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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問題是當代“發展研究”一個重大課題。這一課題之所以被推到重要位置，固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直接相關，同時也是由發展中國家自身發展的問題所使然。一方面，與西方那種似“自然性”現代化過程相比，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有其明顯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用一般現代化理論解釋不了的，需要進行專門研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無論規模還是力度都是空前的，能否正確認識和解決各種“悖論性”的矛盾，事關現代化的成敗。為防止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被現代化過程所葬送，必須對現代化過程的具體推進問題予以關注。特別應當注意的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面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亟需有一個明確的解決思路與方向。因此，研究和借鑒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加強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具體研究，對于順利推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
　　　　　　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邏輯
　　發展中國家并不是一個嚴格的統一的概念。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其歷史和文化條件不同，人口、面積、氣候、資源、環境等自然條件不同，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不同，因而有著很大差異。但是，盡管有諸種差異，發展中國家還是有其共同的特征，最基本的特征是生產力水平低，經濟處于落后地位。正是這樣一種狀況，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問題和中心任務是如何加快發展，如何促進落后狀態向現代化轉化。不過，由于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是遲發的，所遇到的問題是特殊而復雜的，因而其推進過程與那些現代化早發國家相比有著明顯不同的發展邏輯：
　　一是發展的背景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大都有過殖民擴張的歷史。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采取殖民征服和威逼利誘等手段，使許多國家、地區紛紛成了它們的殖民地。正是通過殘酷的殖民統治，使這些國家積累了巨額財富，奠定了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與此相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曾有過被殖民和奴役的痛苦歷史，程度不同地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在亞洲，西方殖民者從17世紀便開始大規模入侵。首先是印度，然后是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伊朗等主要國家，相繼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美洲，遭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歷史更早。自從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西方殖民者就開始對中美和南美進行殖民征服，到了18世紀中期，北美的大部分地區也都相繼落入殖民者的手中。在非洲，西方殖民者所進行的侵略和掠奪比在其它地區更為殘酷。從15世紀后，非洲基本上成了西方殖民者掠奪黃金、象牙等貴重物品和獵取黑人的地區，大批黑人被販賣和屠殺，整個非洲被置于殖民者的鐵蹄蹂躪之下。直到“二戰”后，上述這些國家才逐漸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獲得了政治獨立。但是，長期的殖民統治，不僅給這些國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使這些國家喪失了巨額的資源和財富，給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障礙，致使許多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畸形的。
　　二是所處的位置不同。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著手推進現代化的時候，它們所面對的是廣闊的世界市場，所處的是有利的國際分工，整個經濟格局對它們是非常有利的。而發展中國家則不然，在其開始現代化進程時，已經在國際環境中處于不利的位置。由于這類國家現代化起步的時間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晚了好幾個世紀，因而這些國家開始啟動現代化時，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已經形成，這些國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就只能處于邊緣地位，為占中心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初級原料和產品，依附西方而發展。盡管經過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不懈的斗爭，這種狀況有所改變，但不合理的世界格局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就目前的世界格局來看，整個世界市場基本上仍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領著，現存的國際分工也主要是被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操縱著，這樣的國際生產關系常常體現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一種剝削與被剝削、控制與被控制的不平等關系，這種不平等關系又往往導致“世界城市”與“世界農村”的對立。這樣一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就非常狹小、有限。
　　三是發展的起點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大多起步于經濟上的變革，即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由此創造了經濟起飛的基本條件，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則由特殊的歷史原因所決定，起步于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只有在完成這些政治變革之后，才能著手一系列的經濟變革。結果，不僅延誤了現代化的時間，而且喪失了正常發展的機遇。發展起點的不同，不光是體現于起步的領域，而且也體現于社會生產關系的構成。西方發達國家在開始現代化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開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傳統社會障礙有了比較徹底的鏟除，因而非常有利于現代化的推進。相反，發展中國家在著手現代化建設時，大多沒有進行過類似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生產關系革命，許多國家基本上是在封建色彩非常濃厚的社會關系中起步的。在長期的殖民歷史中，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在這些國家實行旨在徹底清除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革命，恰恰相反，出于維護其殖民統治的需要，總是要對一些自發的革命運動進行鎮壓。所以，盡管二戰后這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獨立，但其生產關系還是比較落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在其生產關系體系中還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這就構成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困擾。
　　四是推進方式不同。由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社會長期積蓄而成的，因而其推進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說，現代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民間，而非來自政府，國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個人主義的、小規模的家庭型的資本主義，在工業化初期是十分流行的，那時不僅國家沒起什么積極作用，而且資本仍屬個人財產，還沒有形成團體法人的形式，那時的銀行在投資方面不起什么作用。”（參見湯姆·肯普：《現代工業化模式》，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9 頁）一批來自民間的力量，包括工商資本家、新貴族、自由民和技術人員，成為當時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在當時的政治變革和文化變革中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與此相反，發展中國家在開始推進現代化進程時，由于社會上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主體力量，因而現代化的推進就只能自上而下地來進行，政府充當現代化的主要推動者。無論是現代化目標的設計，還是現代化戰略的具體實施，都要通過政府來進行。政府的作用一旦出了問題，現代化的進程也就會出現停頓甚至夭折。只有在新興的現代化主體力量培植起來后，這樣的推進方式才有可能發生改變。
　　五是發展的導因不同。發達國家歷經數百年的變革與發展，其現代化的因素是逐漸培育起來的，因而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是“水到渠成”的，是在自身基礎上逐漸演化過來的。雖然從16世紀開始，國際間的交往和聯系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但盡管如此，還是可以將西歐主要發達國家視為“早發內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因為它們主要還是在自身內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發展中國家則不同，這些國家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并不是主要靠現代因素的積累推動的，而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引發的。“救亡圖存”、“實業興國”幾乎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首要選擇和原始動因，因而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過程并不像西方那樣近似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而是一個更具“人為性”的自覺設計和選擇的過程。所以，這些的現代化往往被稱為“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當然，把不同國家的現代化區分為“早發內生型”與“后發外生型”，只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合理的，因為“內生”與“外生”的區分，只是就現代化的最初起因不同而言的，并不是指現代化的整個動力系統有其不同的來源。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固然是由外部力量刺激引起的，但在其后來的發展中，就很難說是由外部力量推動的，因而也很難說是“外生”的。
　　　　　　二、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所面臨的特殊矛盾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邏輯，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的特殊矛盾。這些矛盾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于這些矛盾在一般現代化的過程中，尤其在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現的。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論”的性質，因而又常常被稱之為“兩難困境”。雖然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發展矛盾，而且矛盾的表現形式和激烈程度也各不一樣，但就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這樣一些“悖論”性的矛盾：
　　1.濃縮與循序。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如果從16世紀開始算起，距今至少有400多年的歷史。在此期間， 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大都經歷了從萌芽到成長發育而后臻于成熟的階段，即現代化是循序漸進、一步步發展起來的。而且，在這種循序發展過程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因素之間相對說來是比較適應、協調的，即使有時出現了某些不協調，也因社會機體內已經形成了比較健全的自行運行、自我調節的機制，其不協調的因素會被吸收、化解，而不致引起社會發展的動蕩與失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則失去了這種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歷史給予它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時間中，不僅要走完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幾百年所走過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頭趕上當代現代化的潮流。在這種兩步并作一步走的濃縮過程中，現代化所要解決的任務自然是相當繁重的：不僅要實現近代工業化，而且要實現當代后工業化；不僅要完成體制轉軌，而且要完成社會轉型；不僅要完成器物層次的革命，而且要完成觀念層次的革命，等等。這樣，西方發達國家胚胎發育式的社會發展在當代發展中國家就轉變為整體結構式的推進，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歷時性矛盾就轉變為共時性矛盾。共時性矛盾的出現，使得現代化推進異常艱難，因為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系統變遷，是這些領域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的產物，而當各個領域的問題壓縮，交織在一起時，演進就會變成激變，互動就會變成磨擦。此外，矛盾的空前集中，使得問題解決的難度也大為增加。由于發展過程的濃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從容不迫，按部就班。本來，按照正常的發展規律，現代化條件的形成、現代化步驟的展開都是需要時間的，然而過程的壓縮，使得各種復雜矛盾的解決缺少時間上的回族余地，發展常常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曲折反復，實際就是與這種困境的出現分不開的。
　　2.滯后與超前。由于發達國家是按照胚胎發育式的漸變道路發展過來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彼此協調，因而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滯后與超前的問題，社會發展“瓶頸”現象較為少見。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追趕現代化，顯然不能四平八穩、亦步亦趨地走西方國家的老路，亟需加快發展進程，由此便引發出發達國家不曾有過的滯后與超前的發展難題。一方面，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能僅僅滿足于在現有的基點上一步步地緩慢發展，必須有一種超前的眼光來盯住世界現代化的潮頭，充分利用國外現代化的最新成果，力求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此，就要積極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大力發展高新技術；注意瞄準國際市場，及時開發新產品，尋找新的貿易渠道；加快建立新產業，促使原有產業升級換代。總之，觀念上要有緊迫感，行動上要有超前的動作。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限于整體水平的落后，好多條件處于滯后的狀態，發展受到嚴重制約。像發展中國家大多在基礎設施、資金、技術方面嚴重滯后，文化觀念的滯后，制度供給的滯后等，都成為發展的制約因素。尤其是后面這一類滯后，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中尤為可怕，這些問題不解決，即使有充足的資金技術和較好的基礎設施，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超前與滯后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發展的“拉鋸式”掣肘，其結果是嚴重限制社會經濟正常的起飛。就是已經起飛，也常常因某種滯后或超前因素的干擾而不得不暫時降落。現代化當然不能等到這種矛盾解決好了再推行，但也不能完全無視這種矛盾而盲目推行。這就意味著：該超前的應當超前，不該超前的絕對不能冒進；一定的滯后是不可避免的，而過分的滯后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所謂發展，就是要尋求滯后與超前矛盾的合理解決，使現代化的推進能夠達致一種基本的平衡與協調。要不然，滯后的更滯后，超前的更超前，發展將難以正常支撐、進行。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非正常的超前（如消費超前、分配超前等）與某些現代化必要條件的嚴重滯后并存，實際上構成了發展緩慢的主要癥結。
　　3.機會與壓力。在國際交往日益密切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面臨大量的發展機遇。如目前世界處于科技革命的新突發時期，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充分利用新科學技術來武裝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從而跨越某些技術發展的階段；隨著世界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向國外轉移某些產業的機會，乘勢尋求發展能夠發揮本國資源優勢，提高世界市場占有率的適用技術產業；伴隨近些年來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可以進一步深入地參與國際化分工，推動國際性、區域性經濟合作與對外貿易的發展，等等。發展機遇雖然是很多的，但發展壓力也是很大的，機遇與壓力并存。發展中的壓力主要來自發展的條件和基礎。落后的條件、基礎往往難以滿足和適應機遇的需求。在缺乏條件的情況下，即使看到了機遇也很難抓住，就是抓住了也難以得到有效利用。機遇與條件的脫節，致使發展常常處于停頓、擱淺的境地。良機一旦失去，結果是可能再次錯過機遇，造成發展中的惡性循環。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壓力除了物質條件外，還有另外一層壓力，這就是來自整個社會落后狀態的壓力，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落后保守，使得發展無從推進。兩種壓力交織在一起，使發展更增添了難度。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想真正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除了觀念上的改變之外，關鍵的一點是要創造和改變發展的條件。
　　4.解構與重建。社會現代化作業一種巨大的社會轉型，實質上是一個傳統社會解構與現代社會重建的過程。西方發達的社會解構與重建曾經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長期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盡管個別國家也出現過激烈的社會沖突，甚至也出現過某種反復與倒退，但總體說來，由于這些國家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新舊體制的“磨合”與交替，因而沒有出現因轉變太快而發生大的動蕩以至“翻船”的局面，也沒有因此阻擋發展進程。發展中國家則不然，由于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解構與重建的任務，實現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所以遇到的問題空前復雜。像在新舊體制相互交替的過程中，由于舊的體制一時難以徹底瓦解，新的體制又一下子難以建立起來，這就必然會出現許多空檔。這些空檔又不能完全保持真空，于是各種東西便乘虛而入，泥沙俱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不健全的新體制，殘缺不全的舊體制，封建制度的殘余，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和西方滲透進來的資本主義因素，都同時發揮作用，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矛盾的復雜性，使得社會發展的磨擦明顯增大。如果這種磨擦處理不當，很有可能引起整個社會的動蕩。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再來剎車處理，又必然會延誤現代化的進程。一些國家就是在體制轉軌過程中陷入欲進不能、欲罷不忍的尷尬境地，現代化舉步維艱。因此，解決好社會解構與重建的矛盾，這是保證發展順利進行的重要一環。
　　5.民族化與世界化。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任何國現代化都必須回到這一文明的主潮流，離開這一潮流的社會發展無從談及現代化。誠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它們的共同點。例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發展商品經濟，發展科學技術，走工業化道路，與世界經濟接軌。研究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管如何強調其特殊性，這幾點都是無法回避的，不能以強調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又的的確確是一個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發展過程，它不光是一個自覺適應現代化潮流的世界化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能動創造、開拓進取的民族化過程。走自己的路，發展出自己的特色，這是發展中國家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如果喪失了本民族的特點，一個國家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別人的老路，受制于人，永遠難以自立自強起來。所以，只有民族化的現代化才是正常的現代化。但是，民族化與世界化的關系在實踐中也并非那么很好處理：過分強調民族化，可能會離開世界文明主潮流；過分強調世界化，又會脫離本國實際，使現代化難以成功地推行下去。多少年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所謂“西化”與“本土化”、“崇洋”與“崇古”的較量和反復，實際上就是這種矛盾與沖突的明顯反應。
　　要處理好世界化與民族化的關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解決好外來因素與內部因素的有機結合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幾乎都屬于“外生型”的現代化，從其啟動時就受到外來勢力的強烈沖擊。在其發展過程中，外來的因素雖來勢兇猛、生機勃勃，但因其外來，往往在很長時間內找不到在本社會內生長的土壤；而該社會內部的各種傳統因素雖遭到外來沖擊，但也很難在短時期內被消滅或改造。兩種力量的對抗和沖突，往往會導致其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的變形，引起其內部功能的紊亂。單靠外來因素或內部因素都無力推進現代化進程，只有內外因素在歷經沖突對抗而相互改造吸收之后，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才能加快。也就是說，只有等到外來現代化因素成為該社會機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時，只有等到該社會原有因素中有生命力的東西被改造，而沒有生命力的部分被淘汰時，真正的現代化進程才算開始了，發展過程中的世界化與民族化的關系才算理順了。
　　發展中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有其種種矛盾和問題，但也有其獨特的“后發優勢”。如當發展中國家開始現代化進程時，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已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歷史，其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供發展中國家采納和記取，從而可以繞過許多慢慢探索的階段；當發展中國家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較為先進的經濟技術成果，“后來者”可以直接借鑒和吸收這些先進成果，從而實現經濟技術發展階段上的某種跨越；由于有發達國家先進文化的傳入，發展中國家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學習這種文化，縮短本國文化更新的過程，同時形成文化雜交的優越；由于發達國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現代化已經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這便給后來的發展中國家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這非常有利于整個社會動員，激勵民眾奮起直追；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涌入，為克服傳統重負提供了強大沖擊力量，使得現代化步伐可以日益加快，等等。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當然是很多的，但這些優勢并不會自然而然地變為現實的成果，而要實現這種轉化，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創造相應的條件。
　　　　　　三、在困境中尋求現代化的出路
　　研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過這種研究來更好地尋求現代化的出路。這就要求在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確立合理的發展導向，克服發展的障區。
　　1.發展目標的選擇。發展的成效與發展的目標設計密切相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曾經被眾多發展中國家奉為楷模，成為追求的目標模式，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工業文明也出現了嚴重問題，產生了“發展性危機”，因而在發展中國家面前已經沒有一個理想的目標；而發展中國家受到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干擾（如傳統的影響、體制的制約、國內政策和國際局勢的波擊、領導人員的變動等），其發展目標也是來回變動的，這就使目標撲朔迷離，難以捕捉。不合理的發展目標往往導致不合理的行為，使得現代化得不償失，危機四伏。災難一旦釀成，再來糾偏補救，又會貽誤時機、影響發展。所以，現代化不能盲目推進，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合理的發展目標。這種目標不僅要有經濟技術的設計，同時要有價值設計，以期形成發展目標的總體設計。另外，發展不僅要有總體目標、最終目標的設計，同時要有階段目標或局部目標的設計，以使總體目標和最終目標能夠得到具體落實，并具有可操作性。當然，目標設計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行為，它也是一個過程。隨著情況的變化，修訂和調整原有的目標也是應該的、必須的，但是切忌目標設計上一開始就陷入誤區，以至給以后調整增加不必要的難度。就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來看，目標設計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要有利于本國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矛盾的緩解，而不是激化。千篇一律的目標模式是沒有的。作為一種“后發式”現代化，當代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特殊困難就在于，它既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又要實現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目標；既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在數百年時間內所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在此期間避免和消除西方出現的“工業化痛楚”和“發展性危機”。這些矛盾集結在一起，就使現代化的目標設計格外困難。這就要求目標設計時既要順應現代化的規律和趨勢，又要考慮到本國的實際情況，注意各種關系和利益的調節，防止片面現代化或畸形現代化的出現。
　　2.發展戰略的制定。現代化的順利實現，不僅要有明確的合理的發展目標，而且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發展戰略一般應包括戰略目標、戰略任務、應采取的戰略方針措施等。對于任何國家，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戰略應主要處理解決這樣一些重大的全局性關系問題：農業與工業的關系、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發展速度與國力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內向與外向的關系等。對這一系列關系的處理方式不同，便形成不同的發展模式。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面臨著很大的戰略決策難度，因為就國際條件來看，發展中國家不僅失去了發達國家曾經有過的發展機會，而且還增添了發達國家與其競爭的壓力；就國內條件來看，無論是物質基礎還是社會政治、文化基礎，都對經濟發展不利。縱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其發展戰略上固然不乏成功的經驗，但也有著大量沉痛的教訓，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對于發達國家和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世界市場的過分依賴等。這樣，在研究發展時，就要考慮一個發展戰略究竟應依據什么來制定的問題。不言而喻，發展戰略的制定，應有客觀的根據，應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憑主觀愿望或某種熱情，也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但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在制定或選擇發展戰略時，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是很大的，有時直接左右著戰略的選擇。有些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有著良好的愿望和宏大的理想，迫切希望能夠盡快工業化和現代化，但這些愿望和理想并不那么切合實際，實現起來難免碰壁。此外，有些領導人的認識還難免帶有一定的局限，不能真正代表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利益，由此制定的發展戰略也難以順利實行并取得成效。“二戰”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先后實行過不同的發展戰略，如初級產品出口戰略、進口替代發展戰略、面向出口發展戰略以及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戰略、優先發展輕工業發展戰略、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戰略等，對于這些不同的發展戰略，有的搞成功了，有的國家則搞失敗了。把這些發展戰略不加分析地簡單加以比較并斷言孰優孰劣，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成功的選擇不取決于主觀的愿望偏好，而是取決于時間、地點、條件。如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實行面向出口戰略，但面向出口戰略無論有多好，如果沒有一定條件也不能實行（一般來說，在實行面向出口戰略之前，通常要有一段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時期），盲目推行的結果必然會造成新的矛盾與障礙。因此，發展戰略制定要符合實際，切實可行。
　　3.發展過程的推進。發展目標的實現必須要有發展過程的順利推進來保證，否則，目標的實現便是一句空話。從“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來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有些國家的現代化取得了明顯的進展，有些國家的現代化則基本沒有啟動，還有一些國家的現代化雖然在一個時期內啟動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沒過多久，現代化事業又出現了夭折。對于這種現象，以色列社會學家、現代化問題研究專家艾森斯塔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化受挫”，并對此進行了大量系統的研究。按照艾氏的觀點，現代化受挫并不是指現代化進展緩慢，或是沒有發生從“傳統”到“現代”的起飛，恰恰相反，現代化受挫現象往往是發生在這種起飛的過程之中或之后，也就是說，雖然迅速的變革過程發生了，大量的變革成果出現了，但由于無法解決和駕馭變革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和問題，因而便出現了現代化的嚴重挫折。（參見孫立平《傳統與變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7 頁）“現代化受挫理論”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就在于：不要天真地將現代化看作是一個直線式的、和諧的發展過程，必須充分認識和估計到其間出現的大量問題、矛盾以至沖突。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把眼光僅僅盯住現代化的目標，而且要十分注意現代化的具體過程。注意具體過程，就是要在現代化的推進時，注意協調和化解各種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大起大落，從而避免各種不必要的挫折和損失。
　　要保證現代化進程的順利推進，除了要形成能夠解決現代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的能力外，還必須注意現代化其他各種條件的創造。因為只有具備了一系列能夠維持和促進社會變革、發展的條件，現代化才能成為一種“自我維持增長”的進程。而“后發型”現代化的條件問題是非常特殊和復雜的，美國社會學家列維曾進行過專門研究，并提出了四個相互聯系的命題：第一，維持較高水平現代化的必備條件，并不一定就是獲得這種現代化水平的前提條件；第二，“內源發展者”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不一定就是“后來者”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第三，同是后來者，某一國家現代化起步的前提條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國家現代化起步的前提條件；第四，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后來者中，其社會結構中與較現代化國家的社會結構最相類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現代化的最好基礎。（參見同上書，第83—84頁）列維的分析應當說是比較深刻的，他提醒我們注意客觀估量自己的現有條件，并善于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積極創造條件來推進現代化進程。忽視現代化條件的培育而一味追求現代化的成果，可能是事與愿違，得不償失。現代化應當建立在扎扎實實的基礎之上。
江淮論壇合肥20～27C4社會學豐子義19981998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哲學系 作者：江淮論壇合肥20～27C4社會學豐子義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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