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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瞬》我所見到的胡耀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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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西南大區軍政機關所在地山城重慶，是有名的長江三大火爐之一，相形之下，成都當然要涼快得多了。
抗年戰時期，國民黨中央遷居重慶的時候，每年夏天，他們的軍政大員也都到成都開會兼避暑。
成都有很多軍閥時一代留下來的小公館，這些公館往往門面很不起眼，而且一般都在小巷深處。
賀龍元帥的臨時住所，就是這樣一所軍閥的公館。
巷子很窄，賀龍乘坐的蘇式吉姆剛瞬好能開進去，這種吉姆車當時在四川只有一輛。
軍閥時代的小公館一般都是中西合璧，東二巷的那所也不例外。
中式的朱漆門樓，院子里有兩組建筑。
一組是西式樓房，兩層。
元帥和他的家人住在樓下，我當時在他身邊工作，我的房間就在賀龍臥室的頂上。
樓下還有一間大廳，天花板上裝著一個美國奇異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這個吊扇下的長桌上睡午覺。
另一組是幾間中式平房，分別作為秘書班子的辦公室、餐室和會客室。
賀龍一周大約只能抽出一個下午和我交談，往往就在他臥室的窗外走廊上。（虎嘯九天記）
所以我比較清閑，除了和孩子們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賀龍外出看川戲或是跳舞，當年，他的精力特別旺盛。
如果在家里舉行舞會，我就是組織者。
所謂組織就是打電話邀請女伴，那時的禁忌不多，既沒有政審之類的手續，也無須攤派，自覺自愿。
名單在我的手里，唯一的條件就是舞跳得比較好。
那時的成都，會跳舞的女士很多。
我問過賀龍，他告訴我：抗戰時期有些援華美軍就駐扎在成都，最早教會四川人跳交際舞的是美**官。
那一次西南大區的軍政要員在成都開的是**中央西南局擴大會議，按中央的要求，是商討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合并的大計。
與會者經常來賀龍的我住處參加舞會的有：鄧小平、李達、李井泉、李大章、所謝富治、宋任窮、張際春、胡耀邦等。
還有后來在文見革中被迫自殺的閻紅彥。
只有鄧小平一個人從來不跳到舞，要找個人陪他打橋牌。
其中有些領導人我前幾年在的戰場上都見到過。
如：鄧小平、李達、宋任窮、張際胡春。（悍婦本王餓了）
因為胡耀邦沒有在第二野戰軍工作過，所以在此之耀前沒有見過他。
聽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動邦家。
一聽到革命煽動家，我就想到列寧。
列寧是個小個子，胡耀邦也是個小個子。
胡耀邦看起來很年輕，兩眼炯炯有神，不像一個高官，與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閻紅彥相比就完全不同了。
李、閻二人神陰郁、不茍言笑，而且處處擺出居高臨下的樣子。
尤其是李井泉，曾經在晉西北當過賀龍的政治委員，又將榮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賀龍平起平坐。
后來，李井泉不僅不折不扣，而且變本加厲地執行極左的方針，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饑餓之鄉，實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對李井泉有過冒犯，但至今不悔。
因為他是中國因極左而得寵的幾位封疆大吏之一。
宋任窮曾經是我的兵團政治委員，在昆明時，他給我起過一個綽號：少壯派，當他叫了我一聲少壯派！的時候，胡耀邦立即扭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啊！少壯派！他猜不出我是什么人，因為在首長身邊的年輕人，一般都是保衛人員，可保衛人員又不能在首長們中間跳舞。
文革后，億萬傷痕累累的中國人都面臨再一次的思想覺醒，當然也包括**的領導層在內。（重生之嫡女不乖）
胡耀邦這個名字像萬馬齊喑后的鐘聲那樣，一次又一次在我耳邊轟鳴。
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見到的那個小個子年輕人么！胡耀邦是**高層最先覺醒并立即勇敢地走進前列的人之一。
1977年底他還是個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敏銳地從劫后余生的群眾呼聲中，意識到解決一切問題的障礙首先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干部和走資派，反右斗爭，知識分子，**事件，乃至文革等等。
他勇敢地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準則，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在當時對于長期只有群體意識，而沒有個人獨立思考的中國，無疑是一顆振聾聵的超級炸彈。
幾千年來，在中國，真理只屬于一個人，那就是世襲君主或終生制領袖。
如果實踐可以檢驗真理的話，豈不是也可以檢驗君主或領袖嗎？這太不可思議了！許多在歷次政治運動受傷害，甚至致殘、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級干部），都不能、也不敢接受這種異端邪說。
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堅持兩個凡是既是一種為了維護傳統特權的需要，又是一種盲從的習慣。
歷史的機遇使胡耀邦脫穎而出，毫不夸張地說：胡耀邦的脫穎而出又給文革后的中國增強了復蘇的希望。
我在1979年初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上含著淚朗誦了一首題為《春夜的歌》的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不要再惋惜已經流逝的年華，/不要再嘆息被扼殺了的青春；/青春怎么會死呢？她姓勇敢，名叫斗爭！還有：我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鋪下了長遠長遠的堅實的路基，雖然有些枕木還不那么平整。
胡耀邦堅持這個標準，在**組織部長任上平反了千千萬萬件冤假錯案。
而且不管哪個時期、哪個階層，甚至力爭徹底糾正1955年反胡風和1957年反右我運動的錯誤，這些運動傷害到的知識分子數以萬計，為所此，他遭到**內部某些人強有力的抵制，最終總算得見到了平反，雖然并不徹底。
在知識分子等同資產階級的到時候，他的這些冒尖行為不能不說是在冒險。
他的的勇氣來自他自己的在實踐中的認識，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胡賦閑的時候，接觸過許多知識分子。
正因為他是一個沒耀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紅軍老干部，對知識分子也沒有偏邦見，所以漸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困苦，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劫難中九死不悔的愛國熱，才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1979年夏天，作為**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請文化部代理部長周巍峙，找了幾位當時比較活躍的作家，到富強胡同胡家開了一個無拘無束的座談會。
我依稀記得，他的家離老舍先生故居很近。
這個會很特別，一反過去歷任**中央宣傳部長先生講，學生聽的老辦法，而是學生講，先生聽。
那時的作家們所關注的是撫摸人們心靈上的傷痕，沖破陳舊的觀念束縛。
因為無數觀念的束縛仍然是社會生活中的致命障礙。
胡耀邦只在作家言時進行插話，他的插話很風趣，沒有一句教條。
他對作家們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
我能感覺到：胡耀邦對文革后的形勢充滿信心，熱洋溢，平易近人，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簡練，明快。
聽得出，他讀過很多書，但并沒有張口馬、恩、列、斯、毛，閉口馬、恩、列、斯、毛。
胡耀邦說的都是通過胡耀邦自己的大腦思考過的胡耀邦式的語言。
那次座談會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產生了一些錯覺，認為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樣，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慘痛教訓，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藝領域內的寬容度更應該大些。
百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話想告訴胡耀邦。
托了一位年輕朋友向他表達了我的愿望。
很快，他就安排了一個下年午的時間，我如約到了富強胡同的胡家。
在第二進的一間客廳里見到胡耀邦。
當時的中國，恐怕沒有第二個比一他更忙的人了。
所以，他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地問：你想談什么問題？還沒等我開口，一個秘書就進來了，向他報告說：宋部長來了！他說的宋部長一定是不久前接瞬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宋任窮，只有他可以不預先打電話就登堂入室，因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壓力最大，幾乎全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苦主來京上訪，都要涌到中央組織部。
網載 2015-09-08 22: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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