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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在出嫁不到一年的一個早晨，小易喝了大半瓶的敵敵畏，口吐白沫滿地打滾。她的丈夫和婆婆，還沒來得及收起抱怨，對著已經倒地的小易，嘴里依舊在嘟囔。為了撇清責任，婆婆和丈夫沒有直接送醫，而是選擇先把小易喝農藥的消息告訴她的“娘家人”，讓他們“自家人”處理。因為耽誤了送醫的最佳時機，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小易已全身冰涼，沒了呼吸。

小易沒有留下任何字句，帶著對夫家的憤恨和婚姻的失望，謎一般地離開了村莊。這是我最早接觸到的一起自殺案例，它發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詢問過大人們很多次，為何小易要自殺？但是他們從不給出答案，只是嘆息和無奈。在我印象中，大人一直就忌諱談論各種“非正常死亡”的人，而無論他們是否冤屈。據說，自殺而死的人會變成“厲鬼”，四處游蕩，無法轉世投胎。而他們的尸體也被禁止抬進祠堂，似乎要永遠被人遺棄。

直到2002年，一名叫費立鵬的加拿大醫生在國際權威的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了一篇論文《中國自殺率：1995-1999》。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中國的自殺率，尤其是農村青年婦女的自殺率是如此驚人。中國一夜之間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是美國的兩倍。而且，與西方現代城市中遭遇焦慮而自殺的男性不同，在中國，自殺的幽靈一直纏繞著苦命的農村婦女。

無論官方和民間，中國人對于普通人的自殺是非常淡漠的。早在1897年，法國的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就憑借精確的官方自殺人口數據，寫就了社會學的經典之作《自殺論》。但是，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依然沒有任何精確的官方自殺統計數據。

在精神亢奮的政治年代，自殺率更是無人問津的秘密。于是，留在人們印象中的，只有烏江邊自刎的項羽，跳入太平湖的老舍，以及臥軌的海子，而無數普通的自殺者，則從他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刻起，仿佛就注定淹沒于無聲的時光里。

吳飛是關注農村婦女自殺的中國學者之一，他在一篇叫做《自殺作為中國問題》的論文里，把費立鵬的貢獻與白求恩對于中國的貢獻并駕齊驅。我覺得，我很能理解吳飛的想法，因為正是這名外籍醫生打開了中國人面對脆弱，面對生死，面對無數的沉默自殺者的歷史簾幕。

思想從來就是“嗜血的”，歷史上并不缺乏關于自殺的奇思妙想。與普通的民眾對于自殺的淡漠不同，在思想的世界，人們對于自殺一直保持著異常的興奮。

阿爾貝·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開篇有一句故弄玄虛的話：“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29歲的加繆彼時思考的，是作為“以身作則”的哲人所面臨的終極追問，而不是任何普通人面對的瑣碎困境。

加繆是眾多以自殺為“切口”表達哲學觀念的哲人之一，他的這句格言據說也已經成為裝點門面的“道具”。不過在我看來，加繆這句哲言無疑道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被普通民眾所普遍漠視的自殺，卻是眾多思想者在不斷追尋“什么是好的生活”時候最喜歡利用的“思想道具”。

實際上，自殺已經成為無數哲人、文人最為興奮的素材之一。人們不僅喜歡引用加繆，更喜歡哈姆萊特那句悲情的“to　be　or　not　to　be”,就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被認為是一部“自殺者的記念冊”。

不過值得玩味的是，那些關于自殺的奇妙思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想象，似乎從一開始就鮮有普通自殺者的身影，自殺只是人們追求思維樂趣、刺激靈感的工具。直到今天，關于自殺的文字塞滿了大學的圖書館和數據庫，但是我們依然缺乏可信的理論解釋那些主動遠離我們的生命，無數的幽靈依然深處黑洞，等待著人們去探尋。

疏離

在外鄉漆黑的夜里，常常被噩夢驚醒，暗夜的窗外好像總有自殺的幽魂向他訴說苦痛。今年的8月份，劉燕舞出版了田野調查報告《農民自殺研究》，在這本枯燥的調查報告里，作者毫不掩飾在調查中所感受到的恐懼。劉燕舞是一名社會學博士，是社會學家賀雪峰先生的學生。為了減輕內心的恐懼，他不斷囑咐和交代遠在家鄉的父母為他去廟里求神拜佛。

2011年5月，劉燕舞正在河北的鄉村做調查。這次駐村調查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接近尾聲，他準備去做最后一名自殺者的親屬訪問。但是他不愿意直接找死者的父母，因為挑起老人埋藏心底的痛苦往事，實在太殘忍。他迂回地找到了死者的妹妹，而這位年輕人盡管答應接受訪問，但顯然并不愿意過多談論已經自殺多年的姐姐。

在準備訪談的過程中，劉燕舞曾經無數次遭遇過這樣的糾結、尷尬，他無奈地徘徊于調查的成功率和心靈的柔弱之間。在造訪了大量的自殺案例之后，他為此背負上了沉重的心理負担。自2007年以來，劉燕舞在全國10余個省市已經累積了400多個日夜的駐村調查。這一次河北之行，只是它眾多調查中再普通不過的一次。

“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個人的死就是數據。”斯大林這句殘酷的話，仿佛專為劉燕舞而說。作為一名自殺的研究者，尤其像他這樣堅持實地的質性訪問同時做數據統計的學者，死亡對他來說，似乎既是悲劇，也是數據。他避無可避，內心的恐懼、焦灼、痛苦，可想而知。

劉燕舞的反應，是一個普通人在面對死亡、面對自殺時，最“正常”的反應。在閱讀他的著作時，這些本不該出現的感性文字，卻是最給我震撼的文字。卸下學者的包袱，坦露一個普通人最直接和自然的反應，在無數關于自殺的研究中，其實并不多見。

面對自殺，大多“嗜血的”研究背后，是急著表現機智和超凡的學識。他們要么掩飾自己內心最深層的恐懼，要么對于眼前的悲慘過分麻木。人們通過自殺表達“荒謬”、“存在”、“現代性”等玄之又玄的概念，而從不關心任何個體的苦難。

這樣的“超凡”研究，最讓我失望的，倒不是他們道德上的“不正確”，而是他們把普通人的自殺過分“神秘化”，在一個超然的位置上，丟了普通人最為自然的感受能力。面對這樣的文字，我會想起蘇珊·桑塔格反對人們“過度闡釋”疾病時的憤怒。

學者在“過度闡釋”自殺時表現出來的疏離，其實和任何普通人的麻木一樣，都是難以忍受的。不過現實是，這樣的麻木、疏離其實正在我們的周遭迅速的蔓延。面對自殺現象，人們的自然反應變得越來越“不自然”。

2008年、2010年12月-2011年1月在湖北的京山和應城的兩次調查使他確證，自1980年-2000年在“團結型社會”出現過青年婦女自殺潮之后，在2000年之后，部分的“分散型社會”又再次迎來了老年人的自殺潮。團結和分散，是劉燕舞依據血緣關系和規則維度兩個指標區分出來的兩種類型，夾在其中的被他稱為“分裂型社會”。劉燕舞預測，在未來的中國，由老年人為主體的自殺潮很可能將蔓延至全國。

在這兩次的調查中，讓劉燕舞感受最強烈的是，與上個世紀人們面對青年婦女自殺時表現出的痛苦、逃離不同，在這里，人們面對老年人的自殺，表現出一種令人顫栗的輕松、玩笑、逗樂。

孝道的衰落、價值的荒謬化、經濟的拮據，人們試著解釋這種面對自殺時的“談笑風生”。更讓人不解的是，這里的老人似乎也未表現出任何的不適應，而是認同了這樣的文化。這些老人和他們的子女共同進入一種極端功利的算計游戲：繼續活著所需要的醫藥費和生活成本，是否已經大于即刻死去所帶來的損失？

溫情

涂爾干的《自殺論》有一個看起來顯得特別殘忍的結論。涂爾干指出，雖然自殺反映了社會秩序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完全沒有自殺，是極不正常的，也是低俗而危險的。一方面，社會必須通過自殺清除一些脆弱的人；另外一方面，自殺往往能夠反映出一個社會的高尚德性。如果一個社會缺乏任何超越個體生命的德性，那么這樣的社會就不可能是美好的。

這位看透了自殺的悖論的學者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自殺對于個人而言，對于某個家庭而言，可能是一個悲劇，但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就未必一定是悲慘的代名詞。自殺此時的價值評價，被分裂成個人性與社會性。

在西方，自殺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并不屬于個人的權利。柏拉圖曾經認為，自殺者應該以不名譽的罪責受到懲罚，因為他們未經城邦的同意并擅自剝奪了自己的生命，是對城邦行了不義。而過去雅典的法律，自殺一直被當做謀殺的一種。

顯然，如果把自殺化約為對社會的意義，自殺者個人的痛苦經驗則將被嚴重忽視。自殺者要么被當成罪人，要么被視為社會中脆弱而多余的人，直到今天，自殺精神病學的興起，似乎依然是自殺犯罪論的延續，人的身體被免去了罪責，但是靈魂依舊需要得到治療和懲罚。

與這種視角不同，劉燕舞在他的書里通過質性的訪談，還原了大量的個體自殺經驗，以及生活帶給個人的巨大苦難。通過自殺的目的和動機，他把自殺分成了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報復型自殺和絕望型自殺。并且依據更為細化的個人動機，將這些自殺再細化成為12種不同的自殺。這些自殺類型，基本能涵蓋各種自殺者的個體經驗。

劉燕舞希望從個體的動機出發，而不是像涂爾干那樣從社會的病因出發，給自殺做一個分類。劉燕舞的理論抱負，是希望通過自殺研究克服所謂的社會與個人的“二元對立”。不過在我看來，他的研究最大的價值，還是在于他做地域、時代的宏觀研究的同時，“挽救”了個體的自殺經驗，而足以使他的研究不再是冷冰冰的而富有溫情。

相對于西方的自殺權利觀念，中國軸心時代的哲人對于自殺的理解似乎更為“寬容”。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如果一個人自殺，目的是為了仁義，那就可堪稱是“仁人志士”，是值得驕傲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被中國過去的傳統所歌頌。

據說，以仁義的標準衡量自殺的價值高低，相對于西方把自殺者視為“罪人”，顯得更為“溫情”。不過自殺的悖論就在于，對于自殺的過分“溫情”，本身就可能是一種“殘忍”。這聽起來像個悖論，但其實這就是很多學者在研究自殺時，所面臨的“自殺悖論”。而這其實和那些在村里算計著生命賬簿的老人選擇自殺時所面臨的悖論沒什么兩樣。老人出于體諒子女負担過重的考量，選擇結束適時的結束生命，但是這樣溫情的目的，又很可能陷子女于不仁不孝的尷尬。

文章來源于經濟觀察網。

燕南園愛思想 左頁 2015-08-23 08:5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