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戰爭史 第五章 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人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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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人低潮

第一節明廷十面張網和增兵增餉

崇禎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當時農民軍中最強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農民戰爭的全局來說,仍然在繼續高漲。李自成等部活躍于陜西、寧夏,甘肅;張獻忠、革左五營、羅汝才、劉國能、李萬慶等大部起義軍則馳騁于河南、湖廣、安徽的廣大地區。起義軍行如飆風,使明政府地方當局顧此失彼,應接不暇,處處陷于被動狀態。朱由檢感到需要挑選一個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員擔任兵部尚書,統籌軍務,把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鎮壓下去。他根據素來的觀察,選中了原宣大總督楊嗣昌。當時,楊嗣昌因為父親楊鶴病死,正丁憂在家。朱由檢用人心急,特旨"奪情”,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崇禎十年三月,楊嗣昌到達北京。陛見時,他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侃侃而談,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楊嗣昌為人機警圓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于揣測朱由檢的意思。奏對時多方迎合。朱由檢聽得十分人耳,每次接見都談得很久,對楊啊昌的建議言聽計從,連聲說道:“恨用卿晚”[1]

楊嗣昌上任以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戰略;二是議兵議案

[1]《按寇記略》卷五。

照五章 明末農民一搜特人低期

三是推薦人才。

在戰略方面,楊嗣昌對明廷面臨的軍事形勢作了一個全盤的分析。在兵員和財力都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究竟以對付關外的滿洲貴族進犯為主。還是以鎮壓中原的農民起義為主?楊嗣昌主張集中兵力打垮農民軍,即所謂“安內方可攘外”。他在崇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說:

竊臣犬馬弩鈍,加以草木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疊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蕩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攘外。何也?竊以天下大勞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邊峰訌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誠不可緩圖,

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臟腑無恙,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骸,以仰戴元首而護衛風寒于肩臂之外,夫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潰痛,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膚革,于以戴元首而衛肩臂,豈不可為慄慄危懼也我!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1]

這個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認定農民起義是腹心之患,而山海關外的滿洲貴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楊嗣昌反復陳言,主張把軍事重點放在鎮壓農民起義上面。為了達到“安內”的目的,他建議集中兵力、財力對農民起義軍展開大規模的圍剿。為此,他提出了“張十面之網”的反革命軍事部署。具體說來,以陜西,河南、湖廣、鳳陽這四個農民軍活動的主要地

[8]場融品《楊文明先生集》卷九。在這以前,崇楨九年春,更科都給事中顏繼祖題本內就提出:"天叔先天寇。逆姓負固,義在必討。但以寇較之,奴尚隔藩籬,寇直遏堂臭矣; i.猶條病之疾,寇則青育之宗矣。”(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一二〇頁)說明持這種“媒外必先安內”反動觀點的人在明朝延內頗有影響。后來在政策上體現為一面濃人同滿調素族秘密議和,一面對起義農民加緊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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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召對大臣時說道:"去歲諭令勛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怎公體國之心。就是省直鄉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了。怎么這個愚?”朱由檢在指責勛戚鄉紳時,頗有點旁觀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談到自己的內帑就暴露了他同樣財迷心竅。他說:“賊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錢糧若不出于民間,就該發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虛。因糧與加派無異。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如何不見奏來?”[11

皇帝帶頭叫窮,勛戚和鄉紳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餉就只有全部樂到髓干血盡的貧苦農民身上了。楊嗣昌的建議,這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主要來源是按田畝加派。在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據盧象升的建議,凡繳納地畝糧稅在五兩以上的加征若干。這種方法稱之為因糧,其特點是由納稅糧多的地主承擔加派。盡管它歸根結底還是落到佃種地主土地的農民身上,但一般農民繳納稅糧不可能達到五兩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盧象升的建議多少考慮到了當時農民的實際狀況。他明白,農民們之所以紛紛起義是因為無以為生,再要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銀錢,勢必驅使更多的人參加起義121。楊嗣

[1]《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2]明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不少人認識到加派賦稅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例如,崇禎

八年山西巡撫吳甡在一件題為《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的疏中說:“晉民有三苦一苦于兇荒,無計糊口則為盜;一苦于追呼,無力完糧則為盜;一苦于殺擄,無策保全則為盜。此三苦不除,盡人皆盜,比戶皆盜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轍,殷鑒不遠匪故曰:未來之盜無窮也。普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謂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輕控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則自不為盜。臣三復為之流說。雖然,此猶就居食言也。今觀三晉之時勢則尤可哀病矣。鹵寇交匯,兵荒濤至。臣嘗行間目擊有數千家之芭。竟日不見炊煙,但數間破屋,仰見天星而已。惟見白骨橫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氣意不屬而已。蓋其廬舍已蕩為黃埃衰草。問之,剛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盜。田因已鞠為斷葛荒葵,問之,某氏之產也,某死、某逃、某盜,臣欲招其復業任耕,則曰某死,某逃,某盜已若而年,逋賦已若而歲,業其業則賦其賦,有死不敢,況又無人可招,無力可耕乎?臣為之拉淚相對。及抵州縣,則應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橄雨下。動曰崇禎四、五、六、七年之逍賦若干矣。捉一欠糧花戶如獲大敵,比至,樸之,枷之,板死而無以應也,可奈何?則為晉之民者催科既無可催科,徒驅零星赤子殉之于敲樸之下而已;敲補又無可敲樸,徒驅逍賦頑民盡之于潢池之中而已。為晉之官者考成既無可考成,徒令為法受過者束手而待參罰之至而已;參罰又無可參罰,徒令日暮途窮者灰心而待槌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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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糧的,及城頭根夫又皆鬼形鳩面而垂斃者。城中一無可恃,有累卵題

震之危。11)

他一方面建議福王。敦促河南巡撫李仙風急派軍隊來洛陽加強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庫藏如洗,要求福王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拿出錢來解決軍隊的糧響。呂維祺特別舉出宜陽、永寧二城被起義軍攻破的事作為前車之鑒。兩座城里的宗室官紳,"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斷,一錢不舍,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2]希望朱常洵不要充當眼光短淺的守財奴,最后落到噬臍無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個愛財如命的人,根本聽不進去。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義軍進抵洛陽北門,開始攻城。守城的官軍知道福王府庫里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自己餓著肚子去守城一個個憤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罵:“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3)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守城的官軍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級偏裨都毫無斗志,迅速地轉到了起義軍方面。二十日晚,總兵王紹禹的部卒在城頭起義,逮捕了明兵備副使王胤昌,大開城門迎接起義軍進城4]。二十一日凌晨,義軍占領洛陽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宮,躲進迎恩寺。在義軍搜捕時,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鉆空子逃脫,這就是后來在南京登極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也被俘獲。當押解這批吸血鬼向起義軍領袖獻俘時,朱常洵向呂維祺大叫:“呂先生救我!”呂維祺也哀嘆:“我命亦在頃刻。”他從封建綱常出發,勸朱常洵別忘了自己是當今皇上的親叔,“毋自屈”,得裝出個樣子來[5]。可是,貪

[1]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啟》。[2]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啟》

[3]趙吉士:《奇園寄所寄》卷九;《綏寇紀略》整八;孫之脈;《二中野永》卷八[4]-說王紹禹部辛用繩索引義軍上城,見《明德先生年譜)。

[5]《談往錄》遂中:《昆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雜傳·呂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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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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