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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讓我吃驚的是，中國人在談到自己國家的困難，在談到統治者對民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常常會裝出一幅對人性有頗深認識的樣子，無辜地直視你的眼睛說：如果你在臺上，難道不會這樣做嗎！

文 | 楊恒均

德國無疑是美麗的，也是我最喜歡參觀的國家之一。但到了德國，我最想去的地方，卻不是它最美麗的萊茵河畔、阿爾卑斯山，以及仿如童話書里跳出來的古城堡，反而是它身上暴露人類最丑陋的地方——

有些地方去一次就可以了，有些地方一次不去也不必遺憾，可有些地方——例如我說的德國這些人類最丑陋的地方，去一次卻絕對不夠。因為隨著年齡、知識和閱歷的增長，每去一次，你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說的是柏林墻、二戰轟炸遺跡，以及納粹大屠殺遺址和紀念館這種讓你想到人類最丑陋之處的地方。從殘存的那條柏林墻慢慢走到大屠殺紀念館，遠遠就看到那群密密麻麻的石柱，一根一根沉默、沉重地豎立在那里，每一根都好似鐵釘一樣直插進人類的良知……孩子們在石碑間嬉鬧，大人們在石碑間沉思，死者在石柱間訴說……

進入到地下的紀念館，短短一百米不到的行程，已經讓你再次懷疑人類是否真有良知這種東西，就在你感到絕望的時候，從昏暗的墓室似的展覽館里的某個角 落傳來一位年輕女士的啜泣聲，你絕望的心為之一動，你四下張望，聲音時斷時續，你無法判斷是哪一個女子發出的，可你目光掃到之處，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 過國家的參觀者，每個人的眼圈都有些濕潤……于是，你又開始思考，也許人類還是有良知的……

到了這種地方，你是無法思考問題的，你甚至連戰爭、政治以及人類的前途這類大問題也無暇顧及，因為，在這里，你唯一感受到的是人性——人性的惡，與人性的善……

你感受到了，卻絕對無法想通，正如人類過去幾千年也沒有鬧明白自己的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一樣，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再給我們幾千年，照樣也無法弄清楚。

走出紀念館，看看今天的德國，我的心情并不輕松。現在的德國，二戰轟炸的遺跡比比皆是，到處都有大屠殺的紀念館和紀念碑，可你發現，他們卻早已經走出了屠殺與轟炸的陰影，沒事人一樣的快樂的活著。

第一次到日本和德國的時候，我常常思考這樣的問題，才短短的半個多世紀啊，他們怎么能夠從那么邪惡的希特勒和東條英機的幫兇變得如此彬彬有禮，甚至 比我們這些當時的受害者看上去還道德高尚的樣子？人性怎么可以如此朝令夕改、變幻莫測？幾千年困擾人類的人性問題，在德國人身上這種極端的作惡和極端的改 邪歸正上，得到了反思，得到了答案沒有？

不錯，德國人真誠的道歉了，但那能在人性的層面給世人一個滿意的說法嗎？當然不能，可我們都知道，無論真誠道歉的德國，還是躲躲閃閃的日本，他們都在制度層面，給了世人一個滿意的答復。他們沒有反思自己的本性，卻用制度告訴我們，那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二戰的罪行與帶給人類的巨大破壞讓人類感到心寒，卻也因此催生了各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我們知道了，人性無法改變，甚至無法徹底了解，可制度卻可以改 變。人性再好，不能當飯吃，人性再壞，我們人類也不能去集體自殺。可建立好的制度就不同了——一種可以光大人性的善同時可以約束人性之惡的民主制度是人類 在幾千年無法遏止自己的人性后找到的最不壞的出路。

有人可能會質問我，如果說人性是善，建立起了民主制度還情有可原，可人性是惡的，怎么也可以建立起最好的民主制度，從而又來限制人性中的邪惡？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這正是我今天在大屠殺紀念館里思考的一個問題。民主制度的建立恰恰不是一些對人性充滿希望的人，更不是那些認為自己是圣人的人，民主制度出現在美國并不出奇，他們本來就是對歐洲大陸人性失望的人，經過九死一生的海上顛簸，來到美國，決定建立新制度。這個制度唯一要做到的，就是他人不能對“我”干壞事，“我”能夠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澳洲的民主建設者甚至都是真正的罪犯，但真正的罪犯也有不愿意被他人侵害的愿望。

如果人性自私，每一個人都想損人利己，甚至每一個人類心里都隱藏著一個希特勒的話，這樣的人類到一起，如果不想毀滅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誰也不損害誰，讓每一個人心中的希特勒都受到遏制的制度——有法治，對權力有最大制衡的民主制度！

我行走世界各地最大的收獲是發現人類的本性從本質上沒有多少區別，這一點，很多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深有體會，外國人如果真不受制度約束，要使 壞，要干邪惡的事，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將比制造先進的衛星和核子武器一樣，照樣可以把我們中國人甩在后面至少二十年。世界上很多殘忍的罪行，和損人利己的 事，并不都是發生在中國，而很多是源于西方的。

我看不慣同胞對我說中國人的良心如何如何的壞，我們的民族如何如何的沒有希望，我想他們一定沒有在海外生活過，更不會在大屠殺紀念館里認真思考一下制度和人性的關系。我們如果只記得甚至夸大自己的苦難，而忘記諸如希特勒這種人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我們不會從自己的苦難中看到出路和希望的。

對人性與制度關系的認識，是讓我對中國的前途持樂觀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的，如果人性本善，我們都是大公無私的，每一個人都向善，那么一種互利的 民主制度遲早會到來的；而如果人性本惡，我們都自私自利，那么一種互相制衡，約束他人無法對我胡作非為的民主制度將可能會更快的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很簡單 的道理，沒有什么復雜的。那些把這個事情越弄越復雜的，是自己陷入了人性的漩渦無法自拔而已。

二戰后的德國雖然多次表達歉意，總理甚至在大屠殺紀念碑前跪了下來，但我們看到他們除了制度建設外（例如建立尊重人權崇尚普世價值的《憲法》），其 實并沒有在人性的高度給世界一個說法，他們甚至沒有在道歉中說，我們德國人的人性壞了，或者那時的德國人是壞蛋！也沒有向我們保證他們要改造自己的人性； 而日本不但沒有給我們一個真誠的道歉，甚至讓我們繼續感覺到人性的悲哀。問題在于，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它們都確立了一種新的制度，那種制度向世人保證 了，兩國的制度只要不被破壞，它們都不會重蹈覆轍，給世人帶來災難了。

相比較德國、日本在制度上反思，其他一些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由于不去反思制度，或者不被允許去反思制度，結果對發生在自己身上苦難，只能始終在道德、文化和人性的圈子里打轉——毒奶粉事件出來，我們悲嘆中國人心壞了；豆腐渣工程出現了，我們痛不欲生；官員們嫖幼童，女士自衛殺了要強奸自己的官員，每一件這類事件出現，我們都看到了自己民族身上人性的悲哀。我們認為已經無可救救藥了。我們都對自己的文化、道德和人性一再拷問，弄到最后，弄得我們得出的唯一結論是：中國人不是好人！——仿佛我們只有集體自殺才能挽救自己似的。

在這種自我拷問中，我們忘記了，無論是希特勒手下的德國人，還是侵華時的日本人，他們的邪惡甚至至今都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可他們至今也沒有去反思自己的文化和人性，更沒有認定“德國人是最壞的，不可救藥了”， 如果那樣的話，不可能有今天繁榮昌盛的德國。他們只是簡單的改變了制度，改變了游戲規則——就這么簡單！

可憐的中國同胞，由于談論制度成為禁忌，于是他們從想改變人性，到對人性百依百順，對人性折騰夠了，又來折騰文化。從人性本善從而群情激動的極端， 走向人性本惡于是無所作為的死胡同。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年輕人揚言，如果我們強大了，一定要讓日本人甚至美國人知道我們的利害（那里還甚至包括強奸人家的 婦女）。

而更讓我吃驚的是，中國人在談到自己國家的困難，在談到統治者對民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常常會裝出一幅對人性有頗深認識的樣子，無辜地直視你的眼睛說：如果你在臺上，難道不會這樣做嗎！

正是陷入這種對人性的無可奈何的認識中，讓我們中國人開始看破紅塵，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于是，我們理解了貪官（如果我在那個位置上，也會貪的，誰 不喜歡美女呢？），我們理解了對他人人權的漠視（有些人要活得好一些，其他人就得差一些嘛，怎么可能都活得好？），我們甚至理解了鎮壓（不鎮壓不行 啊！），我們對歷史上的苦難開始學會保持沉默，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開始認同只要人性不變，那么即便我們有一天擁有了那種不受限制的權力，也會像統 治者一樣肆無忌憚……

我能說什么呢？在柏林大屠殺紀念館，在二次世界大戰諾曼底登陸紀念日，面對人類最殘忍的罪行，我在思考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的，也許人性無法改變，但制度卻是有選擇的。

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選擇了可以遏制人性之惡的制度時，另外少數國家的制度卻在不停地暴露和擴散人性之惡——

人性不是問題，問題在制度！

楊恒均 2015-08-23 08: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