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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名校自主招生中，有一所滬上高校的報名人數超過了北大和清華，炙手可熱！這所高校就是上海財大，據微博上的小伙伴說，今年有1.3萬人報名，3000人參加考試，而最后入選的人數不超過100人。

那么，上海財大到底是所怎樣的高校？這所學校的掌門人又如何部署學校的未來發展？

• 樊麗明，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她也是全國重點高校中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掌門之一。在記者對話她的兩個多小時里，聽她談得最多的是服務國家戰略。“上海財大來說，對接點已經明確：以更大的協同創新平臺深化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研究，助力上海打好”雙自聯動“牌，為政府科學決策提供學術支撐、資政啟民。

近兩年來，從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方案的頂層設計、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的制定、自貿試驗區條例的制定，再到上海自貿試驗區運營一周年第三方評估的出爐……在這些極具體制機制創新的改革領域，其背后都有上海財大一大批學者、專家的身影。

在上海財大，作為主動對接國家的重要舉措，一個成立迄今不到兩年的智庫，已在業界聲名鵲起。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成立一個月后，該校就率先成立了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同時，上海財大又協同對外經貿、南開、中山、上海交大等高校，組建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中心。

有別于理工科高校在學科布局上聚焦前沿、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上海財大以組建新型智庫的形式服務上海自貿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采取了“舉校體制”。

如何集全校之力服務國家戰略，當改革推進之時，面對來自學校教學科研一線的“眾口難調”，樊麗明如何回應各種不同聲音、看法、觀點？接受文匯報獨家專訪時，她如是說——

今日上海新建新型智庫的迫切心情，100多年前的紐約非常相似

文匯報：上海財大調配了很多資源、投入了很多學術力量在上海自貿區研究上，按照您的說法，這是上海財大在服務上海未來發展上提取的“最大公約數”。您是如何考慮的？

樊麗明：社會服務是大學的三大基本職能之一。回顧世界高等教育的辦學史，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最早出現在歐洲，距今已有900多年的歷史。有意思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高等教育重心從歐洲轉向美國，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崛起，出現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主張大學為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服務。至此，高等教育的職能也從教學、科研擴展到社會服務。

就中國來說，雖然辦大學的歷史相對較短，但好處是我們可以研究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除了借鑒國際經驗，中國的大學還必須立足國情：我們國家發展到現階段，面臨新形勢，大學到底需要做什么？

在我看來，擺在中國大學面前的問題有兩類，第一類是涉及全人類命運的共同問題，比如資源環境問題、世界和平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等；還有一類就是國家重大急需問題。比如，中國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又比如，加入WTO以后的中國，如何回應美國力推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的挑戰，在世界貿易新格局中占據有利的位置。

中央把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重任交給上海，就是希望上海先行探索，取得經驗今后可以復制推廣，從而更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可以說，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哪個大國像我們如此這般迫切。

說到這一點，我想到了100多年前的美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智庫之一，也是美國最早的一批智庫之一。在這個智庫成立的最初，有一個背景：一批研究財政學的教授成立了紐約市政研究院，大家圍在一起研究政府的錢怎么花、是否需要建立預算制度、具體應該如何建立等問題。伴隨著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總是需要一些公眾政策研究機構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決策意見--歷史是何其的相似啊！

也正因此，結合上海財大的辦學傳統和優勢，我們把推進自貿區協同創新研究列為服務國家戰略、服務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重要攻堅領域。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認同后才推進

文匯報：大學的教授們學科背景各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教學、科研任務，要把這么多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集結在一起，在實施“舉校體制”的過程中，您怎么應對來自一線的“眾口難調”？

樊麗明：說到大學服務國家重大急需，有些學者担心：這樣做是否會有損大學的獨立性？是不是就不提倡“坐冷板凳”精神了，從而有損基礎研究？等等。

對于一些認識誤區，確實有必要正面回應，從而掃除改革的思想障礙和觀念障礙。

首先必須要厘清的，就是大學履行服務社會職能和保持獨立性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建國初期搞原子彈、氫彈研究，大家都會拍手叫好，因為這是服務國家重大急需。但同樣的一件事情放到人文社科領域，情況就開始復雜了。有人說，“大學是不是太屈尊于社會需求了”，貌似對接社會需求的研究妨礙了大學的獨立性。

大學的獨立性，主要是指大學的品格獨立。讓高校的學者關心國家的發展需求，關注國家在發展中遇到的狀況，并不等于失去思想獨立性。現在一說到大學精神，總有人提民國時期。當時大師璀璨，倡導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但客觀地說，民國一批學術大師都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關心民族的命運，這和我們如今倡導的回應社會關切不僅不矛盾，而且是契合的。

第二個認識誤區是：把服務國家戰略與忽視基礎研究劃上等號。從研究的角度來說，服務國家戰略急需的實質是：以基礎理論為依托，針對特殊的條件和現實基礎，科學地運用理論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議和方向性的判斷。以上海自貿試驗區為例，一個學者如果不熟知世界貿易的基礎理論，不熟知世界自由貿易的整體格局，這樣的研究本身就走不遠，更談不上服務國家戰略。

第三個大家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是，服務國家急需和智庫建設的關系。

我認為，對人文社科領域來說，智庫是服務國家戰略的有效組織形式。無論是國家面臨的問題，還是全人類面臨的問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問題越來越大、日趨復雜，而研究者專攻的領域則日趨細小、狹窄。彌補這“一大一小”的剪刀差，智庫是有效的應對方法。說到底，智庫是一種科研組織形式，它應該是思想庫、人才庫、信息庫。在就一些爭議、爭論形成共識后，啟動相關的改革、推進相關工作就容易形成合力。實際上，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認同后才推進。對大學來說，無論是履行社會服務職能，還是推進其他教改，都要有一種搶抓機遇、服務大局的意識。

探索靈活的用人機制，智庫人事聘任去行政化

文匯報：組建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中心和上海財大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在這些全新的智庫里，你們進行了哪些全新的探索？

樊麗明：上海財大自由貿易區研究院作為協同創新中心直接對接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研究的一個重要“研究基地”，是一個舉全校之力打造的智庫，這里也是上海財大的綜改試驗區，我們力爭形成可在全校復制、推廣的經驗。

比如，我們啟動了人事改革。智庫研究自有特點，太年輕的學者一般難以成為獨當一面的骨干，而年紀大的專家往往臨近退休或已超齡。目前，在學校智庫幾個科研平臺核心領導人員的聘任事項上，我們實行了校長直接聘任制。這些崗位實行去行政化，引入市場機制；受聘的人員不受年齡限制，酬金也是相對靈活的。

同時結合智庫平臺，試點、推進流動性相對強的人員聘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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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教育 2015-08-23 08:5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