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為何輸掉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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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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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政府是建立在給人希望,讓人做夢的基礎上,而不應建立在讓人恐懼之上。政府要為了維護正義而對權力利進行約束。打贏對外戰爭的最好辦法是對內贏得民心。


蘇聯為何輸掉冷戰?

——美國是如何贏得冷戰的?


文 | 楊恒均



二戰接近尾聲時,為了擊敗希特勒德國而走在一起的美國、蘇聯開始同床異夢。這兩個國家都誕生于革命之中——獨立戰爭與“十月革命”,只不過一個堅信社會主義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終將取代資本主義;一個認為社會主義只不過曇花一現,資本主義才是人間正道。


冷戰的鐵幕是在德國拉下的,一起拉下來的還有亞洲的朝鮮半島和中國的臺灣海峽。這三個國家被冷戰的鐵幕一分為二。此后四十年里,世界被分成了兩個極端陣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美國西歐資本主義陣營。


相比歷史上大國之間的對抗,冷戰是一種前所未有 的形式。兩次世界大戰讓世人心有余悸,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成為各國心照不宣的共識。而相繼被美國、蘇聯研制、生產的原子彈(和氫彈)則讓大國之間的戰 爭變得不可思議。在核子武器大國之間,戰爭失去了作為手段的功能,也不再是政治的延續。核子戰爭,極有可能是終結政治甚至人類本身的終極目標。冷戰,成為 沒有選擇的選擇。


整個冷戰期間,雖然美蘇兩國唯一一次短兵相接是在朝鮮戰場上(此后雙方都守口如瓶),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各自的衛星國與勢力范圍內,幾乎都把自己冠冕堂皇的主義與主張拋在一邊,明爭暗斗,無所不用其極。蘇聯在1953年占住東德,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派兵捷克斯洛伐克,而美國呢,也沒閑著:1953年在伊朗扶持代理人,1954年在危地馬拉、1961年在古巴搞顛覆。


今人可能會說,蘇聯在要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如此不擇手段還可以理解,可打著自由、平等和民主招牌的美國,為啥也同蘇聯半斤八兩?


主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美國相信蘇聯要霸占全世界,夸大了蘇聯對美國與自由世界的威脅。白宮智囊傾向認為,冷戰是沒有規則的戰爭。于是,他們不再堅守政府為了善的目的而必須做善的事的基本原則,開始為了善的目的而做不善的事。結果我們看到,至少在冷戰的前三十年里(1950-1980),就從手段與做法來說,美國同蘇聯的區別還真不容易看出來。


例如,中央情報局這個超級間諜機構,幾乎和克格勃一樣,在全世界見縫插針,使用暗殺、顛覆、破壞等手段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卻并不是美國宣稱的自由民主與平等。冷戰前三十年,美國在海外支持的獨裁政府并不比蘇聯少多少,只不過他們選擇支持右翼獨裁,來對付左翼獨裁而已。


再拿越戰來說。越南戰爭不同于當今的一些反恐戰 爭(伊拉克、阿富汗)。反恐之戰是保衛美國人的生命安全,在這個名義下,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可越戰是打著遏制專制主義,為亞洲建立和平、民主的政府而戰 的。這樣被賦予了道德與正義的戰爭卻打得充滿了陰謀、欺騙與屠殺,手段與目的如此相悖,也難怪會引起了美國國內轟轟烈烈的反戰運動。


還有中國人比較熟悉(尊重?)的尼克松與基辛 格。這兩位地緣政治大師與“合縱連橫”秘密外交的高手,他們本身的很多行為就違背了美國引以為豪的建國理念與價值觀。為了遏制蘇聯,反共老手尼克松跨過太 平洋,激動地握住毛澤東的手。整個會談中,只字不提剛剛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與生靈涂炭的“文革”,而當時,連蘇聯一些領導人都表示關注中國相關人 權狀況。當尼克松同一年里先后訪問北京和莫斯科時,他的外交成就達到了頂峰。但隨后他一敗涂地,他終于輸給了比蘇聯更強大的“敵人”——美國憲法。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尼克松高明的地方,他要的是遏 制蘇聯、打贏冷戰。但恰恰相反,正是冷戰前三十年中,美國把自己降到同蘇聯一樣的道德水平與歷史高度,絞纏在一起,使得當時絕大多數人都看不到冷戰有勝出 的一天。事實上,冷戰初期,美國相當長時間里處于劣勢,到越戰時達到了最高點)。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歸咎到尼克松這些美國領導人頭上。


在核子武器的時代,冷戰其實根本不是靠戰場來決定勝負,至于經濟,資本主義的國民可能因為經濟危機上街鬧事,可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不是一個問題。你不敢上街,而即便上街也搞不成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同蘇聯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爭取勢力范圍與權力,它的優勢在哪里?


美國的優勢在于建國理念、民眾的覺醒與執政者不 得不順應民眾、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制度與體制。冷戰不是核子大戰,也不是地緣政治之戰,甚至不是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較量,而是兩個陣營人民的生活方式之 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冷戰的主戰場不是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也不在他們全球的勢力范圍內,而是在各自的國家,在華盛頓與莫斯科的廣場上、法庭里、和媒體的 字里行間。


冷戰期間,美國雖然在海外喪失了平等與民主的原則,但在美國國內,卻正是美國人不斷覺醒,從反對越南戰爭到馬丁路德金博士領導的民權運動,美國人靠廣場抗議與法庭抗爭,重新宣釋了美國國父們提出的建國方針與價值理念。


從《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到對中央情報局等海外行為的質疑,再到對把冷戰戰場搬到華盛頓、用對付蘇聯的一套來對付民眾與反對黨的尼克松進行窮追猛打,美國公眾、媒體與執政當局都在七十年代中冷戰高峰時期開始了對冷戰手段、方式與目的反思。


高潮是1980年里根總統當選總統。美國開始回歸《世界人權宣言》,進行人權外交,并宣布對“邪惡帝國”宣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兩個主角都是演員出身,一位是教皇保羅二世,一位是美國總統里根。保羅二世1979年6月 訪問波蘭,拉開了冷戰鐵幕的一角、宗教的一角。從此以后,宗教信仰依然殘存的東歐諸國在“上帝”指引下,開始了真正的民族解放與國家民主化的運動。斯大林 活著時曾鄙視地問:“教皇,他擁有多少個師?”教皇一個師都沒有,但他有信仰,還同上帝站在一邊,這讓蘇聯那么多鐵騎與師團在東歐巨變中都使不上勁。


冷戰三十年,到了里根時代美國人才悟出一個道理:在雙方都能確保摧毀對方的核武器時代,靠軍事、政治、經濟擊垮對手是不可能的,靠“緩和”(Détente)只 能延續邪惡,唯一能夠擊垮對手的是信仰、信念與意志。對于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能夠改變他的只有他自己——人民的覺醒與執政者的良心發現,靠外力是不現 實的。于是,資本主義美國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的對抗,瞬間變成了民主與專制的對決。就在話語轉變的這一刻,注定了被美國庇護的“獨裁政權”韓國、臺灣將要 開始和平的民主轉型,也注定了美國將會在冷戰中勝出。


但蘇聯不是輸在美國人手下,而是輸在蘇聯人自己 的手中。在美國終于找到了對付蘇聯的“致命武器”,并順應民眾對平等、自由的呼聲向前走的時候,蘇聯一如既往地打壓國內異議分子、壓制言論自由。政治局開 會討論的不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與保障他們的憲法權利,而是怎么對付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如何搞臭不聽話的物理學家薩哈羅夫。蘇聯執政黨一直認為自己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卻始終沒有兌現他對人民的莊嚴承諾,無法滿足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與當家做主的愿望。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可以讓我們從另一個角 度觀察當時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一向標榜主義與意識形態單一的蘇聯執政者,從赫魯曉夫開始,一邊要豎立自己是正統的接班人,一邊卻又不得不割裂甚至 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為“去斯大林化”失去了總書記職位,勃涅日列夫和其后的兩位老人也在糾結中死去,當政權傳到只有54歲、還沒有經歷過更年期的戈爾巴喬夫手中時,注定走到了盡頭。戈爾巴喬夫為“去斯大林化”而失去了自己的國家。


可如果我們看看美國歷屆總統,就會發現,他們不 但沒有必要高舉前任的旗幟,而且可以在施政中否定前任的做法,與時俱進,只要堅守國父確立的價值理念以及順應民意與時代的變化。美國總統繼承的是價值理 念,而蘇聯領導人卻不得不戰戰兢兢順著前任的腳步走下去,哪怕前任已經把這個國家帶上了邪路。


打敗蘇聯的是蘇聯。蘇聯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政府是建立在給人希望,讓人做夢的基礎上,而不應建立在讓人恐懼之上。政府要為了維護正義而對權力利進行約束。打贏對外戰爭的最好辦法是對內贏得民心。


楊恒均 2013.9.15 “路邊談話”




楊恒均 2015-08-23 08: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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