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葉曙明 (作者)

簡體傳統

這是一部角度獨特的中國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國運動，止于西安事變，生動地再現了晚清至民國的變遷。作者把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演變的原因，與地理環境、自然氣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聯系起來考查，系統地從地域政治與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了近百年中國社會激蕩與轉型的軌跡，令人耳目一新。

編輯推薦

1.近代史研究名家葉曙明先生最新力作
葉曙明從八十年代開始歷史研究與寫作，其歷史著作有《國會現場》《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草莽中國》等多部，每一部都有獨特的視角與觀點，史料扎實，文筆優美，深受讀書界與媒體的好評。
2.第一部從地域政治解析近代中國的史著
關于近代史的著作已經非常多，可謂汗牛充棟，葉曙明先生從不人云亦云，他通過對史料的研究，對近代史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于眾多相關著述中別樹一幟。他的書，既是通俗的歷史讀物，也有專業的學術分量。
3.梁文道、何亮亮、余世存、解璽璋、張耀杰、十年砍柴、馬勇等先生一致稱道
梁文道、何亮亮多次在鳳凰衛視的《開卷八分鐘》、《時事亮亮點》節目中，專題介紹葉曙明先生的書；著名思想家余世存、歷史學者馬勇等曾為葉曙明專門寫序推薦；作家、學者解璽璋、張耀杰、十年砍柴等為葉曙明寫過重磅書評，都是給予高度評價。國內上百家主流媒體有過其作品的報道。

作者簡介

1.曾經的先鋒小說作家
著名作家葉曙明先生，早年以寫小說著稱，是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葉曙明一度與莫言、馬原、洪峰、孫甘露、蘇童、潘軍、余華、格非、北村、葉兆言等當代著名作家齊名，他曾被文藝評論家、臺灣大學蔡源煌教授稱為“當今華文世界最具潛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說代表作有《環食•空城》。
2.圖書界的資深出版人
葉曙明從1980年起開始在國內著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職，此后三十年來一直從事編輯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楊逝世，這位八十年代在大陸幾乎婦孺皆知的臺灣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眾的關注，他的著作再次走俏。國內讀者最熟悉的柏楊著作，無疑是《丑陋的中國人》。國內第一本《丑陋的中國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創造了銷售210萬冊的紀錄。2008年5月8日《南方日報》發表整版長文《＜丑陋的中國人＞大陸出版內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當年的責任編輯就是葉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學者
1990年代，葉曙明的《草莽中國》出版，首次從地域文化視角審視中國近代史，引起讀書界的巨大反響，曾經風靡一時，以至于坊間出現盜版。著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和葉曙明的《草莽中國》放在一起評論，認為“這三本書巧妙地形成了一個系列：它們分別勾勒出明、清和民國三個時代中國的混亂景象，以及分別屬于這三個時代的關鍵人物們的悲喜劇。”2007年初，葉曙明的《大國的迷失》一書出版，又一次受到讀書界的好評。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出版，鳳凰衛視、廣西電視臺、新京報、光明日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日報、中華讀書報等上百家媒體競相報道。2013年，《國會現場》出版，成為當年歷史類圖書的一個熱點。葉曙明還是最早研究并替陳炯明翻案的學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將軍》。有人說葉曙明比歷史學家茅海建更有才氣，其才華直追海外的黃仁宇、唐德剛等歷史學家。
4.廣東文化的代言人
葉曙明對廣東地方史料極為熟悉，關于廣東的著作有《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計150萬字）、《其實你不懂廣東人》、《廣州辛亥年》、《廣州舊事》、《萬花之城：廣州的2000年與30年》、《廣州往事》、《水城記憶：廣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廣東玉雕》、《最是夢縈家國：霍英東與改革開放》等多部。《其實你不懂廣東人》一書曾經引起國內關于廣東人現象的討論，葉曙明被譽為廣東文化的代言人。

序言：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馬勇）
引言：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第一章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興
二、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第二章反抗北洋：臟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南方的聯治運動的興與敗
第三章贏了軍事輸了政治
一、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第四章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北洋實業的臺前幕后
第五章還政于清輸得更慘
一、參戰問題：北方亂象紛呈
二、帝國的叫魂：年月日
三、再造共和，還是膺品
第六章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岳武穆
二、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內圣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第七章土圍子里的皇帝們
一、與文明的時差
二、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第八章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第九章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最大化
二、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第十章夾縫中的奮斗
一、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第十一章儒家與基督
一、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坍
第十二章日落西方
一、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沒了
三、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歷史的余音

序言

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葉曙明

如果人們有機會在中國作一次穿越南北、橫貫東西的旅行，他們將會發現，在這四個方位之間，居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環境而言，東南方平疇千里，水膩山春，河流如網，湖泊如星。天氣受東南方低緯度的太平洋氣候影響，溫暖潮濕，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區有大量的沖積土，土質肥沃，人口稠密。中國的西北方則受高緯度的北亞氣候影響，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風也不易進入，而西風氣流則非常強盛，空氣干燥，冬天氣溫寒冷，春天風沙彌漫。
一個地方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會無緣無故，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地理氣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氣候不同，主要的糧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為主，北方以小麥為主，水稻與小麥的種植區，大致以長江為分隔線。糧食構成的差異，一個吃米，一個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風各異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興起之前，中國在近兩三千年內，經歷過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兩個偉大的文明時代。黃河文化從西周走到秦、漢，趨于飽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時代，長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達至頂峰，然后又趨于飽和，經蒙元的摧殘，漸走下坡路，文化與經濟的重心，繼續南移。有人說“崖山之后無中國”，便是看到中國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濱，前面是茫茫大海，再無處可移了，唯有與南宋偕亡。
北方從來不認為南方有資格承載中國的正統文化。站在黃河文化時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則離文明愈遠，五嶺以南是全中國最邊遠的蠻瘴地區，那里只有“短發紋身、口吐鳥語”的野蠻人。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則恰恰相反，愈往南行，離世界愈近，翻過了五嶺，擁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線的廣東，是中國與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時，隨著世界海洋文明的興起，中國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個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當歐美現代文明東漸之際，這里無疑會得風氣之先。而西北方地處亞陸腹地，受層巒疊嶂之阻，交通不便，資訊貧乏，外部世界的影響，到達這里已經微乎其微。這種涇渭分明的地理結構和文化遷移路線，對南北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海洋從來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們對海洋有著本能的依賴，而對長江以北，則抱有天然的警覺。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代。秦始皇發兵五十萬征討嶺南，這五十萬大軍，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贅、三代之內有商人戶籍的賤民組成。他們在平定嶺南之后，馬上掉轉槍頭，燒絕棧道，自立為國，與北方為敵。
盡管漢武帝最終平定了南越國，但朝廷依然把嶺南作為流放罪犯和謫臣的地方。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長期疏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從長江以北打過來的，無論是秦始皇的五十萬大軍，還是漢武帝的金戈鐵馬、抑或蒙元鐵蹄、滿清八旗，都是在破壞他們的家園，留下的都是慘痛的戰亂記憶。
歷史學家在談論嶺南人的家世時，常說他們都是中原遷徙而來的，似乎以此證明南蠻子其實與“河南世澤，渭水家聲”是一脈相通的，出自同一個文化體。但卻往往忽略了一點，這些從中原遷徙而來的人，幾乎沒有誰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貶謫、發配，就是因戰亂而逃出家園，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陰郁的、悲涼的、怨忿的。
縱觀歷史，每當北方進入周期性天下大亂之際，如兩晉五胡十六國、安史之亂、殘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難到南方。這些人既有對北方宮廟城社的緬懷，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慘記憶。嶺南人重視“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絕嗣，重祀田”，雖然不無對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對宗族血脈在南方得以傳承與興旺的期望，背后隱隱透出一種“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強心理動機。
在南方的民間傳說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殘害、追殺、驅逐，流落到南方的記錄，對南遷的記憶，絕不是愉快的。南方許多地方都有撿骨再葬的風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開棺撿出骸骨洗凈，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嶺南地區甚盛。有些地方，還會葬完再葬，屢經起遷，遺骸殘蝕，僅余數片，仍轉徙不已。這種習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負先人遺骸，輾轉萬里南下的經歷。
北方對他們來說，又愛又恨，是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糾纏著十分復雜的感情。試想，這么多心懷怨望的人，背著祖先遺骸，匯聚到南方，通過宗牒族譜與口耳相傳，對北方的“選擇性記憶”自然根深蒂固，成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們雖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會有“河南世澤”的血統，但更愿意強調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經過千百年的沉積，形成了南方人倔強、堅忍、充滿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軍在北方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但在南方，卻遇到最頑強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滅于廣東，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順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為文化命脈存亡絕續的最后防線。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南方人有一種不肯認命的性格，對命運有一種天然的反抗，他們把自身的反叛性帶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們所信奉的“異端邪說”也在南方傳播和滋長開來，一旦從海洋吸取到外來的養分，馬上會膨脹發酵起來，直接挑戰北方正統。這種情形，已被太平天國、同盟會革命、國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發動的政治運動所一再印證。
然而，當我們在審視南北文化的時候，不可忘了，中國幅員遼闊，除南北之外，還有東西文化的區別。東部文化以江蘇、浙江為代表，西部文化以陜西、甘肅為代表。東部帶有鮮明的長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則更多是黃河文化的特征。上海是一個值得好好發掘、認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廣東一樣背靠海洋，但夾在南北之間，這個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文化血脈里，混合著南北與海洋的各種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強、獨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氣。它靈活、圓通、善變，無論是北洋當政，還是國民黨當政，都能夠左右逢源，處理得恰到好處。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個典型標本。
南北文化的差異，造成相互間的歧視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個要“武力統一南方”，一個要“飲馬長江，掃蕩黃河”。在20世紀20年代的南北大決戰中，東部地區時而支持南方，時而支持北方，最終倒向南方，成就了國民革命的北伐勝利。正當東部像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入侵東北，隨之而來的一連串事件：淞滬抗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西安事變，有如急風驟雨，令中國整個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間完全改觀了。
東部這顆明星一夜隕落，而西部則像太陽從黃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漢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后記

歷史的余音
任何國家、民族的政治演變，和那個國家、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有著密切關系，和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也不例外，從辛亥革命推翻專制政體，到抗日戰爭的發生，這二十幾年，是奠定現代中國政治最關鍵的時期。毛澤東說過，中國“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鞭辟入里的讜論。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兩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專制的道統依然堅固，“民國”只是作為“帝國”的變種，繼續傳承。
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之艱難、時間之漫長、代價之沉重，堪稱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回想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侵凌、掠奪、侮辱、改朝換代的動蕩、此起彼伏的戰亂，以及以各種堂而皇之的名義加諸中國人民頭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無淚！
近百年來無數人都提過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中國的近鄰日本，號稱與中國“同文同種”，它能夠在短短時間內完成“明治維新”，而我們播下的龍種，卻往往收獲跳蚤？為什么辛亥革命后幾乎眾望所歸的美國共和制模式，在中國搞不下去？為什么中國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這個為中國政治制度脫胎換骨的大手術中，究竟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為什么當歷史一再出現可供選擇的十字路口時，我們卻一再錯失良機？以致后人在讀史寫史之際，恒懷“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之嘆。究竟是醫生一時失手的醫療事故？還是病人體質和病理變化的必然結果？
有人歸咎于同盟會的軟弱，有人歸咎于袁世凱竊國，有人歸咎于國民黨背叛了孫文，有人歸咎于蔣介石獨裁。其實，凡此種種，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撇開紛繁的黨派之爭，透過表象尋找出更本質的文化根源，不難發現，地緣文化在中國歷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響。
推翻帝制的革命開始于南方，也必將完成于南方。盡管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漫長的歲月，但是，由于南方遠離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著大海的空氣，由于這種種人文環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對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政治運動，如果是發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領導的，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幾乎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像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而如果源自北方，則對現代文明多帶有破壞性的色彩，如義和團運動。
太平天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沒有多大的進步性，但它對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壞現存的政府組織，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運動，基本上是沿著太平天國的發展路線由南向北蔓延的：由兩廣而兩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國，這不能不說是太平天國的功績。
由于鎮壓太平天國的力量并非來自北方，而是兩位南方的文官——曾國藩和李鴻章，他們和太平天國作戰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維護朝廷的天威，不如說是為了保護桑梓。因此，太平天國的失敗，并沒有帶來動亂過后通常會出現的黑暗和恐怖時期，相反，由于這批南方官員的崛起，把富國強兵的夢想付諸實行，開創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輝煌的工業革命一一洋務新政。
義和團是一場帶有濃厚北方色彩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它的政治口號是“扶清滅洋”，幻想恢復九州一軌、天下同風的天朝舊夢，以為只要把洋人趕盡殺絕，天下就可享太平了。義和團運動從表到里、自始至終，都交織著讖緯圖說和奉天承運的夢囈，成為皇權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實現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必經之路。清末，大批知識分子從南方和江浙北上辦學，利用朝廷舉辦新政的機會，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風氣漸開，各種新思想蓬勃興起，并以天子腳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的大勢。
北方成為各種新思潮的匯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對全國有巨大的輻射力，實與皇權政治有莫大的關系。一旦北方不再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將隨之消失。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開始了它近幾百年來最沉悶的一段歷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樣，坐在皇權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遠矚，耳鼻靈敏，當月暈礎潤之際，能夠發現社會即將出現的變革。它可以為這種變革催產，但它卻不可能成為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第一批的實踐者產生在中國的南部和東部。
奠定中國現代工業基礎的洋務運動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數長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領導的；近代史上開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宮廷政變——戊戌變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軍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團的統治，是南方人充當先鋒；第一次嘗試改變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和商業體系，則是在東部上海建立的。
盡管不能說南方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每一個舉動，都必然為中國帶來積極與進步的意義，但不可否認，從宏觀歷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們前赴后繼，鍥而不舍，把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硬拉進了20世紀的國際舞臺。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卻的文化遺址。當世界已經進入民主時代，西北人好像還流連于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之下，緬懷著盛唐的繁華。西北有過最輝煌的歷史，但現在卻成了全國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歷史和現實的對照，難免使西北對現代文明產生懷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對抗的天賦力量的象征。
共產黨進入西北，在和蔣介石的斗爭中，便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與此同時，為了應付未來和日本的戰爭，蔣介石又對東部集團進行了破壞性的改組，為政府在抗戰爆發后，遷都重慶，贏得了生存的條件。
但蔣介石的政府，是以東部的利益集團為依托的，一旦把這個基礎破壞了，即使在抗戰八年期間，仍能茍延殘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嶺之中，但當民族戰爭告一段落，國共兩黨重燃戰火以后，當年飲鴆止渴的惡果便馬上顯露出來了。在短短三年之內，國民黨政府土崩瓦解，敗如山倒，實在并不僅僅因為軍事指揮上的失當。
對中國現代史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兩件事情，一是領導層多為南方人的共產黨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建立了陜甘寧根據地，二是西安事變，都和西北有著直接的關系。
南方開始革命，東部緊緊跟上，北方搖旗吶喊，西北固守觀望。這競成了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種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將取決于西北的向背。變革的浪潮席卷著南方和東南沿海，這只是一個開頭，它最終能否沖破黃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隨這種變革，才是成敗的關鍵。當我們回顧1911年至1937年這段歷史，鏡頭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讀李白的詩篇：“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令人不禁感慨萬千，歷史是會重演的，因為歷史并不會消失。回首前塵，中國社會轉型的來龍去脈，不僅有跡可尋，而且歷歷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讀一驚心。
天不變，道亦不變。
2014年5月修訂于廣州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馬勇
很久以來，總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國的政治選擇，以為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中國人都作了不太正確的選擇：洋務新政沒有結果選擇了維新，維新沒有結果選擇了憲政，憲政沒有結果選擇了共和，共和沒有結果重選了帝制……分析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幾乎將世界上所有主義嘗試了一遍。
現實的中國，我們無意在這里討論。歷史的中國，似乎并不如此簡單。每一次歷史選擇并不一定是歷史必然，但其內在的歷史邏輯一定還會或隱或顯呈現。
中國從農業文明認同并走向工業文明，用了很長時間，19世紀60年代開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不管怎樣評估，那都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一個與傳統不一樣的中國由此開始，“四民社會”漸漸解體，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一個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發生。
洋務新政自以為聰明地將“體用”分為兩橛，以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模仿西方現代化。洋務新政確實將“后發優勢”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在三十年左右，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羨的成績。
但是，“后發優勢”又是“后發劣勢”。后發國家在利用后發模仿先發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進，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導致后發國家的制度創造，而是為落后的制度背書，證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動工業化、現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國在洋務新政幾十年的進步，在遇到同樣的后發國家日本時，卻不堪一擊，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戰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從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結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難得的時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創造，現代文明的興起與發展，都是中國1860年走向現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時期，仿佛百家爭鳴在現代中國的重現。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一樣，1895年之后的維新、新政、憲政，直至共和，確實在效率上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竟然在關涉自身利益的參戰問題上長期爭執，久議不決，生生錯過了參戰的最佳時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科學技術的發展既造福于人類，也是殘殺同類的利器。一直引領中國學習西方的梁啟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懷疑資本主義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中國在學習西方六十年之后，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假如不發生山東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山東權益能夠在巴黎和會收回，中國人對于公理戰勝強權應該不會失去信心。無奈，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見識太短，在對外交涉上留下了許多硬傷。巴黎和會沒有讓中國人如愿，中國人也就對公理漸漸失去信任。
恰當此時，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而且蘇聯新體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主導下，確實具有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魔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活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糅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優點，這是當年一度讓中國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寧、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并不一定認同蘇維埃體制，但對列寧拋給中國的橄欖枝，對列寧構建的政黨、政體的紀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時的蘇聯，延續馬克思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一樣，狂熱地推廣共產主義。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并從一種理論上的研討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