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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07)06-0164-06
　　“轉向葛蘭西”，是20世紀70年代英國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論范式轉換。它不僅對以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伊格爾頓對意識形態的界定明顯借鑒了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也正是以其為基礎，伊格爾頓提出了著名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
　　一
　　“領導權”是葛蘭西所提出的諸多概念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理論范疇。后來深受其影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包括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也包括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衛·富加斯指出，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已經“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的核心”①。
　　領導權這一概念通常包括兩方面的內容：1.一個階級或社會組織對另外的階級或社會組織的統治以及被統治者的樂意接受；2.統治者通過特殊的控制手段使被統治者接受其統治和控制。領導權不是統治者將其意識形態以思想灌輸的方式強加給被統治者的，而是通過各種文化手段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觀念滲入到被統治者的日常經驗和實踐中，與被統治者原有的思想觀念不斷地交鋒和協商，使其同意已經建立的秩序，這樣，統治階級的控制和壓迫就變得非常模糊，因為它們已經轉化為處在被統治者身邊并對其進行塑造的話語策略和文化實踐。領導權包括意識形態但不能簡化為意識形態，除了意識形態，領導權還包括獲取被統治者贊同的存在于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手段。意識形態“必須是在世界觀——它含蓄地表現于藝術、法律、經濟活動和個人與集團生活的一切表現之中——的最高意義上使用此詞”②，它更多局限于宗教、文學和藝術等領域。統治者在這些領域也能夠與被統治者不斷協商并達成共識，以實現社會的凝聚和統一。
　　葛蘭西還進一步論述了統治階級怎樣獲得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③統治主要指通過壓制或暴力制服敵對集團、領導同類和結盟的集團；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則主要指通過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滲透，以形成一種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智識和道德領導權的形成依賴于其在“市民社會”的文化實踐。“市民社會”是葛蘭西提出的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認為上層建筑由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層面構成，前者是擁有暴力機關并進行強制統治的國家；后者是所有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訓導的社會機構，包括政黨、學校、教會和新聞出版等機構。在市民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有機知識分子進行思想道德性質的“指導”，從而得到被統治階級的“贊同”。
　　“正是由于葛蘭西，才實現了從作為‘思想體系’的意識形態到作為被體驗、慣常的社會實踐的意識形態的決定性轉變，這種實踐因而也許既包括社會經驗無意識的、不能言說的向度，又包括形式上的機構的運作。路易·阿爾都塞將要繼承這兩方面的強調，在他看來意識形態主要是無意識的，并且總是制度性的；領導權作為一種被體驗的政治統治過程，在其某些方面接近于雷蒙德·威廉斯所謂的‘情感結構’。”④葛蘭西領導權理論的關鍵之處在于其對意識形態實踐作用的強調，他認為作為思想的意識形態理論能夠滲入人的實際生活，不僅向人們提供關于現實生活的一般性的觀點，更是成為人們時刻都需要恪守的行為準則。這就把意識形態概念從思想體系層面轉化為日常經驗和話語實踐的層面。伊格爾頓也正是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構建其意識形態理論的。1991年，他出版了研究意識形態及其歷史發展的專著——《意識形態：導論》。他開始對這一概念進行多視角的透視和分析，總結了過去他所提出的多種意識形態意義。
　　伊格爾頓主要從社會學、政治、階級和語言學等四個方面對意識形態概念進行界定。在社會學層面，意識形態“提供了社會形式的‘縫合’(cement)，或者促使行動者行動的‘認識繪圖’(cognitive map)”⑤。強調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但忽視了內部所存在的矛盾和沖突。從政治學層面來看，意識形態以一種社會力量的形式出現。努力調和社會的各種沖突和矛盾，用與其特殊的社會任務和社會秩序相適應的價值、信仰體系對人們進行塑造，既能積極構建人的主體性，又在人們的想像性層面構建社會統一的表象。這種構建是充滿矛盾的、不穩定的，因為這涉及到要調和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意識形態的話語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變動的”⑥。這也就需要從階級利益的視角考察意識形態概念。“意識形態對社會利益的構建有積極的作用，而不是被動地反映現存的社會形勢；但是對所有人來說，它不能通過自己無限的推論性把這種形勢合法化為存在。”⑦意識形態本身是一種階級利益的表征，因此，意識形態只能是一種話語而不是語言，其所表征的是權力對言論的影響，并且將權力自身巧妙地刻寫于其中，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通過各種話語和修辭手段直接地表達階級利益。“當從環繞在整個社會生活周圍的階級斗爭的角度審視物質狀況的可能性時，意識形態的目標是揭露一種言論和這些可能性之間的關系的某些特點。”⑧因此，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作為話語的意識形態是各種物質利益進行斗爭的意義域，在斗爭過程中實現了社會權力的維持和再生產。
　　這一思想背后最為強勁的理論支持顯然是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葛蘭西指出，在市民社會，領導權通過不同階級思想觀念的不斷交鋒實現被統治階級的贊同，完成對其的同化和控制。伊格爾頓將其推進到話語的層面，指出不同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在話語層面進行斗爭，通過斗爭，既實現了對主體的構建，也為實現社會統一奠定了基礎，還反映出社會利益的爭奪，以及不同階級利益的合法化。更為重要的是，伊格爾頓在1990年代不僅運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從多個角度界定意識形態，還將其用來研究審美。這也就是他的著名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
　　二
　　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強調審美本身所具有的實踐性。他認為，進入后現代社會，不但審美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而且審美也是不同意識形態進行協商的實踐。在伊格爾頓看來，審美在現代思想中具有重要作用，“因為美學在談論藝術時也談到了其他問題——中產階級爭奪政治領導權的斗爭中的中心問題”⑨。因此，美學是一種政治實踐的構建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多強調審美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關系。
　　伊格爾頓曾于20世紀70年代指出，審美意識形態既可以指一般意識形態中的審美區域，又可以指審美的意識形態。進入90年代，伊格爾頓主要關注審美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審美在特定社會中所發揮的意識形態協商實踐作用。“美學是作為有關肉體的話語而誕生的。”⑩伊格爾頓認為美學起源于18世紀，以與理性相對的充滿身體感觀刺激的形式出現。其實，他這里所指的美學更準確的說應當是作為研究審美“科學”的美學學科，而不是作為思想史的美學，后者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就開始了。伊格爾頓進而從思想史和政治學兩個層面分析了美學學科建立的歷史依據，以揭示審美從誕生伊始就具有實踐性的特點。
　　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18世紀是理性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無論是藝術家還是思想家都努力從具體的藝術作品中概括出統一而又普遍的藝術規律，并努力將之用來指導藝術實踐。盡管這樣的理論升華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面對現實世界的斑駁蕪雜以及身體知覺和情感的游移多變，理性似乎對此無能為力，而美學的出現就是對這種困境的反應。美學超越理性的統治范圍，進入一個充滿欲望的具體領域。“審美，它只不過是人們賦予各種錯雜在一起的認識形式的一個名字，它可以捋清源自感覺和歷史活動的素材，揭示具體的事物的內在結構。”(11)當然，審美只是扮演理性補充物的角色，不僅需要接受理性的分析，更需要以理性的話語作為表達方式。伊格爾頓借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闡釋審美和理性的關系，理性“從內部進行統治并貫穿各種觀念，同時又允許各種觀念在相關自律范圍內盡情發展”(12)。由此看來，這兩者的關系絕對不是靜態的、機械決定的，而是一個不斷交鋒和協商的實踐過程。
　　從政治學層面來看，審美是以爭奪“領導權”的方式誕生的。“審美之所以在18世紀逐漸顯示了它實際具有的意義，是因為這個詞的詞義可謂整個統治方案的概述，表達了通過感性的生活來對抽象理性進行的大量融合。”(13)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同，資產階級所處的地位不同，美學興起的情況也就不一樣。例如，德國當時還處于封建專制主義強盛的邦國割據時代，封建諸侯不僅殘酷地剝削農民，而且還通過關稅貿易保護等重商政策束縛和壓制資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根本無法聯合下層群眾的力量爭取國家領導權。但是，資產階級職業文化階層卻發展成熟起來，逐步實現對國家精神文化的領導。美學話語則是對這種專制統治的內在意識形態困境的預示，以情感、愛等感性力量賦予資產階級與其直接經驗相一致的規則，實現他們的自我指認和身份塑造。
　　資本主義進入成熟階段后，美學仍然發揮爭奪“領導權”的協商作用。資本主義社會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個體在利益目標和價值取向上是孤立且相互沖突的。在政治生活中，資產階級卻以法律確立了社會的運作秩序，使個體間形成抽象的契約關系。這就導致了在現代社會中作為欲望、勞動和權力載體的身體的分裂，以及倫理價值、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分化和相對自律。以感性方式構成的審美領域實現了其存在的價值。“此時，風俗、虔誠、直覺和輿論必然與在某些方面有點抽象的、一盤散沙似的社會秩序結合起來。”(14)在審美領域內，代表不同利益的個體通過想像性的交流和相互適應的同一性實現了緊密的結合，為了維護統治，資產階級也不可能僅使用強制的手段，而是通過審美，使在經濟生活中高度自律的個體達成和諧的統一，從內心深處自覺地贊同資產階級的統治。所以，“審美具有中轉或傳遞機制，通過該機制理論被轉化為實踐。換言之，美學是道德意識通過情感和理智以達重新表現自發的社會實踐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15)審美也正是以這種方式發揮著構建資本主義社會表面團結與和諧的意識形態作用。
　　伊格爾頓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方式考察了審美的內在復雜性，他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概括審美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主要表現在作為意識形態現象的審美活動所具有的兩面性。
　　審美是一種情感性的想像活動，能夠突破約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關系，消除現實世界對人的各種理性壓抑，使主體體驗非功利的審美愉悅。“審美在神圣的時刻擺脫了目的論的可怕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錮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之鏈，因此審美迅速地使客體擺脫了意志的牢固控制并使之帶上莊嚴的色彩。”(16)審美決不是直接反映現實世界的意義生產，也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進行的表意實踐，而是在表達自身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獨特的世界，形成崇高而又難以確定和把握的情感結構。其實，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審美的烏托邦的世界，在伊格爾頓看來，主體在這樣的世界里能夠克服一般意識形態對人的異化，使人性獲得全面的解放，同時對意識形態產生解構作用，沖擊甚至顛覆統治階級對社會合理性的虛假塑造。
　　然而，審美自身的悖論就在這里，當它超越現實世界構建自身時，卻不能脫離現實世界的束縛進入絕對自由的真空。審美的“現代觀念的建構與現代階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的建構，與適合于那種社會秩序的人類主體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17)。所以，審美就是這樣一個自身充滿矛盾的世界，其表象是以脫離現實世界為基礎的，但其本身并不是脫離現實的虛幻之物，而是對現實世界的某種情感表征。這就構成了審美反抗現實的同時又受制于現實的特點。這也顯示了伊格爾頓美學理論的特點，他在社會現實中審視和分析審美，進而揭示和批判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也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他回到身體來思考美學問題。
　　三
　　在伊格爾頓看來，審美意識形態發生作用的物質基礎和媒介是“身體”(body)，“我試圖通過美學這個中介范疇把肉體的觀念與國家、階級矛盾和生產方式這樣一些更為傳統的政治主題重新聯系”(18)。這也顯示出伊格爾頓后期的思想特點——重視把審美引向具體物質世界，從而使其對審美和意識形態關系的分析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美學標志著向感性肉體的創造性轉移，也標志著以細膩的強制性法則來雕鑿肉體”。(19)審美在不同意識形態的協商實踐中也對審美活動承担者——身體發揮同樣的作用。“審美一方面，扮演著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著主體的統一的角色，這些主體通過感覺沖動和同情而不是通過外在的法律聯系在一起，每一主體在達成社會和諧的同時又保持獨特的個性。”(20)審美使人們通過個體情感活動超越現實束縛進入自由的境地。當然，伊格爾頓所說的審美意義不僅包括激情、想像等傳統意義的審美因素，也包括情感、風俗、習慣等因素。在他看來，習慣、虔誠、情感和愛等日常經驗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審美化，成為個體進入自由的審美境界的途徑。“這種力量與肉體的自發沖動之間彼此統一，與情感和愛緊密相連，存在于不假思索的習俗中。”(21)這些審美化的力量以類似審美時“忘我”的體驗方式解放主體，恢復被社會異化的人性。
　　然而，審美所擁有的獨特特點是建立在對意識形態這個他者的有效從屬基礎上的。所以，審美作為意識形態的從屬，無論其意義、功能還是價值，都離不開不同意識形態協商而對其進行的意義構建。在當代視覺文化中，身體美學的合法化就是這種協商而導致的結果。“理想的身體形態具有范式功能，雖然是當代文化中的身體工業所創造的美的標準，最初只是少數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這個標準的廣泛傳播中，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為絕大多數人甚至普天下人類所共有的身體美的規范。”(22)于是，人們通過各種手段把自己改造成符合這種理想范式的身體。這樣，不同意識形態在審美愉悅中完成了協商的實踐，通過無意識的方式不斷對異己者進行打擊和改造，最終就實現了主流意識形態所要求的秩序性和一致性。因此，審美在扮演解放力量的同時，“預示了馬克斯·霍克海默爾所稱的‘內化的壓抑’，把社會統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體中，并因此作為一種最有效的政治領導權模式而發揮作用”(23)。
　　伊格爾頓提出這樣的身體理論，其理論淵源是，“我們這個時代有關身體的最佳著作肯定是莫里斯·梅隆－龐蒂的《感覺現象學》一書，但是這本書帶有把身體視為實踐和構想的人本主義意義，因此對于某些思想家來說是完全過時的。”(24)可見，他是從現象學的身體理論出發構建他的身體理論的。梅洛-龐蒂認為，“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每時每刻在存在的運動中實現”(25)。身體不是靈魂的載體，而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與靈魂結合，進行知覺活動的主體。身體和靈魂的結合形式是什么？“這說明我們所有的知覺都為一種‘意向弧’所包容，這種意向弧環繞著我們，投射出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將來，我們人類的處境，我們的物理、心靈或道德的境遇，抑或說，正是這種意向弧導致我們處于所有這些條件之中。”(26)身體就是通過這種綜合感覺的“意向弧”把握世界、召喚世界的意義，從而在身體中轉化為存在，這是一種能動的創造活動。身體和世界在這里是一種互動的實踐關系，通過實踐，身體不斷獲得新的生成和發展。在此基礎上，伊格爾頓進一步闡釋了身體審美的關系，指出審美在意識形態協商實踐過程中對身體所發生的解放與壓抑并存的作用。
　　伊格爾頓的身體理論繼承了身體與世界的互動關系，但它更強調身體是一個歷史的實踐過程，在創造和發展歷史的同時也不斷地生產自身。“人體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具有在改造周圍物體的過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27)審美也是這種改造自身的能力之一。隨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發展，作為審美活動物質基礎的身體遭到嚴重分裂，在意識形態方面表現為認識價值、倫理價值和審美價值的分裂。唯物主義美學至馬克思時才真正誕生，“現代化時期的三個最偉大的‘美學家’——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膽開始的正是這樣一項工程：馬克思通過勞動的身體，尼采通過作為權力的身體，弗洛伊德通過欲望的身體來從事這項工程”(28)。馬克思既不是從抽象的“人的本質”的角度對審美作哲理的思辨，也不是從人的自然具體的生物性出發進行總結，而是把人的社會層面與自然層面結合起來，讓它們在不斷的協商實踐中構建出唯物主義的真正的審美，從而恢復被理性壓抑的人性，形成一個各種差異并存的豐富多彩的世界。
　　因此，審美意識形態就是一個在協商實踐中不斷構建自身并因此而構建主體的過程，權力、歷史、欲望、習俗、想像等力量在此不斷協商和交鋒，從而“打碎真理、認識和倫理，生活在豐富的自由之中，隨心所欲地發揮創造力”(29)。霍爾認為，文化是一個是不斷生產意義的過程，其不僅能夠構建出各種新的表征系統，而且“話語自身建構了使它因此而有意義和有效的主體—位置”(30)。審美意識形態必然也是整個文化的一個部分，其不斷對身體發揮構建作用，形成身體與社會的關系。這種構建不僅規訓著身體的肉體存在和理性，也影響到身體的欲望等感性沖動，成為一種打著意識形態烙印的身體沖動，它們又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構建它們的意識形態，使其得到更新和發展。伊格爾頓的深邃與創見就在于此，這就實現了其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重大發展。
　　注釋：
　　①David Forgacs, "Gramsci and Marxsim In Britain". See: James Martin (ed.) 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V.4).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9.
　　②③安東尼奧·葛蘭西著，曹雷雨等譯：《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39、38頁。
　　④特瑞·伊格爾頓：《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形態及其興衰》，參見齊澤克等編：《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58頁。
　　⑤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p222.
　　⑥⑦⑧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p223, p233, p233.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8)(29)特里·伊格爾頓著，王杰譯：《審美意識形態》，南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1、5、5、32、11、29、155、3、8、10、16～17、8～9、17、192、374頁。
　　(22)周憲：《讀圖，身體，意識形態》，參見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1頁。
　　(24)特里·伊格爾頓著，華明譯：《后現代主義的幻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83頁。
　　(25)莫里斯·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25頁。
　　(26)保爾·克羅塞·梅洛－龐蒂著，李軍譯：《藝術的知覺》，參見王魯湘等編譯，《西方學者眼中的西方現代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56頁。
　　(27)特里·伊格爾頓著，馬海良譯：《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02頁。
　　(30)斯圖爾特·霍爾著，徐亮、陸興華譯：《表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7頁。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64～169J4外國文學研究李永新20082008
領導權/意識形態/審美/身體/協商
伊格爾頓在20世紀90年代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界定深受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的影響。在界定意識形態概念的過程中，他將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推進到話語的層面，指出不同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在話語層面進行斗爭，通過斗爭實現其多重作用。在此基礎上，伊格爾頓提出了著名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他從思想史和政治學兩個層面分析了美學學科建立的歷史依據，并考察了審美的內在復雜性，認為審美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協商的實踐。最后，伊格爾頓認為，“身體”是審美意識形態發生作用的物質基礎和媒介，并分析了審美、意識形態與身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64～169J4外國文學研究李永新20082008
領導權/意識形態/審美/身體/協商

網載 2013-09-10 2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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