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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要求】
1. 理解作者對大學生畢業后“墮落”的分析。
2. 把握作者“三個方子”的精神實質。
3. 使學習者在問題意識、業余興趣、保持信心三方面均有所悟。
【重點、難點】
1. 作者提出“三種防身的藥方”的具體內涵及其解釋。
2. “三種防身的藥方”所隱涵的價值觀念。
3. 平和、真誠、娓娓敘來的文章風格。
【所用課時】2課時
【教學內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創作情況
陳平原《胡適小傳》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參加“庚款”留學考試時改名胡適,字適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東門外,世為安徽績溪人。其父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歲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臺東直隸州知州,有著作《臺灣紀事兩種》傳世。先生一生領盡風騷,1962年2月24日于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逝世,享年72歲。
胡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并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習農科,后轉入文科;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進化》。在此期間,胡適熱心探討文學改良方案,并試作白話詩。而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通信,以及《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的發表,更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同年胡適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至此一發而不可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五四時期,胡適連續撰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并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業。
在理論倡導的同時,胡適還進行了一些文學創作的“嘗試”。其小說、劇本均未見成功,獨有出版于1902年的《嘗試集》,乃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頗有開拓之功。
文學創作非其所長,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另一主要貢獻是輸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當年都是振聾發聵之作。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人權論集》,再到主辦《獨立評論》,胡適始終堅持獨立姿態和批判精神。抗戰軍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其始終保持書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義知識分子。
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并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于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并推廣其“科學方法”。
胡適治學有兩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國哲學史,一是中國文學史。盡管《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版了上卷,《白話文學史》也沒有下編,可這兩部書都是建立規范并奠定學科基礎的經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贊賞,也可以批評,卻無法漠視其存在。前者的平視諸子以及歷史的眼光,后者的雙線文學觀念,都是對20世紀學術發展影響甚深的“大膽假設”。另外,他首創新紅學,重修禪宗史,以及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中國章回小說,都是開一代新風,功不可沒。
抗戰以后,因奔走國事,再加上自身學術路數的內在限制,胡適學術上未能更上一層樓。晚年沉醉于《水經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盡如人意。
選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胡適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二、文本詳析
大學生乃至大學畢業生,雖然都已經是成人了,但因閱歷、經驗的不成熟,總還脫不了接受教訓、勸諭的角色。自有大學以來,此種教訓、勸諭,可謂多矣!但收效卻很難一概而論。因為多的是以大人物的身份、用大口氣、講大道理,對則對矣,好則好矣,而往往難于避免空洞、教條,于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真誠感人者實不經見。
本文是個例外。胡適于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30年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職(后來又任校長),有長期在大學任教的經驗。他了解現代大學生的所思所想。并且,以他平和而謹嚴的性格,他對學生既不會疾言慍色,亦不會放任不問。他的所長恰恰是作諄諄之教,循循善誘,以理悅人,以理服人。最重要的,是他抱有拳拳之心,真個為國家、民族、下一代人、學校、學術、科學、文化著想,而不含私欲,其情也真,其言也信,故而有效。
可以想象,在一個新的學年的末梢,學生畢業禮前夕,作為也曾是“新青年”的胡適,忙過一整天,晚間才為第二天的演講準備講稿,可謂一燈如豆,百感交集。這位為中國的大學教育貢獻了心血的著名教員,想到這一兩個星期里,不僅北大,全國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年級,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想到自己少年離家,求學于美國,多年來,親歷目睹,對萬千學生的這一關坎,可說頗具感慨。學生的生活是被特殊優待的生活,在學校時,他們可以幼稚一點,也不妨吵吵鬧鬧,社會即便不能縱容,也還能夠容忍,不必嚴格地要他們為其行為負責。現在國家百事蜩螗,又一批有知識卻不無幼稚的青年學子要走上社會,去用自己的肩膀來挑起委實不輕的担子了。歷年來,既有學生從此走上康莊大道,或艱苦奮斗而志不墜,也有頗具前途的根苗卻從茲步入茫茫人海,淹沒于蕓蕓人群,事無所成,亦驗證其學無所成。良可嘆息! 于是作者在衷心祝愿新一屆畢業生成功的同時,也不由不依據自己的經驗,為他們寫下幾句,既是臨別的贈言,又是對著全國的學子發言,于是有此文章。
我們看到,這可不是一般的贈言,不是含混的祝福,不是空泛的囑咐,作者自負得很──“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豈可等閑待之!
文章首先指出,畢業生們,無論走哪條就業之路,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是的,“墮落”,作者說得很重。危言聳聽?不是的。在作者看來,學生離開學校,設若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或者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成為庸人、順民,就是墮落!這標準懸得不低,千百萬匹夫匹婦,都是如此過活,為什么獨獨要求大學生不可以?因為在作者眼中,大學生是社會的棟梁,國家的中堅,民族的希望,文化的承傳者,對己身的要求必須有所不同。這一段可稱當頭棒喝,不由人不對下面所談之“救命的藥方”心存期冀。
為防御畢業后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被拋棄這“兩方面的墮落”,胡適開出了“三種防身的藥方”或稱“防身的錦囊”。而兩年后,又到了學生畢業時,又要給學生贈言,作者“心里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業余興趣,要有信心”。直到1960年,他在臺灣成功大學送給畢業生的,仍然是這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但把它概括為更加形象難忘的“問題丹”、“興趣散”、“信心湯”。可見此“方”不是即興得來,偶發一噱。而是這位“醫家”念茲在茲,經多年反復“提純”、“精選”而成;不必屢試不爽,也當得起“驗方”了。
這方子分別是:其一,“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詩里寫道:“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只有每事問。”可見這“問題丹”獲得眾醫家一致認可。“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近代美國科學哲學家K.P.波普爾說:“科學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始于問題。”愛因斯坦說:“發現問題和系統闡述問題可能比得到解答更為重要。”科學哲學家庫恩在《科學革命》一書中說:科學始于問題。胡適倒不以科學研究上的成功立論,他的著眼點在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實,故用“戀愛一個女子”作比,又強調:“腦子里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極言其重要。
其二,“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在工作就業不如意(不是薪酬不如意,負担重不如意,而是今天所謂“專業不對口”)的情況下,要保持求知(也是求智)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只有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即是說,應以高尚的、健康的業余愛好,正確地利用閑暇時間。而這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余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托。”
其三,“總得有一點信心”。這也是作者重點論述的一項。在世事不如意之際,“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胡適先論“因果的鐵律”以作鼓舞:“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又改造佛典里的一句話以成激勵:“功不唐捐!”再細述科學家巴斯德的事跡,強調應該對學問、學術,抱“有絕大的信心”。
不難看出,這位啟蒙先驅是借此闡發他的一以貫之的理想。他對學生的企盼,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他一生對各種學問都有濃厚的興趣,孜孜以求,多談問題,晚年致力于“業余”研究《水經注》──以致有人惋惜他為此浪費了太多的精力,豈不知那正是他在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對政治也逐漸喪失信心的情況下,追求其精神生活的一種表征──都是明證。
應當說,每個人卒業后的境遇和機緣各有不同,不見得都能完滿實現上述三個理想。但預先服下這三味藥,打了這類預防針,時時心存此念,自會終身受益。
本文雖不是演講的實錄,而是一篇擬寫的演講稿,但其口吻,其結構方式,其遣詞造句,都是瞄準演說詞而為。知情者言,胡適在美國上學時曾專門練過演講,早在學生時代,他的演說已經十分出名。胡適的演講水平十分了得,一派國士風度,帶點南方口音的官話(近似普通話),緩疾相間,輕重有序,尤其是結末的幾句,鏗鏘有力,擲地作金石之聲。尤其令人不能忘懷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臺灣成功大學演講的《防身的三味藥》──以一位長輩的殷殷告誡,滿懷熱誠真摯、推心置腹地勉勵學子,演講詞感情真摯,富有感染力,語言生動,出神入化,似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張弛有度、文白相間、警語迭出。從本文亦可略窺一二。
作者以師長、名家身份,面對自己教過的學子,卻毫無盛氣凌人之氣,而是口氣平和,字里行間蘊藏著誠懇與真情,諄諄囑咐,娓娓而談,苦口婆心,語重心長,使人感動奮發。這不但是為人的根本,也正是為文的根本。
三、其他參考資料
1.專家談胡適之演講
胡適演講稿也是新版《胡適全集》的特色之一。胡適先生演講水平十分了得,早在學生時代,他的演說已經十分出名。這次全集收入的胡適演講稿,很大一部分從未發表過。
耿云志(胡適研究會會長、《胡適全集》編輯委員會第一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摘自2003年9月19日《文匯讀書周報》)
誰要說他是天生的演講的材料,說就由他說去,我是不信的。
胡適的演講是有名的,聽過的一位老先生對我說,那真是國士風度。我也曾聽過他的演講錄音,帶點南方口音的官話(近似普通話),緩疾相間,輕重有序,尤其是結末的幾句,真是鏗鏘有力,擲地作金石之聲。記得看過的一本書上,他說自己在美國上學時曾專門練過演講,有些小技巧則是他自己悟出來的,比如演講前不能吃得太飽,最好能喝上一點酒,意緒飛揚,每每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專門學過,又用心揣摩,可見還是后天的長進。
2. 韓石山《演講的心態》
作為哲學家、學者、作家兼教授的胡適先生,不僅其詩其文對當時或后世有一定影響,其演講藝術亦因有獨特的風度而受到學者的普遍贊譽。姑談之,以饗讀者。
胡適首倡“白話文運動”,課堂上也經常相機向學生宣傳白話文寫作的好處。遇有學生質疑,便因勢利導、循循善誘地進一步引導。有一次,一學生說“白話文不簡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慢條斯理、心平氣和地說:“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秘書,我不愿意從政,不想去,為這件事我回了一則電報,拒絕。請同學們根據我這個意思,用文言文自擬一則電報,看看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同學們躍躍欲試,積極性陡增,最后選出一份最為簡練者,僅12字:“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這時課堂很靜,都凝神注目老師,看老師的白話電報還能怎樣地簡練。此時,胡適像相聲演員抖包袱一樣,十分利落地說:“干不了,謝謝!”僅5個字,大家無不為先生的主張暗暗稱絕,且對白話文寫作產生了濃厚興趣。
胡適學識淵博,引經據典,信手拈來,不枝不蔓,恰到好處。在某大學演講時,多次引孔子、孟子、孫中山語,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后,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機智而戲謔地寫道,“胡說”,引得哄堂大笑。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寓莊于諧,妙哉妙哉。
胡適信奉的格言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這決定了他既治學嚴謹,一絲不茍,無懈可擊,又瀟灑儒雅,從容優游,深入淺出,應付裕如。他在1949年7月10日西雅圖舉行的“中美文化使用會議”的演講,曾被一位美國學者稱贊為具有“丘吉爾作風”。他語言淺顯易懂,振聾發聵,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為中國傳統文化做獅子吼:“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
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臺灣成功大學演講的《防身的三味藥》──以一位長輩的殷殷之心,在同學們即將畢業之際,熱誠真摯、推心置腹地勉勵大家怎樣走向社會,提出“問題丹”、“興趣散”、“信心湯”當作“防身藥方”。將讀書、做學問、樹立起追求理想的信心和勇氣,出神入化、行云流水似的宣示出來,且跌宕得方、起伏有致、張弛有度、文白相間、警語迭出,如“努力不會白費”,“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自己的担子”,“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等。胡適主張,“文學有三個條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什么是文學──致錢玄同》),“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胡先生無論寫作,無論演講,通過嚴肅而認真的實踐,算是比較完美地做到了。
《胡適演講》,原載《今晚報》,引自http://www.sina.com.cn 2004年9月26日
3. 小陶《當代北大人的讀后感──胡適的三個藥方》
1932年的6月27號,也就是日本人占了東三省的大半年之后,當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發表了一個演說,叫做《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收入《胡適文存》第四集第四卷)。胡適說,“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大學畢業生肩頭的担子“真不輕”,所以“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胡博士對自己的這番贈言還頗為自負,認為“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胡適傳授的錦囊妙計到底是什么呢?原來是“三個藥方”。他說,大學畢業之后,可走的路無外乎這么幾條:極少數的人可以繼續做學術的研究;少數的人可以有一份好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再此外就是失業閑居了。胡適說,進入社會的青年很容易“墮落”,因為社會要冷淡了求知的欲望,毀滅了對理想的追求,于是應該“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多發展一些非職業的興趣”,最要緊的是相信“信心可以移山”。胡適還又一次舉出他最喜歡舉的巴斯德的例子,說巴斯德在法國的國難中堅持科學研究,最終以一個人科學研究的成績,就足夠還清法國給普魯士的五十萬萬法郎賠款。
胡適的藥方不能不說是苦口婆心,“科學救國”的主張也并非毫無道理,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國家正在危難之中,安靜的書桌尚不可求,要熱血沸騰的青年人埋頭學問,可能性不大;同時社會上民生凋敝,經濟破產,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吃飯尚且是問題,哪里還能有什么“研究問題”的心思呢?所以胡適指的這條道路在當時很難走得通,跟著走或者不跟著走,我想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對于今天的青年人來說,胡博士的這“三個藥方”就似乎有實踐的可能和必要了。今天的大學生早已不再是當然的“精英”,能夠繼續呆在書齋里從事學術研究的不多(其實愿意坐冷板凳吃冷豬肉的本來就不多),絕大部分人要到社會上,或者做官,或者做工,或者做生意──那么胡適講的“墮落”的危險我們就不能不面對,尤其是一直都立志要做學問的人,他學生時代的理想最容易被擊得粉碎,身上的棱角一點一點地要被磨得精光。假如我們還想拒絕平庸,我們就不妨真的試一試胡適的方子,也找一兩個玄遠的問題來研究(比方說南極的冰川或者老子的哲學),也發展一些非職業的興趣(比方說常常寫一點不應時的文章),也仍然堅信“功不唐捐”,堅信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會結出果實。
我當然明白,“學問”從來都難以敵得過物欲的誘惑或者生存的壓力,但是古往今來的大事業大學問總是人做成的,希望正在我們北大人的身上。只要我們保持少年人的激情與理想,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與天不老的“少年中國”,千萬,千萬不要失掉了這個信心。胡適的演講離現在已經將近七十年,又到了大學生畢業的季節了。作為一個大四的學生,我把這些舊東西翻出來送給畢業生朋友們,但愿大家在離開北大之后不會忘記前輩們的教誨。
四、思考題思路提示
1. 面對今天的實際,你認為胡適的這三條還有堅持的必要與可能嗎?
胡適首次講此話時正是日寇侵占東三省、國內外矛盾紛起之際,那時尚且有此號召,何況是國家步入正軌之今日?社會浮躁、私欲膨脹、理想缺失,恰需大學生坐言起行,在社會轉型期奠定一生選擇的正確基礎。
2. 反躬自問:我們在大學求學時代,“求知識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是否足夠強烈?
走上社會之后,能否堅持理想、保持興趣和信心,尚是將來之事,而在校求學期間若無強烈的求知求仁之志,何談日后?
3. 本文帶有勵志性,但沒有特別強烈的語氣,你認為這樣寫好嗎?是否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
任何聽眾,只要是有些自主性的群體,都不一定愿意接受鼓動性的、煽動性的、強烈語氣的教訓,特別是對大學生這樣的群體。勵志而非訓誡,本文因此并不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
網載 2015-08-25 1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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