山”的形象也沒有如今這么隨處可見。如今這種現象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軍政府與中資公司的行為引起的反彈：密松現在似乎不僅是克欽文明發祥地的象征，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克欽民族抵抗專橫維護尊嚴的象征。

　　對于這些朋友，你跟他講環保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將來的水電站能給你們的政府財政增加多少錢，那是沒有用的，尤其是后一理由只能增加他們的反感。

　　從克欽人的角度想，以獨裁、腐敗聞名的軍政府圈占我們的土地，把當地百姓強行趕走而只給極低的補償，然后把這里交給一家外國公司，建起的電站按BOT方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通過契約授予私營企業，包括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并準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編者注），由外國公司經營50年，生產的電力90%輸往外國；當然外國公司為此會給軍政府一大筆好處（政府財政收入），但過去從來沒有在克欽地區搞過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殺、搶掠我們的軍政府得到這些好處與我們有何關系？那不就是使他們更有能力擴充軍備鎮壓我們嗎？外國公司與軍政府不是在狼狽為奸嗎？

　　在緬族人看來，密松當然未必是“龍脈”，但作為“母親河”的發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只是沒有克欽人那么強烈），軍政府在克欽人看來是征服者，在緬族百姓中同樣不得人心，這在最近的變革中已經越來越清楚。這個獨裁集團過去屠殺克欽人和鎮壓緬族民眾的民主運動同樣殘酷，因此密松工程給軍政府帶來的好處同樣未必是給民眾的好處，中資公司與軍政府的交易不僅違背克欽民意，也違背緬族民意。因此在克欽地區修建一個可能對中下游緬族地區造成巨大影響的大水庫，緬族民眾也是有顧慮的。在緬族人關于環境的種種抗議中可能就包含了這種不便明說的担心，因此他們抱怨的核心同樣是“根本不和我們商量”。

　　而從中資公司的立場講，密松工程是中緬合作的，代表緬甸方面的只能是軍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對黨或“民地武”。軍政府同意我們獨立經營50年，我們給他們相應的回報，這是兩國間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關于當地老百姓的補償，我們給軍政府的回報已經包含了這筆錢，在我們看來也不算少。至于軍政府如何把這筆錢給老百姓，老百姓是否被強迫征地、野蠻拆遷，這是他們的“內政”，與我們無關。公司只管開發，不與百姓談判，由政府出面搞征地拆遷，我們在國內也從來是這樣搞的，怎么能說是欺負緬甸人或者克欽人？

關于緬北和克欽地區的“內政”

　　這里顯然涉及到一些在我們這里的語境中至今無解的問題，即“主權”是否高于“人權”？“主權”是否只能或只應該由統治者來代表？政府意志是否等于國民意志？與一個獨裁政府達成交易去做該國國民普遍反對的事，就是“不干涉內政”嗎？但是，筆者認為在這里可以越過這些敏感問題，因為密松電站所在的克欽地區情況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這是因為包括克欽邦在內的緬北地區的現狀實際上是與幾十年來我國政府在這里的強大影響密切相關的。

　　緬甸是個多民族國家，歷史上孟族、撣族和緬族都曾在今緬甸版圖內建立過相對強大的王國，但沒有哪個王國曾經直接管理過今天緬北的所有地區，尤其是克欽地區。當然南邊這些王國與北邊中國的元明清等朝勢力的影響都曾達到過這里的許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國家立場對誰的影響更強可能會見仁見智，實際上在不同時代這種影響也是不斷進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當近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開始在中緬之間形成時，緬甸已是英國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緬北并與中國發生矛盾的是英國人，而且英國殖民勢力處于擴張期，相應的就是中國勢力的退縮。然而中國與親中國的當地土著一直在反抗，邊界的劃分也長期未定。1914年英國以印緬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麥克馬洪線”，這條線的中印段現在基本上是中印東段實際控制線，但我國并未承認。而中緬段在1960年實際上成為中緬兩國正式劃定的北段國界以前，中國也是不承認的，當時中國主張的是更靠外的一條界線，包括了歷史上曾是中國屬地的一些地區，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這條界線上。

　　當然在抗戰以前由于國力孱弱，當時的中國政府實際無力控制這片地區，因此如今有人譏為“地圖開疆”。但是當時英國人對今緬甸境內各族實行嚴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許緬族、哪怕是臣屬于英國的緬族勢力進入，所以那時這些地區的克欽等民族受英國影響固然很大（克欽人使用拉丁字母克欽文，并絕大多數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緬文教育發達，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欽人還比懂緬文的多），受中國影響，甚至受撣人影響（克欽與撣歷史上就有混居現象，英治時對緬人進入克欽地區極力排斥，對撣人則相對寬松，今天這里的撣語地名很多就體現了這類歷史因素）也很可觀，但是緬族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

　　中緬先后卷入的抗日戰爭又帶來了新變化。一方面在抗戰前期英國置身事外，中國卻因沿海被封鎖，嚴重依賴緬甸國際通道，被迫接受英國要挾，未經邊界談判就臨時通過換文承認了英國控制的既成事實，從而有了所謂“1941年線”（主要涉及撣邦北界）的說法。另一方面抗戰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緬甸，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以蔣介石為司令、美國將軍史迪威為參謀長、而英國人參與甚少的“中印緬戰區”成立，緬北控制權因而經歷了劇烈的變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廢除以往的不平等舊約，簽訂平等新條約，其中的中英新約并未肯定“1941年線”，“邊界未定”成為公認的事實。而在實際控制方面，中國遠征軍不僅在戰時一度控制了大部分爭議地區，而且由于果敢漢族土司宣布內附，重慶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國軍隊進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國軍隊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稱新中印公路，即今騰密公路）留駐密支那及克欽地區等情勢，抗戰后中國對這些地區仍保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乃至控制力。盡管國民黨政府后來忙于打內戰，并未積極擴大這種控制力，但把這個時期的狀況仍然譏為與抗戰前一樣的“地圖開疆”，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這個時期的許多爭議地區不僅在中國地圖上劃在中國一側，而且實際上也控制在中國人和認同中國的勢力手里。

　　而英國勢力在抗戰后雖然重返緬北一些地區，但卻遠遠未能恢復戰前舊觀。一是戰前舊觀本來就沒能通過條約獲得法理支持。二是不僅很多地方仍有中國軍隊留駐，另一些地方也在戰時亂局中為地方民族勢力（包括親中的和不親中但也不附英的勢力）控制。加上戰后不久緬甸就于1947年獨立，英國倉促退出緬甸，其在緬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談其他地區了。

　　不僅英國在殖民時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緬族勢力進入這些地區，導致當地與緬族的傳統關系本來就弱于與英、中的關系，戰時的多數時段由于當地民族追隨中英兩國抗日，克欽人軍隊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戰功，而緬族的民族主義者卻在很長一段時期錯估形勢，企圖通過聯日反英爭取獨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對立面，而且也和與中英同舟共濟的克欽等緬北民族加深了對立。盡管日本戰敗前夕以昂山將軍為代表的緬族民族主義者終于認清形勢舉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鮑斯勢力那樣在戰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戰后緬族代言人的資格，并且在戰后的反英斗爭中與同樣爭取自立的緬北少數民族有了聯合的可能，但是歷史的陰影終難消除，緬族想要繼承英國人在緬北的勢力并非易事，何況這種勢力在抗戰中也已大幅削弱。

邊界條約與緬共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緬甸民族主義政治家們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過盡量寬松的聯邦制，以向少數民族放權來換取他們對聯邦國家的認同。二是打“中國牌”，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搞定緬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種方式，于1947年獨立前夕與多個少數民族勢力簽訂了“彬龍協定”。該協定不但給予各少數民族以極大的自治權，而且規定10年后這些民族如果仍無法與緬族共處，可以選擇退出聯邦。這就是今天緬甸各少數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條件如此優惠，仍有一些少數民族不愿接受。而更為不幸的是在彬龍協議剛簽訂不久，昂山將軍就被暗殺，繼任的領導人并未正式宣布廢除這個協定，但卻不予實行，使協定實際上成為廢紙，導致少數民族強烈不滿。

　　昂山之后的領導人吳努等轉而借助“中國牌”，希望利用中國政權更迭之際，借新政權的力量消除舊政權在緬北的力量，于是緬甸成為最早承認新中國的非共產黨國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國內戰末期，國民黨的敗軍退至邊境爭議地區，強化了抗戰后中國人對當地的控制。這雖然在南段邊境（即東撣邦、佤邦一帶）最為明顯，北段的克欽地區其實也是如此。作為中國內戰的延續，1952年新中國的解放軍也進入這些地區與國民黨作戰。于是緬北出現了中國的國共兩軍和各個民族勢力各據一方的局面，除了幾個點外，緬甸中央政府對邊境幾無控制能力。

　　而當時的新中國迫切需要外部承認，對緬甸政府相當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雖然新中國根基已固，需要承認的迫切性已經緩解，但當時國內因“人禍”導致的大饑荒和其他極左做法引起云南許多地方出現邊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決邊界問題。在這幾年的邊界談判中，中國政府基本是以中緬段麥克馬洪線和“1941年線”為基礎，承認了緬方對絕大部分爭議地區的主權要求，只有片馬和班洪兩個點，因歷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導致輿論沸騰，在國人心中有強烈的記憶，得以留在了中國版圖內。在其余地區，中國政府不但應緬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進駐的解放軍，而且在撤軍后緬甸政府仍然無力填補真空的情況下，應緬方要求出兵爭議地區擊敗了國民黨軍隊，再把地方移交緬甸。就這樣，一批中國人趕走了另一批中國人，不僅在地圖上而且也在實際控制方面把當地交了出去。這個故事主要發生在佤邦，但在克欽地區也如此，筆者此次在密支那見到前緬共克欽族老干部吳茂銀，老人就講述了當時他的家鄉其培一帶中國人趕走中國人的故事。

　　這樣劃定了中緬邊界后，緬甸控告當時的臺灣當局“侵略緬甸領土”也就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在緬甸向聯合國(微博)告狀后，仍未被解放軍趕走的一些國民黨殘軍也在國際壓力下被迫撤離前爭議地區。而緬甸當時甚至還提出“修改”麥克馬洪線，進一步索取該線中國一側的獨龍江地區，中國政府做自己的內部工作表示可以考慮，因為我們反正“不承認”麥克馬洪線，所以我們雖然愿意以該線為“基礎”，但緬甸越過該線提出要求則是可以的。雖然后來緬方急于結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國政府這種對“不承認”的解釋也實在讓人嘆為觀止。

　　但不管怎樣，中緬邊界問題總算是解決了。如果從此兩國果然“互不干涉內政”，后來的許多故事也就不會發生。盡管1962年后緬甸軍人政變廢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獨裁的軍政府推行“緬甸式社會主義”激化了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即使在沒有中國因素的克倫、克耶地區也出現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規模的抗爭還是中國支持下的緬共發動的。1960年代，剛剛解決了“云南境外蔣軍殘部”騷擾問題的中國在極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發動“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規模支持緬共開展“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但內地的緬共武裝不久被打垮，緬共的“人民軍”集中到緬北，先后在背靠中國的沿邊一帶形成了東北軍區、中部軍區、815軍區與101軍區等大片割據地帶。它們是當時緬甸境內最大的反政府勢力，也是今天緬北幾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這些割據的中國背景今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緬共中的中國知青”故事甚至已經成了知青史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公平地說，當時中國并沒有“收復失地”的民族主義動機。中國支持緬共與緬甸政府打仗當然很難說是“不干涉內政”，但也很難說是國家之間的“侵略”。中國是打著“國際主義”（實際上就是左派的“普世價值”）和“世界革命”的旗號干預緬甸局勢的。緬北的“人民軍”雖然基本上是中國出錢出槍甚至出人（不僅派出顧問，大量干部戰士是越境參加“革命”的中國人，甚至緬族的緬共領導層也曾長期居住中國并從中國返回），但中國并沒有干涉緬共領導層的所謂“大緬族主義”。在緬北實際浴血奮戰的非緬族將士與緬共高層的矛盾日漸發展。加上國際國內大氣候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幅度改變對外政策，決定與緬甸軍政府修好，緬共因而被拋棄。到1989年緬共終于徹底失敗并且不復存在。但無論是緬甸軍政府，還是中國對此都沒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緬共的四個軍區蛻變而來的四支“民地武”與聯邦政府的關系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

“西方背景”還是“中國背景”？

　　這里還要說說與密松問題關系很大的克欽邦最強“民地武”克欽獨立軍（KIA）。克欽獨立軍及其黨（克欽獨立組織，KIO）其政權（KIC）并非出自緬共余部，而是創建以來就打民族主義旗號。而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克欽人似乎又是緬北各民族中最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傳教士創制，英語較為普及），因此克欽獨立組織強烈反對密松工程的消息傳出后，許多國人便認定該組織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對中國”。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

　　筆者這次在克欽邦訪談的政治人物都是親緬政府派系和前緬共衍生派系的，因為戰爭狀態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觸KIO的人。但是這些并非KIO成員的受訪者都對所謂KIO的西方背景之說嗤之以鼻。根據他們的介紹，克欽人近代史上受西方影響是不假，但這種影響和在中國一樣，除了帶來基督教，還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和反殖民、民族自決等思潮。創建KIO的許多老一代克欽知識分子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相當親華。當初他們成立了“克欽共產黨”并到中國尋求支持。但是中國告訴他們根據中國認為的“組織原則”，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黨，要求他們必須合并于緬共才能獲得支持。然而，這些克欽共產主義者親華卻不親緬，不愿加入緬共。既然中共反對成立克欽共，他們就只能另想名號，于是就成了KIO（Kachin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同時也有一些克欽民族主義者，雖然對馬克思主義不感興趣，但為了對抗緬甸軍政府尋求民族自治之路，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當聽說中國只能支持緬共后，這些人為了獲得支持也就加入了緬共。丁英、吳茂銀等人都是這樣從KIO變成緬共的。所以緬共與KIO那時其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時緬共雖然在黨內搞“大緬族主義”，黨外也搞統一戰線，宣傳革命成功后也會實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緬共主導的統一戰線，并且因此經由緬共間接地獲得中國的支持，包括軍事援助。至今KIA在克欽邦和撣邦北部的控制區還是沿中國邊界一線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緬邊界上的重要口岸，和中國的那邦一水之隔，鎮上充滿中國情調。所以，與其說KIO有“西方背景”，毋寧說她的“中國背景”要強烈得多。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許多克欽人，包括當年的緬共成員一樣對我們如今的許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強烈不滿，密松工程就是一個爆發點。

“我們倒想‘親西方’，可是辦得到嗎？”

　　這些克欽人說：“克欽民族如果能獨立當然好，但我們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夠加入中國或者印度我們也愿意。當初中國要是在邊界劃分時不把我們劃給緬甸，也就沒有現在的問題。既然劃歸了緬甸，我們只希望緬甸政府能夠實行彬龍協議，善待我們，允許我們自治。但是中國卻號召我們起來革命，推翻緬甸政府。我們響應號召參加了革命，中國卻又與緬甸軍政府言歸于好，這讓我們怎么辦？中國只讓緬共的德欽巴登頂等人到中國養老，卻把我們扔給軍政府去蹂躪。在萬般無奈中我們接受了欽鈕（緬甸軍政府開明派領導人）的條件，實現了和平，好不容易維持了這些年。軍政府卻又清洗掉了欽鈕，對我們越逼越甚。我們指望中國調停一下，中國卻與軍政府越來越打得火熱，甚至給錢給軍火來打我們。中國的做法使軍政府越來越強硬，前年（注：2009年）滅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現在又向克欽獨立組織（KIO）大舉進攻，看來是下決心要消滅我們了。中國看著軍政府攻占果敢，但總算收容了逃到中國境內的果敢人，就因為他們是漢人吧（據了解，多數果敢難民后來還是被動員返回了緬境），而這次緬軍進攻克欽人，克欽難民逃入中國境內，中國卻拒絕接納（據筆者所知其實還是接納了不少，只是由于聯合國(微博)機構無法進入，我國境內的這些難民處境比密支那附近聯合國資助、當地NGO管理的難民營差得多），這到底是為什么？”

　　他們說，“除了密松那樣的圣地，我們其實不反對中國公司來修水壩，就是反對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對中國，因為如果別的國家在密松建壩，我們也一樣會反對的。但是中資公司與軍政府聯手，在我們的土地上建壩，淹沒我們的地盤，驅逐我們的人民，卻不顧及我們的意愿。結果每修一壩，軍政府就以保護工程為名派軍隊進攻我們。水壩竟成了戰爭的向導，不但造成生態問題，首先還嚴重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現狀，這難道是‘不干涉內政’嗎？”

　　這些克欽人說：“我們克欽只是要求自治，但軍政府一定要消滅我們，我們只有抵抗。弱小的克欽要抗爭，當然希望有外援，我們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無論中國、印度、西方國家還是緬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們的人，如昂山素季，我們都愿意交往。過去我們克欽人曾與中國、英美一塊抗日，后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斗爭主要是中國在支持。我們對此很感謝。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們痛心，有人說中國只是在利用我們。現在想和軍政府聯手賺錢，就反過來幫他們打我們了。”“說實話，現在如果有誰愿意幫我們，我們當然歡迎，包括西方。但是我們這里又沒有什么重大戰略資源，誰會為弱小的克欽民族得罪龐大的中國？就是他們想幫，我們這里又不靠海，深處內陸中印緬交界山區，他們又怎么幫得了？何況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們看成‘緬共余孽’，就是懷疑我們與販毒有關（販毒現象過去在撣邦的幾個緬共蛻變而來的“民地武”中比較嚴重，近年來他們也在全力禁毒，而克欽地區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經濟來源，又不是傳統的罌粟產區，所以并無嚴重的販毒問題），他們當然討厭緬甸軍政府，但不等于就會幫我們。我們倒想‘親西方’，可是辦得到嗎？KIO前領導人早邁卸任時曾慨嘆：上帝為何不把克欽人安排做美國人或者俄國人的鄰居？早邁也曾是緬共，與中國合作過。不能說他就是親西方的，他的慨嘆只是無奈。KIO現在的控制區都緊靠中國邊界，連印度邊界都很遠，西方就更不用說了。我們當然知道得罪中國的后果。所以雖然我們對中國很有意見，但絕不會想開罪中國。只希望中國與緬甸軍政府搞關系要對我們留有余地，不要把我們逼到墻角。”

國家不變革，克欽無出路

克欽無路走，大壩亦何有

　　在克欽邦的訪問使筆者有兩個明顯感觸，一是越是過去與中國密切合作過的克欽人（例如前緬共成員）如今對中國越反感。中國不可信，克欽人應該爭取西方支持之類的觀點在他們中很盛行。他們中甚至流行著一些匪夷所思的說法，如說中國正在向緬甸軍政府提供毒氣彈，甚至在幫軍政府搞核武器等等。這些說法當然不可信，但反映了一種強烈的情緒。而在過去從未與我國合作過的人中反而聽不到類似的話。

　　二是，KIO如今正獲得克欽人前所未有的認同。克欽人過去曾有多個政治派別，但現在親軍政府的派別正明顯地邊緣化。例如新民主軍（NDAK），自從丁英接受軍政府改編為“邊防軍”后，他本人就離開部隊到仰光去當了丹瑞黨的議員，幾乎在克欽邦政壇上消失，也不再對NDAK成員有影響力。政府軍對克欽獨立軍（KIA）發動進攻后，他于去年歲末回到密支那召集各界克欽人開會，意圖是通過他們向KIO喊話，希望KIO接受軍政府的條件。結果召集數百人的會只來了30多人，一些人還是專門為了罵丁英而來。一位頗有聲望的克欽女士就在會上當面斥責丁英為獨裁者當說客：“你如果真為和平，就不要到這里來和我們說這些，發動戰爭的是丹瑞他們，請你到內比都向他們要和平吧。我已經老了，也活夠了，我不會離開密支那，今天來就是請你告訴他們，讓他們來抓我好了！”

　　筆者到密支那時這個會剛開過不久，很多人都提到會上這些情況。丁英的使命可以說徹底失敗。新民主軍的一位老戰士慨嘆說：丁英的政治生命到頭了，我和他相識40多年，想不到他會走到這一步！他說，改編為“邊防軍”后的NDAK現在仍駐扎板瓦一帶，與KIA毗鄰，但是開戰半年多，雙方仍相安無事。盡管軍政府在各單位都安插了緬族軍官，但他們控制不了部隊。“克欽人不會打克欽人，現在我們不參與，但是塔瑪多（緬語tatmadaw，“武裝部隊”，緬甸人以指軍政府）如果再這樣欺負人，早晚我們還會跟他們開戰。”“是與KIA聯手嗎？”“當然。現在克欽人就認他們。”

　　這位老戰士說：過去克欽邦發生的戰爭是局部的，可是這次，KIA的抗擊空前猛烈，戰事從中國邊界的傳統沖突區域已經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孫布拉蚌一帶，向南出了克欽邦，蔓延到撣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帶。激烈的程度超過緬共時期，許多過去從未發生抵抗的地區也出現了KIA的活動。“我也很奇怪，過去我們（緬共）得到中國全力支持的時候，也沒有這么能打。現在中國支持塔瑪多，敵視KIA，KIA反倒越來越厲害了。”“那么誰在支持他們？西方嗎？”“西方？且不說沒那回事，就是西方支持，怎么支持？現在KIA的地盤是封閉的，三面都是塔瑪多，一面是中國，過去我們的武器都是從中國來，現在中國武器只賣給塔瑪多，難道中國會給KIA轉運西方武器不成？說白了，支持KIA的就是克欽邦的人民，我們克欽人從來沒有這么團結！”

　　的確，這場戰爭在緬甸幾十年內戰史上強度罕見，雙方都傷亡慘重。克欽軍固然打得艱苦，但半年過去，戰場的形勢似乎對政府軍更不利了。克欽方面的種種精彩戰報固然有宣傳成分，不可盡信，但有趣的是政府軍報告的損失卻比克欽宣傳的還要多。KIA最近宣稱累計殲敵已達3000多人，外界多懷疑這個數字有水分，而政府軍累計上報的損失人數據說已高達7000多。怎么會有這種“長敵人威風滅自己士氣”的怪事？有人揭發說：這是因為緬軍中軍官侵吞陣亡撫恤金自肥成風，所以他們慣于多報“死魂靈”以便多領撫恤金。這種事真讓人聽來倒吸涼氣，這樣的軍隊盡管人多勢眾，要打贏戰爭也是戛戛乎難哉。

　　因此盡管KIO也有它的問題，但人們對“塔瑪多”的強烈反感就是KIO的最大資本。就在政府軍嚴密控制的密支那，也可以感到明顯的人心所向。軍政府宣布晚6點以后戒嚴，可是筆者看到晚上9點多街上還是熙熙攘攘。據說這里到處有密探，可是在飯店等公共場所人們談論對塔瑪多的不滿仍然相當大膽。

　　街上的書報攤上KIO的禁書不可能出現，但刊載昂山素季大照片的民主派書報隨處可見，十分醒目，這和到處都是的“二水環山”密松圖像一樣表達著一種情緒。KIO駐密支那的辦事處因開戰撤走后，原由他們主持的目瑙縱歌會和文化會館等克欽文化活動和傳統儀式也隨即完全停擺，不管是軍政府禁止這類活動，還是克欽族無人出面給政府當“維持會”撐門面，都表明塔瑪多與克欽人之間的格格不入。

　　其實在克欽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軍政府安排的克欽國會代表吳載勇吳也照樣抨擊密松工程，其實也就是抨擊與中資公司合作的軍政府。我們在仰光會見的一位克欽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對塔瑪多與KIO都有批評，認為兩者都是軍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壞環境……她說克欽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問道：那么塔瑪多有可能與KIO言和嗎？她說塔瑪多就是要消滅KIO，言和也是假的。我問：那么KIO有可能打敗塔瑪多嗎？她說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沒有這個能力。我說，其實和平無非只有三種可能，要么雙方言和，要么以一方消滅另一方來結束戰爭，或者是KIO打敗塔瑪多，或者是塔瑪多消滅KIO。既然前兩種可能都沒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種可能：如果和平是通過塔瑪多消滅KIO來實現的，克欽人民能接受這種和平嗎？她說：當然不能接受！我說，那就是說他們還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這種抵抗無法取勝，和平因而也沒法實現？她想了一下，嘆道：的確是這樣，我們再不滿意KIO，也不能接受他們被消滅，哪怕這意味著要和塔瑪多打下去。

　　這就是克欽民族的悲劇啊，如果整個國家不變革，克欽問題是沒有出路的。

　　而克欽問題如果找不到出路，在這個地方投資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會如何呢？

你不干涉內政，內政要干涉你

　　顯然，在緬北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克欽邦這種地方，中國要進行大規模投資，所謂“不干涉內政”其實是做不到的。因為從二戰以來中國其實一直是這里“內政”中的重大參與方和利益相關方。抗戰時中國軍隊為了生死攸關的緬甸通道在緬北浴血奮戰，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國”把“舊中國”趕出爭議區，1960-1980年代中國向緬甸“輸出革命”支持緬共搞割據，而現在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是極力從這里脫身的。當時中國對緬共停止“輸血”，緬共覆滅后又對其蛻變出來的各“民地武”實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謂“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認，組織上不往來，軍事上不支持，經濟上不援助），極力撇清關系。而那時中國與緬甸軍政府建立的正常關系也沒有熱到奇特的程度。當時的軍政府與“民地武”關系也比較緩和。可以說，那時候中國、緬甸軍政府與“民地武”三角關系的每一邊都既非劍拔弩張，又非親密無間，中國對那里“內政”的影響也降低到歷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緬甸的官民能夠相安而中資也不需要大舉入緬，這種狀態也許就持續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況就發生變化。首先是緬甸獨裁的軍政府內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較開明的欽鈕被清洗后，民族和解與民主進程都大大倒退，緬族內部的官民矛盾與塔瑪多和民地武的沖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過去幾十年與中國形成的關系千絲萬縷，遠不是“四不”所能了斷。由于他們與軍政府關系仍不正常，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強與中國的“邊貿”以解決財源，開始是沿襲緬共末期的毒品經濟，給中國和國際上都造成很大麻煩，后來在各方的壓力和幫助下逐漸改邪歸正，轉而依靠中國的經濟繁榮，全面向中國開放和招商引資，通過中國分享“全球化紅利”。結果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經濟也日益“中國化”，中國公司中國錢、中國通信中國話都大行其道。猶如中國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國實現了勝于內地的特殊繁榮一樣，各民地武中心城鎮也成了緬甸的“小深圳”，取得了與內地封閉的緬族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的特殊繁榮。但同時“中國模式”的許多弊病也在這里得到集中體現。各“民地武”這樣做，固然一是為了解決自立的財源問題，二是為了替代毒品經濟，改善國際形象，但顯然更重要的還是第三：高度“中國化”、大幅增加與中國的利益相關，也有一旦與塔瑪多攤牌時迫使中國介入的深遠考慮。盡管進入這里的主要都是中國民間中小商家，中國的特殊體制對于他們的利益受損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體現的一樣。但是經過30年改革，中國的輿論空間、尤其是網絡輿論空間已經大為擴展，果敢事件中中國商民受損引起的輿論壓力已經不小，如果這種現象愈演愈烈，中國事實上是很難堅持不介入的。

　　而更關鍵的因素是這些年來中國與緬甸軍政府的關系越來越熱，越來越特殊。平心而論，這種關系既有經濟互補（中國需要資源與市場，緬甸需要投資與技術）和國際地緣政治（中國需要印度洋通道，緬甸需要擺脫孤立）的基礎，也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國有些人與塔瑪多一樣都不喜歡“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謂“西方的和平演變”，在他們眼里塔瑪多幾乎已經成為“兄弟黨”了）。這三重因素的疊加不僅使中緬官方關系迅速升溫，而且由于這種關系具有戰略性，大型、壟斷性國企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緬甸軍政府之所以極力對中資、特別是對壟斷性國企大力開放，也和“民地武”一樣有明顯的“內政”考慮，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反對派打“中國牌”。中國投資在民地武轄區，塔瑪多卻插進來充當合作方；中國水壩建到哪里，塔瑪多的軍事“保護”就推進到哪里；中國水壩建在塔瑪多控制區，而淹沒的庫區卻是“民地武”的地盤。這都是明擺著讓中資企業給塔瑪多向民地武叫板充當擋箭牌。更不用說投資即便“互利”，緬甸所謂的利也主要是充實塔瑪多腰包使其更能買軍火打內戰，這能不損害另一方嗎？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不干涉內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確”（在我們國內似乎是這樣，在國際上是否是這樣已經大有疑問，至少把“不干涉”絕對化，國際社會是不認為正確的，我國的實踐也不是這樣的），實際上也越來越難以落實。尤其是在緬甸國內矛盾尖銳地區，例如民地武轄區，中資與此方合作就會得罪彼方，與彼方合作就會損害此方，要想兩不得罪乃至兩面討好，已經極其困難。

　　其實，今天中國戰略性投資對緬甸的“內政”固然有影響，而緬甸的矛盾也透過這種經濟互動開始對我們的“內政”顯示影響了。這些年來，塔瑪多攻打果敢導致那里許多中國商民血本無歸，而民地武抵抗塔瑪多又使一批中資項目施工受阻，乃至癱瘓。兩者都使國內的網絡輿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呼吁干預緬甸事態的呼聲，而且表面上這些呼聲往往都還有類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包裝，但是你仔細看，實際上這些呼聲中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有人呼吁支持“我們的兄弟”、“革命的遺民”民地武，打擊“西方的走狗”軍政府。有人則呼吁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堅持自己特色”的軍政府，打擊“受到西方唆使，破壞中國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緬甸斗爭的各方倒是在中國有了他們各自的“代理人”。實際上我們也確實可以在這些矛盾中找到邏輯的根據。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資的主要是中國民間中小商家，而為軍政府所引進的卻多是壟斷性大型國企，他們的不同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國內不同利益群體和階層的沖突呢？

“緬甸式專制”的脆弱性

　　當然，民地武在緬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國，都是相對弱勢的。中緬關系的主流走向還是兩國的官方（包括兩國的官辦公司）。在這次密松事件之前，這種官方的合作似乎還處于蜜月期。那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實中緬官方在這樣的合作中可以說各有短板。通常人們都認為緬甸比中國窮，朋友也少，應該更有求于中方。在國際制裁的背景下也確實如此。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的意識形態色彩，中方要比緬方更強烈。人們都知道軍政府獨裁，甚至認為比中國還厲害，比如在征地拆遷問題上，一位在中緬兩國都有閱歷的西方NGO人士說，軍政府的征地拆遷要比中國國內的征地拆遷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動地區，緬族的塔瑪多實際上是把當地非緬族原住民當作潛在的叛亂者，對他們動蠻、強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氣的，中國的所謂野蠻拆遷都還沒這么厲害。

　　但是人們所忽略的是：首先緬甸畢竟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西方思想”在這里的影響不會比中國小。其次，緬甸在1948-1962年間實行的也基本是多黨制憲政民主，他們對民主并不陌生。雖然那時的體制很不完善，沒有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使人們對“亂糟糟的民主”出現厭倦和呼喚鐵腕的情緒，遂使奈溫有機會發動政變，以軍人獨裁的“緬甸社會主義”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溫可不是俄羅斯的普京，他不但沒有給緬甸帶來普京式的“鐵腕繁榮”，反而正是在“緬甸社會主義”的26年間使這個國家由“東南亞最富”變成了“東南亞最窮”。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對民主時代的懷念形成強大的社會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終于沖垮了奈溫體制，1990年的大選出現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為首的民盟竟獲得82%的議席，而“政府黨”只得到2%，連第三大黨都當不上。這樣的局面是東歐、韓國等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開局從未見過的。后來軍人拒絕交權、鎮壓民主已經純為保住既得利益，他們已經改了國號、換了國旗、改了憲法，徹底拋棄了“緬甸社會主義”，甚至把奈溫也抓了起來。因此以后的緬甸軍政府并沒有意識形態，他們理論上從來沒有否認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甚至也沒有造出什么“緬甸式民主”的說辭。軍人手中也沒有可用的象征資源。緬甸的國父昂山將軍的象征資源無疑在他女兒昂山素季手里，舊體制的象征奈溫已經被塔瑪多自己判了刑，予以徹底否定，緬甸傳統的精神支柱小乘佛教界又和軍人極度對立，佛教僧侶是民主派的盟友、“番紅花”革命的主力，因此塔瑪多也無法利用傳統文化來樹立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獨裁的緬甸卻很奇怪地沒有“個人崇拜”，看不到領袖像，軍頭們缺少個人魅力，也沒有眾望所歸的“偉大家族”（如果有，大概就是屬于民主派的昂山家族），終身制與世襲制都不被認可，每個人獨裁幾年就要下臺。塔瑪多在公共場合樂于樹立的偶像既不是昂山、奈溫那樣的世俗政治家，也不是佛陀、活佛等宗教象征，甚至丹瑞等實權人物也有自知之明沒有神化自己，他們到處樹的只是古代的幾個有名的將軍——班都拉、雍牙籍之類。但是這些人武功他們也沒有。

　　這一切使得塔瑪多政權成為歷史上罕見的純粹以武力維護特權利益的體制，他們拒絕交權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維穩”，說是交權時機未到，交了權就會亂。但這種說法恰恰表明他們自知終究是要交權的。實際上他們不交權，國家也在越來越亂。因此這樣的體制一方面經常出現赤裸裸的暴力，顯得比誰都獨裁，但另一方面這個純粹以利益來凝聚的獨裁又顯得十分不穩定。由于利益分配總是不容易擺平，內部斗爭從來不斷，隨時都有人可能因為內部斗爭的需要會出來打“民主牌”——無論他是不是真有民主信仰。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資公司的投資，尤其是戰略性投資怎樣才能得到保障呢？

（本文原刊于《經濟觀察報》2012年2月）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