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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12年12月21日的末日預言，中國人再次打破了一項世界紀錄。網易援引益普索市場咨詢有限公司的調查稱，在21個國家的民眾中，高達20%的中國人愿意相信瑪雅末日，其比例居全球之冠，而其它國家如俄羅斯、韓國、日本、美國和法國，則僅有10~13%的民眾相信此類預言。該項調查透徹地表明，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篤信末日預言的真實性，認真規劃應對策略，并制造出各種充滿戲謔性的事件。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新聞調查還發現，在“末日恐懼指數”方面，中國民眾大致可分為四個等級。指數為5者，其表現為變賣不動產，捐掉全部個人錢財，與家人和同事含淚訣別；指數為4者，多搶購逃生工具，或在網上購買船票，企圖獨自躲避災難；指數為3者，確信所謂“三日黑夜說”，搶購蠟燭、方便面和純凈水，這部分人群占“信眾”的絕大多數；指數為2者，將“末日”視為一種全新的節日，與朋友或情人聚餐，共度“末夜”良宵。這是所有末日人群中最“瀟灑”的一族，他們以徹夜狂歡的方式，超越了隱于內心深處的恐懼。

對于末日敘事的過敏性反應，似乎已成為中國人的心理傳統。2003年非典爆發，因傳言煲醋和喝板藍根可以防疫，遂涌現搶購米醋和板藍根風潮；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因傳言吃碘鹽可預防輻射，中國各地掀起搶鹽狂潮。它們跟搶購蠟燭事件一起，譜寫著末日肥皂劇的生動劇情。但那些燭光并未因此照亮中國人的美妙未來。

末日恐懼綜合癥，顯然是民眾不安全焦慮的集中表達。它放大了中國人對于現實災難的憂慮和駭怕，而這只能導源于不安全的國家現實。沒有充分有效的社會福利保障，沒有卓然有效的重癥醫療保險，沒有穩定可靠的人民幣值，沒有誠實健康的股市，沒有對于私有財產（房屋）的堅定庇護，更沒有安全健康的食品、飲水、空氣保障，公正合理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警政，符合人類普世價值的孩童教育，如此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的嚴重缺席，組合成強大的不安全系數，圍困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并投射為一種類似“末日”的宏大場景。

毫無疑問，“末日”是關于零度安全的象征符號，它喻寫了一個動蕩不安的現實。沒有什么比“末日”一詞，更準確地描述了中國人的生活感受。對于許多民眾來說，每天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末日，而他們又總是在第二天獲得重生。這些毫無“幸福感”可言的生命，猶如一些脆弱、痛苦和神經質的鐘擺，長久悸動在末日與重生、絕望和希望、挫敗與抗爭之間。

導致中國人末日情結的另一因素，是難以擺脫的歷史記憶。近100年來，中國始終處于接踵而至的公共災難之中。剛從1942年的大饑荒、日本占領軍的侵略戰爭中解脫出來，又被迫陷身于嚴酷的國內戰爭，十年之后，還要再度卷入三年大饑荒的死亡浪潮，繼而又被巨大的文革苦難洪流所吞沒，如此等等。這些20世紀的黑色記憶，猶如永久纏繞的噩夢。鑒于沒有確立規避重大災禍的政治機制，上述災難隨時會卷土重來。

應對“末日”的基本策略就是逃亡，這引發了我所指稱的“泰坦尼克效應”。大批官員家屬、企業主和中產階級向西方國家逃遷，在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形成前所未有的入籍、購房、轉移資產的涌流。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樓下，每天都簇擁著大批申請移民簽證的人群，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勝利大逃亡的笑容。鑒于破罐破摔的末日情結，它還引發了更加囂張的貪污、腐敗和反道德行為。離棄祖國者，以糟踐它的方式告別了故土。這種行徑只能加劇本土國民生態的劣化，形成惡性循環的格局。

歷史上出現過的末日預言，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類來自科學家或科普作家，如1910年地球與哈雷彗星相撞，2000年1月1日的千年蟲事變，以及作家理查德·諾納預言2000年將迎來地球又一冰河紀，很多人將被凍死等等；第二類來自基督教及其衍生教派，如基督教電視福音傳教士帕特·羅伯森關于1982年的末日審判、“上帝教”牧師羅納德·溫蘭預言的2008年末日等；第三類則來自職業預言家如諾查丹馬斯，他最著名的預言是：“在1999年的第7個月，偉大的恐怖之王將從天而降”。所有這些末日預言，最終都被證明是“一場虛驚”。人類似乎每次都能輕易地擺脫死神的追擊。

然而，就在我們大肆嘲笑末日預言的失敗之際，應當留意這種預言背后的寓言性。盡管世俗生活的末世并未如期降臨，但它卻在另一層級上構成某種隱秘的現實。就哲學隱喻的角度而言，末日就是關于人類（國族）墮落的嚴厲警告，它旨在吁請我們起而審判那些黑暗腐敗的事物，展開精神層面的自我救贖，以期獲得靈魂重生的契機。末日敘事激發了我們的終極關懷。劉再復撰文正確地指出：“全人類都應當傾聽末日的警告，而思想者、詩人（作家）、哲人更應當傾聽。唯有傾聽，才能正視正在全世界蔓延的末日現象，才能面對這些‘末日’現象，認真思考人類的命運。”

網載 2015-08-25 16: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