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異：近年海峽兩岸蔣介石主題圖書閱讀回顧

簡體傳統

《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9期
　　
　　團隊合作、獨立研究
　　
　　近年來，海峽兩岸蔣介石主題圖書密集問世，是極為引人注目的一個出版現象。一方面，這當然得益于臺灣“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黨政資料、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相繼開放，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蔣介石研究熱”。另一方面，這個現象也說明，蔣介石研究已經基本從政治回歸于學術，學者可以更為客觀、公正地對其功過得失進行重新評價。
　　這些重新評價蔣介石的著作，大多數都是以團隊合作的形式出現。如大陸學者陳鐵健、黃道炫著《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便是師生二人合寫，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呈現出一個既革命又“反革命”，既溫情又剛硬、既堅毅又軟弱，既想搞圣賢德治又常常使用非常統治手段的復雜角色，生動地還原了蔣介石的精神世界，指出了其思想資源的構成及內在限制。大陸學者汪朝光、金以林、王奇生著《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則是三人合作，以時間為經，分章描述蔣介石從幼年成長到崛起再到敗退大陸時期的人生經歷，以事件為緯，研究蔣介石的軍事謀略、私人關系、統治策略、閱讀生涯等生命側面。由于先有文章后拼接成書，本書本質上仍是一本論文集，而非真正專著。臺灣學者蔣永敬、劉維開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也是以師生合作的形式，講述1945—1949年蔣介石在國共和戰中的應對和困境。
　　會議論文集亦是團隊合作的另一種形式，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兩岸合作。汪朝光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是兩岸蔣介石研究名家第一次臺北“神仙會”的產物，以論文的形式集中探討了蔣介石的親情、友情和愛情，并由此進一步討論這些人際網絡對其內政外交決策的影響作用。呂芳上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源于兩岸學者的第二次臺北“神仙會”。這次論述的主題更加新穎，涉及蔣介石的休閑生活、旅游生活、讀書生活、醫療觀念、時間觀念以及生活政治觀等等。兩次“神仙會”都呈現出某種蔣介石研究從宏觀轉向微觀的趨勢，這顯然受風靡海內外的“新文化史”影響，強調目光向下，專注于微觀層面和日常生活，將以往被人們忽略的衣食住行、情感心態、社會交往等納入史學研究的范疇，希望透過微觀反映宏觀，并從中尋到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不過，有時微觀也未必能反映宏觀，私人生活未必能反映出公的一面。對近代中國而言，蔣介石的影響還是集中于宏觀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而微觀諸如研究蔣介石的觀影經驗，大概只是一種娛樂和休閑，很難賦予政治意義或能尋找到民族國家意識，研究蔣介石的旅游生活，亦只能就旅游談旅游，擴展范圍有限。因此，學者們在重視微觀之后又有重新回到宏觀的趨勢。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形塑》便呈現出一種從微觀向宏觀復歸的趨勢。該書收錄了三次蔣介石國際研討會上中日韓學者的35篇論文。這些論文集中于兩個主題：領袖的淬煉，探討蔣介石作為革命領袖在政壇上崛起的過程；變局與肆應，探討蔣介石在內憂外患中如何應對危機，構建國家藍圖。這本論文集代表著目前海峽兩岸蔣介石研究的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獨立撰寫的專著可謂屈指可數。臺灣學者黃自進著《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系的縮影》，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資料，系統探討了蔣介石與日本的關系，其中涉及日本文化對蔣介石人格的影響、不抵抗政策的來龍去脈、對日“以德報怨”的實質內涵等等。這是迄今為止海峽兩岸研究蔣介石與日本關系最全面的著作。大陸學者金沖及著《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以蔣介石在指揮三大戰役中的表現為例，展現蔣在戰爭決策上的全面失敗，以及毛的全面勝利。盡管作者所處理的是為何毛勝蔣敗的老題目，并且仍延續傳統觀點認為毛勝利的根本原因是站在“正義”的一面，卻也開始認為，即使是“正義的戰爭”，如果指揮不當也可能會造成失敗，有必要研究指揮者的戰略戰術。這或許也是一種認識上的進步。
　　團隊合作的優點在于分工合作，能夠最大程度合理配置資源進行學術研究，既可以避免重復研究，又可以多快好省地推出成果。團隊合作也是一種折中之舉。蔣介石檔案資料卷帙浩繁，一生行狀至為復雜，學者若單槍匹馬研究必將耗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何況目前蔣介石研究仍處在各路豪杰占領地盤的階段，標清界限、分頭進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舉措。弊端在于，多人合著一書常常導致文氣不一，不同作者對史料的解讀、對歷史的理解或許也有不同。更重要的問題是，在競出成果的壓力下，分工合作常常導致對某一問題鉆研的深度不夠，以致研究成果常常給人某種未加精細打磨之感，也呈現出某種碎片化的樣態。
　　
　　評價趨同、同中有異
　　
　　無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還是臺北“國史館”館長呂芳上，都認為兩岸學者對蔣介石的研究與評價已經基本趨同，甚至在幾部論文集中已經分不清哪篇文章出自臺灣學者之手，哪篇出自大陸學者之手。兩岸學者能夠長期展開親密無間的合作研究，亦印證了這個判斷的合理性。不過，兩岸學者在研究方面仍存在細微差異，尤其是在一些觀點上，仍有待于進一步達成共識。
　　首先，大陸學者常站在勝利者的角度看問題，臺灣學者常為失敗尋找合理性。比如金沖及的著作便認為，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戰略指導方針上根本對立，蔣介石以全面作戰為主，主要占領重要城市和交通線，盡可能控制大片土地，毛澤東則不以攻城略地為目標，而是注重消滅對手有生力量，逐個擊破。兩人在戰略戰術、戰局判斷、調兵遣將、臨機處置方面存在著研究院和幼稚園般的巨大差距，因此蔣介石輸給了毛澤東。蔣永敬、劉維開的著作則認為，國共和談中共方基本沒有和談的誠意，所謂和談不過是一種姿態，用意在于教育第三方力量和群眾。蔣介石實際在國共和戰中處處被動，基本是被逼無奈走上決戰之路。金沖及、蔣永敬兩人曾經分別是國共官方史學的代言人，其判斷或許未必能代表兩岸的主流觀點，卻仍能讓人感覺到，至少在公開場合，在某些最關鍵的歷史問題上，還是會呈現出某種立場的不同。
　　其次，大陸學者習慣用權謀的眼光看待蔣介石，臺灣學者的觀念相對正統。以論文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形塑》為例，涉及到蔣介石與黨內高層的關系的論文，大陸學者更感興趣的是蔣如何進行權力斗爭，運用種種手段擊敗政敵，確立最高領袖的統治，臺灣學者則更愿意將其視為某種黨內的權力整合，將其視為蔣介石逐步建立黨的規范，以維系其統治的正統性，甚至可以上升到打造一個國家的現代性。對大陸學者而言，其中固然有傳統思維的影響，不過其用意或也不在于進行道德評價，而是希望對歷史的幽暗復雜一面予以再現。臺灣學者也早已不存在任何評價上的限制，大抵只能解釋為情感因素，或許也與近些年來國民黨重新執政后極力維護蔣介石正統形象的時代氛圍不無關系。
　　第三，大陸學者很少涉及蔣介石治理臺灣時代的歷史，臺灣學者則有一些討論。大陸方面，由于資料限制、缺乏歷史情境，基本沒有著作對蔣介石的下半生有過深入研究，坊間流行的只是幾本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的傳記或新聞圖片集。臺灣方面，則有黃克武編《遷臺初期的蔣中正》、《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兩本論文集，論述了蔣介石在臺灣時期的政治、教育、軍事和土地改革政策，對其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從實際來看，限制大陸開展臺灣時期蔣介石研究的倒未必是政治因素，而是近年的此岸的經濟崛起，使得彼岸當年的騰飛經驗已不再是羨慕參照的對象，學者對那段歷史的興趣越來越小。未來這種情況或許將持續下去。
　　
　　史料出版、舊貨翻新
　　
　　蔣介石研究的二手著作固然重要，一手資料的出版也不可忽視。何況要順利進行后續研究，必須有充分的新資料作為保證，這方面臺灣有天然的優勢。收藏于臺北“國史館”、黨史館的蔣介石資料卷帙浩繁，可謂是學者競相開掘的寶庫。臺灣方面也對整理出版蔣介石資料也不遺余力，聲譽最著的大部頭史料要屬國史館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稿本始于1926年，終于 1949年，由蔣介石的三位秘書輯錄函電、公告、講詞并摘抄蔣的日記，仿照傳統史書體例編成大事年譜長編，頗類似于古代皇帝的“實錄”。稿本的最大意義在于，將歷史事件置于時間的脈絡，許多大事發生的具體日期或政策形成的來龍去脈皆可從中找到答案，是研究蔣介石必須參考的著作。稿本從2003年陸續出版，到2013年全部出齊，煌煌82冊，可謂蔚為大觀。
　　《事略稿本》之外，還有潘光哲、黃自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五記包括《困勉記》、《省克記》《游記》《學記》、《愛記》，系抗戰時期蔣介石秘書王宇高、王宇正將蔣的日記分門別類抄出而成。《事略稿本》以記錄政治、軍事為主，對私人生活的記錄比較簡略，五記則包含許多私人領域的內容，如讀書心得、克己修身記錄、家庭師友關系、旅游記錄等，并以展現心態著稱。五記以《蔣介石日記》為底本增刪而成，一方面可以補日記之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蔣介石及幕僚如何利用著作塑造公共形象，這個行為本身便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臺灣地區另一個致力于推進蔣介石研究的機構是“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從2011年開始資助相關學者進行蔣介石研究。近期推出的是兩本指南書：陳近金編《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黃克武編《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介紹了臺灣“中央通訊社”、臺灣電影公司、美國國家檔案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處收藏的蔣介石資料，以便與“國史館”和胡佛研究所的資料互補使用。該管理處還資助中研院近史所同人黃克武、游鑒明、林志宏等進行蔣介石侍從人員的口述訪問工作，先后訪問了從大陸到臺灣不同階段隨侍蔣介石的副官、警衛、參謀、秘書、醫生、攝影師、廚師等三十余人，集成兩大冊《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記錄》，其中涉及蔣介石與美國的外交交涉、防守金門馬祖、臺灣建設經驗，以及作息、嗜好、休閑信仰和晚年臥病等，通過不同角色對蔣的近距離觀察，摘去蔣介石的神秘面紗，為蔣介石研究提供了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
　　相比之下，大陸方面幾乎沒有為蔣介石史料出版做出貢獻，只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重印了《蔣介石年譜（1887—1926）》。該年譜原題為《蔣公介石年譜初稿》，是蔣介石早期秘書毛思誠撰寫，蔣本人親自修改審訂。年譜約六七十萬字，比較詳細地記錄了蔣從出生到北伐開始時期的政治、軍事活動，保留了大量文告、書信、函電，下與《蔣中正總統事略稿本》相接，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不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蔣介石檔案非常豐富，由于種種原因，大部分未能開放或整理出版，僅拿出這一本年譜，殊為遺憾。
　　
　　推陳容易、后續不足
　　
　　盡管有如此多新資料的出土，仍有不少舊書再版，或舊書新寫。這一現象在大陸非常明顯，在臺灣很少見到。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便是根據二十年前的《蔣介石傳稿》擴充修改而成。過去的《傳稿》基本以中共黨史的標準書寫，而今利用兩岸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觀點全面改寫。兩位作者亦知應以學術標準重新評價評價蔣介石，但無力洗凈所有痕跡，而且年事已高，無法真正接觸一手材料，留下不少遺憾。楊樹標、楊菁：《蔣介石傳（1950—1975）》，則是二十年多作者的成名作《蔣介石傳》的接續，遺憾的是續傳連臺灣時期的《蔣介石日記》都未利用，也缺乏新觀點，參考價值有限。至于泛濫于民間各種版本《蔣介石傳》、《蔣介石畫傳》、《蔣介石自述》等，皆為拼湊的粗制濫造之作，不具備任何學術參考價值，在此不予列舉。隨著讀者普遍閱讀品味的提高，鑒別能力的提升，觀點過時或魚目混珠之作必將被排斥在主流閱讀之外。
　　
　　但問題在于，推陳容易，出新甚難。目前蔣介石研究相關圖書，作者主要是海峽兩岸一線學者，其水平無可置疑。但是很少看見一般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現。主要原因是，青年學者沒有學術資源和便利條件，不易介入這一領域。而且，學者們自顧于建造自己的學術大廈，也不太注重培養下一代蔣介石研究者。在這方面，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是一個特例，主任陳紅民教授與企業合作，鼓勵青年學者選擇以蔣介石研究為碩博士論文并資助出版。目前已經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為名，出版了劉大禹著《蔣介石與中國集權政治研究》、方勇著《蔣介石與戰時中國經濟研究》、張祖龑著《蔣介石與戰時外交研究》等書。這些圖書并未引起主流學界的注意，在研究上或也有不足之處，卻可代表當下青年學界研究蔣介石的水平。學術研究本應形老中青三代梯隊，推陳出新，承前啟后，是保持學術之樹長青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蔣中正總統五記，黃自進、潘光哲整理，國史館，2011
　　遷臺初期的蔣中正，黃克武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蔣介石傳（1950—1975），楊樹標、楊菁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蔣介石的人際網絡，汪朝光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呂芳上編，政大出版社，2012
　　蔣介石年譜（1887—192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九州出版社，2012
　　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陳鐵健、黃道炫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金沖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蔣介石與國共和戰，蔣永敬、劉維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系的縮影，黃自進著，中研院近史所，2013
　　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黃克武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形塑，黃自進、潘光哲編，中研院近史所，2013
　　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記錄，黃克武等訪問，中研院近史所，2013
　　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陳近金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黃克武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蔣介石傳，嚴如平、鄭則民著，中華書局，201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國史館編印，2013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陳紅民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韓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