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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二)

胡適

(一)

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回國之后，大家主張在國內辦一個公立的大學。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次年(丙午，一九〇六)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板橋北租屋開學。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松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復學了。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里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做怪物。所以贊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便陷人了絕境。公學的干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于義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遺書發表之后，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贊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夏

天我去投考，監考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國文題目是““言志”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么,后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潭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后,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著和服，拖著木展的:又有一些是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帶著老花眼鏡，捧著水煙袋的。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里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到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里很不費氣力。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別愛護我們，鼓勵我們。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歷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所以在這里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把《民報》縫在枕頭里帶回內地去傳觀。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人同盟會。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里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并不瞞我。有一晚十點鐘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險的違禁品，遂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鐘，誰都不在了。我們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箱子她丟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決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學生全得學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學校里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江浙的教員，如宋躍如、王仙華、沈翔云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我初人學時，只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干凈，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于四川話。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問:“貴府是川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里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干事,庶務干事，齋務干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對于評議部要負責任。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態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我年紀

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真是兒戲。

(二)

我第一學期住的房間里有好幾位同學都是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人，他們是鄰縣人，說的話我聽不大懂。但不到一個月，我們很相熟了。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了;有一位鐘文恢(號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鐘胡子。他告訴我，他們現在組織了一個學會，叫做競業學會,目的是“對于社會,競與改良;對于個人，爭自濯磨”，所以定了這個名字。他介紹我進這個會，我答應了。鐘君是會長，他帶我到會所里去，給我介紹了一些人。會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會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黨。有個楊卓林,還有個廖德璠，后來是都因謀革命被殺的。會中辦事最熱心的人，鐘君之外，有謝寅杰和丁洪海兩君,他兩人維持會務最久。

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業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就叫做《競業旬報》。他們請了一位傅君劍先生(號鈍根)來做編輯。《旬報》的宗旨,傅君說,共有四項: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這都是門面話，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要“傳布于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胡梓方先生(后來的詩人胡詩廬)作《發刊辭》，其中有一段說:

今世號通人者，務為艱深之文，陳過高之義，以為士大夫勸，而獨不為彼什伯千萬倍里巷鄉間之子計，則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顧可為治乎哉?

又有一位會員署名“大武”作文《論學官話的好處》，說:

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的人心。要聯合中國的人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言語……但現今中國的語言也不知有多少種，如何叫他們合而為一呢?……除了通用官話，更別無法子了。但是官話的種類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話，有北方官話，有北京官話。現在中國全國通行官話，只須摹仿北京官話,自成一種普通國語哩。

這班人都到過日本，又多數是中國公學的學生，所以都感覺“普通國語”的需要。“國語”一個目標，屢見于《競業旬報》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競業旬報》第一期是丙午年(一九〇六)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鐘君看見我常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勸我為《旬報》作白話文。第一期里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學》，署名“期自勝生”。那時候我正讀《老子》，愛上了“自勝者強”一句話，所以取了個別號叫“希強”，又自稱“期自勝生”。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話文字，所以我鈔其中說“地球是圓的”一段在這里做一個

紀念:

譬如一個人立在海邊，遠遠的望這來往的船只。那來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見他的桅桿頂，以后方能夠看見他的風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見。那去的船呢，卻恰恰與來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見，然后看不見他的風帆，直到后來方才看不見他的桅桿頂。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那地是圓的，所以來的船在那地的低處慢慢行上來，我們看去自然先看見那桅桿頂了。那去的船也是這個道理，不過同這個相反罷了……諸君們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蒼蠅擺在一只蘋果上，叫他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可不是先看見他的

頭然后再看見他的腳么……

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這時候我還不滿十五歲。二十五年來，我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

我做了一個月的白話文，膽子大起來了,忽然決心做一部長篇的章回小說。小說的題目叫做“真如島”，用意是“破除迷信，開通民智”。我擬了四十回的回目,便開始寫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報》第三期上發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孫紹武正論祛迷

這小說的開場一段是:

話說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城外有一個熱鬧的市鎮叫做神權鎮,鎮上有一條街叫做福兒街。這街盡頭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時候，這屋的樓上有二人在那里說話。一個是一位老人，年紀大約五十以外的光景,鬢發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張床上,把頭靠近床沿,身上蓋了一條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樣。一個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后生,生得儀容端整,氣概軒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聽那個老人說話…….…

我小時最痛恨道教，所以這部小說的開場就放在張天師的家鄉。但我實在不知道貴溪縣的地理風俗，所以不久我就把書中的主

人翁孫紹武搬到我們徽州去了。

《競業旬報》出到第十期，便停辦了。我的小說續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一九〇八)三月十一日，《旬報》復活，第于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劍已不來了,編輯無人負責，我也不大高興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報》第二十四期以下就歸我編輯。從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島》也從第二十四期上續作下去，續到第十一回,《旬報》停刊了，我的小說也從此停止了。這時期我改用了“鐵兒”的筆名。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給了我一個絕好的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使我可以把在家鄉和在學校得著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敘述出來。《旬報》的辦事人從來沒有干涉我的言論，所以我能充分發揮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對于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真如島》小說第八回里，孫紹武這樣討論“因果”的問題:

這“因果”二字，很難說的。從前有人說，“譬如窗外這一樹花兒，枝枝朵朵都是一樣，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惡的分別?不多一會，起了一陣狂風，把一樹花吹一個'花落花飛飛滿天’，那許多花朵，有的吹上簾櫳，落在錦茵之上;有的吹出墻外，落在糞溷之中。這落花的好歹不同，難道好說是這幾枝花的善惡報應不成?”這話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卻還不止此。大約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個因，必收一個果。譬如吃飯自然會飽，吃酒自然會醉。有了吃飯吃酒兩件原因，自然會生出醉飽兩個結果來。但是吃飯是飯的作用生出飽來，種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來。其中并沒有什么人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薩

哪，既能罰惡人于既作孽之后，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個個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惡人，讓他在世間作惡，后來又叫他受許多報應，這可不是書上說的“出爾反爾”么?……總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惡，便不能罰那惡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縝的話(看《自述》第三章),后半是我自己的議論。這是很不遲疑的無神論。這時候我另在《旬報》上發表了一些“無鬼叢話”,第一條就引司馬溫公“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銼燒春磨，亦無所施”的話,和范縝“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的話。(參看第三章)第二條引蘇東坡的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第二條痛罵《西游記》和《封神榜》,其中有這樣的話:

夫士君子處頹敝之世,不能摩頂放踵敞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瀾，曷若隱遁窮邃,與木石終其身!更安忍隨波逐流，阿諛取容于當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條前面說《封神榜》的作者把書稿送給他的女兒作嫁資，其婿果然因此發財。所以此處有“自私利”的話。)天壤間果有鬼神者，則地獄之設正為此輩!此其人更安有著書資格耶!(《叢話》原是用文言作的。)

這是戊申(一九〇八)年八月發表的。誰也夢想不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居然很熱心的替《西游記》作兩萬字的考證!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許他將來還替《封神榜》作考證哩!

在《無鬼叢話》的第三條里，我還接著說: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時日卜筮以亂眾者，誅。"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謂“數千年來僅得許多膿包皇帝。混帳圣賢”，吾豈好詈人哉?吾豈好詈人哉?

這里很有“衛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現我在不滿十七歲時的思想路子。《叢話》第四條說:

吾嘗持無鬼之說，論者或咎余,謂舉一切地獄因果之說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為惡，殊悖先王神道設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獄因果之說盛行，而惡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設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處茲思想競爭時代，不去此種種魔障，思想又烏從而生耶?

這種夸大的口氣，出在一個十七歲孩子的筆下，未免叫人讀了冷笑。但我現在回看我在那時代的見解，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里翻筋斗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

《競業旬報》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記了。前年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曾登報征求全份的《競業旬報》--大概他們不知道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適做的--似乎也沒有效果。我靠幾個老朋友的幫忙，搜求了幾年，至今還不曾湊成全份。今年回頭看看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詫異的是有一些思想后來成為我的重要出發點的，在那十七八歲的時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傾向了。例如我在《旬報》第三十六期上發表一篇《茍且》，痛論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說“茍且”二

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瘟疫,把幾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島》小說第十一回(《旬報》三十七期)論扶乩的迷信，也說:

程正翁，你想罷。別說沒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關帝、呂祖何等尊嚴,豈肯聽那一二張符訣的號召?這種道理總算淺極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憐我們中國人總不肯想，只曉得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國民愚到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來，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說“學原于思”,這區區四個字簡直是千古至言。--鄭先生說到這里，回過頭來，對翼華、翼璜道:程子這句話，你們都可寫作座右銘。

“學原于思”一句話是我在澄衷學堂讀朱子《近思錄》時注意到的。我后來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為我從十幾歲時就那樣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時代我在李莘伯辦的《安徽白話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承繼之不近人情》(轉載在《旬報》廿九期)，我不但反對承繼兒子，并且根本疑問“為什么一定要兒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說:

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永遠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義士的名譽，萬古流傳，永不湮沒，全社會都崇拜他們，紀念他們;無論他們有子孫沒有子孫，我們紀念著他們，總不少減;也只為他們有功于社會，所以社會永遠感謝他們，紀念他們。阿噲噲，這些英雄豪杰仁人義士的孝子

資孫多極了，多極了!……一個人能做許多有益于大眾有功于大眾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都成了他的孝子賢孫。列位要記得:兒子孫子，親生的，承繼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養的孝子順孫是萬無一失的。

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時看見我的三哥出繼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從一個真問題上慢慢想出來的一些結論。這一點種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讀培根(Bacon)的論文有點感觸，在日記里寫成我的《無后主義》。在十年之后，又因為我母親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寫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發揮“社會不朽”的思想。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報，如《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寧波白話報》《潮洲白話報》，都沒有長久的壽命。光緒宣統之間，范鴻仙等辦《國民白話日報》，李莘伯辦《安徽白話報》，都有我的文字，但這兩個報都只有幾個月的壽命。《競業旬報》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長壽的白話報了。我從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辦時止，中間不過有短時期沒有我的文字。和《競業旬報》有編輯關系的人，如傅君劍，如張丹斧，如葉德爭，都沒有我的長久關系，也沒有我的長期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么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后,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里做一個開路的工人。

(三)

我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就得了腳氣病，不能不告假醫病

我住在上海南市瑞興泰茶葉店里養病,偶然翻讀吳汝綸選的種古文讀本，其中第四冊全是古詩歌。這是我第一次讀古體詩歌，我忽然感覺很大的興趣。病中每天讀熟幾首，不久就把這一冊古詩讀完了。我小時曾讀一本律詩，毫不覺得有興味;這回看了這些樂府歌辭和五七言詩歌,才知道詩歌原來是這樣自由的才知道做詩原來不必先學對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詩是《木蘭辭》，第二首是《飲馬長城窟行》，第三是《古詩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潛、杜甫，我都喜歡讀。讀完了吳汝綸的選本，我又在二哥的藏書里尋得了《陶淵明集》和《白香山詩選》，后來又買了一部《杜詩鏡詮》。這時代我專讀古體歌行，不肯再讀律詩;偶然也讀一些五七言絕句。

有一天，我回學堂去，路過《競業旬報》社,我進去看傅君劍,他說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寫了一首送別詩，自己帶給君劍，問他像不像詩。這詩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開端是“我以何因緣，得交傅君劍”。君劍很夸獎我的送別詩，但我終有點不自信。過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別適之即和贈別之作》來，用日本卷箋寫好，我打開一看,真嚇了一跳。他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兩句，在我這剛滿十五歲的小孩子的眼里，這真是受寵若驚了!“難道他是說謊話哄小孩子嗎?”我忍不住這樣想。君劍這幅詩箋，我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然而他這兩句鼓勵小孩子的話可害苦我了!從此以后，我就發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了。有時候，我在課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數的算式，我卻在斯密司的《大代數學》底下翻《詩韻合璧》。練習簿上寫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紀游詩。一兩年前我半夜里偷點著蠟燭，伏在枕頭上演習代數問題，那種算學興趣現在都被做詩的新興趣趕跑了!我在病腳氣的幾個月之中發見了一個新世界，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

學的路，后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題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一九〇七)我游蘇州,三月與中國公學全體同學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詩紀游。我那時全不知道“詩韻”是什么，只依家鄉的方音,念起來同韻便算同韻。在西湖上寫了一首絕句，只押了兩個韻腳，楊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說，一個字在"尤”韻，一個字在“蕭”韻。他替我改了兩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詩要硬記詩韻，并且不妨犧牲詩的意思來遷就詩的韻腳。

丁未五月，我因腳氣病又發了，遂回家鄉養病。(我們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腳氣病，必須趕緊回家鄉，行到錢塘江的上游,腳腫便漸漸退了。)我在家中住了兩個多月，母親很高興。從此以后，我十年不歸家(一九〇七一一九一七)，那是母親和我都沒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勵我作詩。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詩。這時候我讀了不少白居易的詩，所以我這時期的詩，如在家鄉做的《棄父行》，很表現《長慶集》的影響。

丁未以后，我在學校里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常常和同學們唱和。有一次我仿了一首五言律詩，押了一個“頡”字韻，同學和教員和作的詩有十幾首之多。同學中如湯昭(保民)、朱經(經農)、任鴻雋(叔永)、沈翼孫(燕謀)等都能作詩;教員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參先生等，也都愛提倡詩詞。梓方先生即是后來出名的詩人胡詩廬，這時候他教我們的英文,英文教員能做中國詩詞，這是當日中國公學的一種特色。還有一位英文教員姚康侯先生,是辜鴻銘先生的學生，也是很講究中國文學的。辜先生譯的《癡漢騎馬歌》,其實是姚康侯先生和幾位同門修改潤色的。姚先生在課堂上常教我們翻譯，從英文譯漢文,或從漢文譯英文。有時候，我們自己從讀本里挑出愛讀的英文詩，邀幾個能詩的同學分頭翻譯成中國詩，拿去給姚先生和胡先生評改。姚先生常

勸我們看辜鴻銘譯的《論語》,他說這是翻譯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讀辜先生譯的《中庸》，感覺很大的失望。大概當時所謂翻譯,都側重自由的意譯,務必要“典雅”，而不妨變動原文的意義與文字。這種訓練也有他的用處，可以使學生時時想到中西文字異同之處,時時想某一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才可算“達”與“雅”。我記得我們試譯 ThommsCampbell Soldier’s Deram一篇詩,中有Scaurecrow一個字,我們大家想了幾天，想不出一個典雅的譯法。但是這種工夫,現在回想起來,不算是浪費了的。

我初學做詩,不敢做律詩,因為我不曾學過對對子，覺得那是很難的事。戊申(一九〇八)以后,我偶然試做一兩首五言律詩來送朋友,覺得并不很難,后來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詩了。做慣律詩之后,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只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音節,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于做沒有內容的應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別朋友,把頭搖幾搖，想出了中間兩聯，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只消從韻腳上去著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詩的體裁和步韻的方法，所以不能廢除，正因為這都是最方便的戲法。我那時讀杜甫的五言律詩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頗受他的影響。七言律詩，我覺得沒有一首能滿意的，所以我做了幾首之后就不做了。

現在我把我在那時做的詩鈔幾首在這里，也算一個時期的紀念:

秋日夢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風怒號,客子中懷亂。撫枕一太息,悠悠歸里闬。

入門拜慈母，母方撫孫玩。齊兒見叔來，牙牙似相喚。拜母復入室，諸嫂同炊舞。問答乃未已，舉頭日已旰。方期長聚首，豈復疑夢幻?年來歷世故，遭際多優患。耿耿苦思家。聽人譏斥雞。(玩字原作弄，是誤用方音，前年改玩字。)軍人夢(譯 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m)(茂中)籍聲銷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燦列星。戰士創痍橫滿地。倦者酣眠創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時見芻人影搖曳。長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夢已三次。夢中忽自顧，身已離行伍,秋風拂襟袖,獨行殊踽踽。惟見日東出,迎我歸鄉土。縱橫阡陌間,盡是釣游跡，時聞老農刈稻歌,又聽牛羊嗥山脊。歸來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復相離別。嬌兒數數親吾額，少婦情深自嗚咽。舉室爭言君已倦,幸得歸休免征戰。驚回好夢日熹微，夢魂渺渺成虛愿。(芻人原作芻靈，今年改。)

酒醒(已酉)

酒能銷萬慮,已分醉如泥。燭淚流干后,更聲斷續時，醒來還苦憶,起坐一沉思。窗外東風峭,星光淡欲垂。

女優陸菊芬演紡棉花(己酉)

永夜親機杼,悠悠念遠人。朱弦纖指弄,一曲翠眉顰。滿座天涯客,無端旅思新。未應兒女語,爭奈不勝春!

秋柳 有序 (己酉)

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存者耶?感

而賦之。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余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民國五年改。長條原作“柔條”,十八年改。)

(第3卷第 10期,約1931 年8、9 月間出版)

2022-12-08 18:5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