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以后宋云彬

簡體傳統

徐志摩和張幼儀兩君的離婚消息，早幾個月前已傳到我們的耳鼓了，但在家鄉里可沒一個人敢替他們倆說一聲“恭喜”。有時候朋友中談到志摩和幼儀離婚的一件事，好像他們倆犯了說不出來的罪惡，連談論這問題的人，也像犯了罪似的，舊社會的情形，說也可笑！

志摩和幼儀兩君的結婚，不用說是舊式的、不自然的婚姻了。但我以為舊式婚姻的結果，有時也有例外——舊時舊式婚姻底下，也有發生真正的、濃厚的情感，不過極少數罷了。他們倆這篇通告，避開了事實，重在理論一方面。我沒有明白他們倆結婚后是否有真純的情感？倘單為了“含糊婚姻的關系，是彼此辱沒人格”，而不顧及真純的情感而離婚，這未免因噎廢食吧？但我相信他們倆的離婚是彼此有了徹底的了解，而離婚的事實，決不那樣簡單。

我很贊成兩性間同意的離婚，我以為這種離婚在朋友方面應該和結婚時一樣的恭賀他們，但我又在他們倆的通告里，發現一件事實，就是他們倆離婚的動機，是志摩先行發動，而且志摩有離婚思想的時候，幼儀君很覺得為難，以致有尋死的念頭。后來幼儀君有了“偉大的發現”，方才覺得“非離婚不能做人的真理”。這樣看來：倘不幸而幼儀君始終沒有“偉大的發現”，那么，要“笑解煩惱結”，豈是易事？

你們有沒有未得你們雙方的同意，只本著你們父母的意思，就替你們強配合？如曰是的，那就應該行使你們的人權，宣告這不自然的婚姻無效，立刻把婚姻撤消，恢復“你們的自由”。這是《少年中國》雜志對于婦女解放實行上意見之一。我表示十分贊成的，所以我對于徐張二君的離婚通告，認為是很正當的一篇宣言，至少可以喚醒舊社會里一部分頑固的家長，懦怯愚闇的青年男女。但我以為離婚有一個大原則，須得像徐張二君的雙方同意。因為現在舊式婚姻底下的女子，學問、經濟，樣樣都不能獨立，如果男子方面覺得要離婚的時候，女子方面還沒有所謂“偉大的發現”，那么，男子方面，就應得先設法使女子覺悟，并且要替女子打算經濟的獨立，候雙方都覺到“非離婚不可”的時候，才實行離婚。如沒有方法使女子覺悟，一味為著個人單方面的自由而離婚，使女子離婚后再不能得到人生的樂趣；那真是新時代的罪人了。我們應得想一想，幾千年來，女子受男子的壓迫、凌辱，到現在過渡的時代男子不得已為女子稍稍犧牲，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以上是我讀了徐張二君離婚通告后的感想，有許多不對的地方，請閱者評判、指正。

一九二二，一一，七

（載1922年11月7日《新浙江•新朋友》）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學者、雜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寧人。1924年加入過中共，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編纂股長，“四一二”事變后任武漢《民國日報》編輯，兼國民政府勞動部秘書。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任開明書店編輯，主持編輯校訂大型辭書《辭通》，主編《中學生》雜志。抗戰期間在桂林參與創辦文化供應社，編輯《野草》雜志。抗戰勝利后到重慶主編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參加教科書編審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聯主席，省文史館館長。1957年被錯打成右派，次年調北京任中華書局編輯，參與點校“二十四史”。1979年2月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同年4月逝世。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一、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

《宋云彬文集》收錄著名文史學者宋云彬的論著、雜文、書信、日記等，煌煌五大卷，是宋云彬作品的第一次結集出版。文集第一卷為史論、時論，第二卷為雜文，第三卷為教育論文、序跋、書信和專題著述，第四、第五卷為日記，真切地呈現了作為一個學者、雜文家、民主人士、出版家多重身份的人物，對20世紀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想，全方位勾勒出一幅中國近代史的肖形圖卷。

宋云彬1958年調入中華書局任編輯，參與點校了“二十四史”，他的日記幾無間斷地記錄了這一過程，是了解中華書局局史和“二十四史”點校過程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