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第十一章 明在天的的特禮

扎在齊化門(即朝陽門)外。陛見時，朱由檢賜宴，慰勞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軀報效，使元兇速就殲夷。”朱由檢非常高興，賞唐通本人白銀四十網，兵丁每人五錢。為了加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他派太監杜之秩充任監軍。這種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賜給的東西摔在地下，滿腹牢騷地說:“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上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2]接著便借口自己帶領的兵員數“寡于賊，不敵;戰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3]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隊伍就走。朱由檢也無可奈何。

此外，臨近滅亡之時，朱由檢還手忙腳亂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項:

一、令勛戚、太監和百官助餉。朱由檢為了搜括兵員進行垂死掙扎，但又碰到了軍餉的困難。明王朝的國庫早已囊空底凈，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師在軍事上陷于被包圍狀態而無法運來。皇宮里的內帑雖然還很多，朱由檢卻舍不得拿出來。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餉的命令，責成勛戚、太監和百官報效，以納銀三萬兩為上等。皇帝自己有錢不出，達官貴人們也相顧不動。朱由檢派內官徐高，密諭周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讓他納銀十二萬兩，給其他臣工做個榜樣。周奎不肯答應，說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

[1]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延臣傳》作:“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

齊化門外。”(齊化門即朝陽門)李長祥自稱當時曾經親往拜訪唐通，按他的說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騎、步二萬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記唐通入衛時，明延發給搞師銀母人五錢，其發銀四千兩，算來還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順軍后，奉命領所部共馬前拉山海關時，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記可能有誤

[2]《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延臣傳》記此語為唐道對作者李長樣所述。[3]《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延臣傳》

[4]明亡前夕，來由檢仍說:“戶部既稱無納，內幫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見孫承語:

《天府廣記》卷三四，《成德傳》) 然而，猶連她的親信大臣也不相信。在都腳史李邦華在疏中說:“祖宗設止內夢，原積有余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即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d將其死力?杜稷杌程，皇上猶客此余挑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盡捐內夢尚無及于事也。………天下大頭，未有天下義安而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見李邦華:《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朱由檢不予批答。

251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關之戰

第一節 大順軍攻克北京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唐通和監軍太監杜之秩投降，號稱天險的京師“北門鎖鑰”，便在大順軍面前敞開了。

大順軍的逼近京師，給明廷蒙上一片陰沉的氣氛，朱由檢和他的大臣們陷入了束手無策的境地。三月十六日，大臣們在朝房商討對策，一個個“但相顧不發一論”[17。同一天，朱由檢故作鎮定，按照常例召對考選諸臣，以抵御滿洲貴族軍隊和農民起義軍以及籌措兵餉為題，挨次奏對。在厄運臨頭的時候，他做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官樣文章，只不過是借以安定人心。然面，就連他本人內心的恐懼也無法掩飾了。據時人劉尚友記載，朱由檢在聽取諸臣奏對時已經心不在焉:“上或憑幾而聽之，或左右顧而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親手自為之。如忽忽無緒然，非平時莊涖景象也。”“聞是日帝笑語頻失恒度。”[2]奏對還沒有結束，內官便忽然遞進一件密封文書。朱由檢一看，立刻面無人色，皇遽退入后官。參加奏對的臣工們面面相覷，

[1]劉南友:《定思小記),[2]劉尚友:《定思小記》。

第十二章 明工煩的順仁和山海關之股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來后一打聽才知道是報告昌平失守1，起義軍即將兵

臨城下了(2)

就在這天的傍晚，大順軍先頭部隊到達京師北面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面城墻遺址)。十七日，義軍進抵北京城下，開始攻城。京師里立即像開了鍋一樣亂作一團，"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3]有的官鐐心懷僥幸，“猶謂城堅勢重，外有大帥足倚，圍三月未傷也。故城中多務積煤米，余無所問。”[4]崇禎皇帝則“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15)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宦官手里，被驅趕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時既無訓練，臨事又缺糧餉，“守垛之兵，饑不得食。或母或子，攜粥至城

[1]趙士錦《甲申紀事》中說:“昌平路兵陳一元謂予口:昌平進撫何老爺(即何謙)于大兵

未至，十四日借中居庸之名出域。吾輩于十七早聞大兵型，顯李總爺中媒即襄成(指表城伯李國植)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悲爺不肯。魯草又云:老爺雖不肯，音輩去失。李田馬至門房自蜢，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員在前迎接。劉老等(指寶敏)先生，吾翠驍云:"昌平守具降。’劉老爺云:"圣駕在后。"所史，皇爺(指自成)至，疏降之。據此則大順軍占頓昌平在三月十七日。關于李中銳之死，光緒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說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乙未為初七日，當為己巴)，李自成陷苗平。總兵官李守錁馬賊不屈，格殺數人，死之。(基六。《大事記))

[2]許多史籍都說大順軍經過昌平時，將明十二陵燒毀無遣(如文束《照皇小識》春八武

說:"闖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亭威悉行焚敗”)。清初，所天武在《昌平山水記》中說，被燒毀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樓和定陵的殿虎門。他在《恭請天壽山十三陵》詩中又說:“康、解二明樓，并遭劫火亡。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席。(《亭林澤集》養二)層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記》中也說:“定陵全毀于賊，陽陵、康陵儀明樓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顧炎武、屈大均都經過實地探訪，所記完全相同，可證一般史籍之誤，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竟然也說“威逆焚十二陵享殿。”簡直是閉著眼睛說瞎話。被又軍燒毀的康，明，定三陵在而邊，其他九陵在東邊，也許能說明義革當時行經的路途。

[3]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4]劉尚友:《定思小記》。[5]張正聲:《二素紀事》。

255

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無一二。”[]襄城伯李國禎所統京兵三大營屯孔于城外，大順軍一到立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轉手之間

便成了義軍攻城的利器。

大順軍圍攻北京的時候，李自成在昌平、北京之間的沙河鞏華城設下臨時總部，由大將劉宗敏擔任前線總指揮，攻取北京。為了盡量減少攻城時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日后進兵中的阻力，李自成等義軍領導人認為，爭取朱由檢投降是比較理想的。于是，派了在宣府投降過來的太監杜勛等人進入城內，敦促朱由檢看清形勢，及早投降。關于這次談判的情況，史籍中言人人殊。根據原始材料來考查，可以大致確定談判的經過如下:杜勛到城下后，由于當時的城守掌握在太監之手，沒有遇到什么阻攔就被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用繩索吊到城上。杜勛說明了來意，指出大順軍兵勢浩大，明廷根本無力抵敵，轉達了義軍領袖要求朱由檢“遜位”的意見[3]。朱由檢自知已成甕中之鱉，除了接受起義農

[1]史可法:《請飭帶門戶政》，見《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2]孫永澤:《天府廣記》春三四;《國雄》賽一〇○。

[3]關于談判的情況，火籍中有種種說法。《國榷》卷一○○說，杜動在城下喊話，“提督太

盤王承慈隨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大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腿上入晃，述癲語，請通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記相同。陳濟生《再生紀略》說，三月十八日“中百時分，賊密遺杜勤通話，欲中分天下，謀之大僚，不可而業。”《甲申傳信錄》卷一云:“是日，威逢板監杜勵縋城入講和。盛言李聞人馬強眾，議湖西北一帶，分國而王，并編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上密在見之平臺，能匪欲藻德在焉。助具以事白上，且古聞既受好，愿為朝延內遇群寇，尤能以融兵助制過流，但不拳記與既耳。因勸上如諸為便。上語藻德口:"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顧然不答，鞠躬偏身而己。上憂感不能坐，于龍椅后靠立，再回詢藻穩定議，陳德終無一解。上命勤丑回話，聯計定另有旨。復縋勵還營。《懷陵流窺始終錄》卷十七也有這樣一段記載。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說:“薊遼總督王永古陷賊，旅歸。中樞張播彥政請召對。下目先問來意。永吉云;陽城有二說，一如楚漢分地，一解甲歸期以大將軍燒敗。因者太陳，不許召對。”文宋《歌皇小識》卷八所記亦同。按，王永古當時并沒有被大順軍修獲，所記有謀。以情理而言，大順軍已經兵臨城下，談判

挺都不可靠。

中提的條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詔部一樣，要來向檢遜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說法大

256

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圍亡和山師關之推

民的條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條。這時，他處于貪生之念與博個“國君死社瘦”的“美名”之間的矛盾之中。長期君臨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極煙的愛面子，阻礙了他接受杜勛轉達的要求，而一口拒絕就無異于宣判自己的死刑。在這種兩難之中，他指使親信太監同杜勛繼續談判，希望通過討價還價爭取到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條件，或許還希望拖延談判，等持各地勤王官軍的到來。談判一直延至十八日晚，即義軍攻克北京的前夕。史料記載說，十八日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巡視城頭，走到正陽門附近，見“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爺。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談’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清朝初年，張縉彥任職浙江布政司時，"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硃寫非墨寫。”[1]

朱由檢的拖延不決，超過了起義農民的忍耐限度，大順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攻城，崇禎年間滿洲貴族軍隊幾次攻到京師附近，明王朝都是依靠各地勤王兵才守住京師的，這次卻沒有任何勤王兵參加守城，京營兵的腐敗已經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朱由檢欲戰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待滅亡。三月十八日夜間，大順軍將士爬城面入，占領了外城(21。朱由檢感到火燒眉毛了，他“徘徊殿廷，憂懣計無所出。” 內官張殷忽然跑上前來說道:“皇爺不須憂愁，奴輩有策在此。”朱由檢忙問何策?答道:“賊若果然人城，

[1]李長祥:《天問閣集》意中。張蠟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有《縋威上成紀事》一文。

惜我所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缺二頁，這篇文章正在缺百之內。但書前既有這篇文章的題目，至少可以證明義軍代表上城談判完全屬實。當時任明朝具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是夜(十七日夜 )，降賠杜勒吊城，坐樓上與三軍門敘話”，也可資者證(見《二素紀事》)。李長祥所記城頭上坐者為“城下都督爺”，似乎是大順軍的一位將領，詳情待考楊士聰《中中核真略》以“杜助已題，安肯復明”為理由，否定有杜動入城談判之事，失之武斷。

[2]楊士聰《甲中核真略)，記大順軍于十八日中時攻克外城。

257

直須投降便無事矣。”朱由檢大怒，一劍把張殷砍死。直到這時，他還妄圖突圍逃命。他先要皇親國戚鞏永固、劉文炳等召集家丁護駕，得到的答復卻是人心已散，無法可想12。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槍帶著一批內官像沒頭蒼蠅似的向齊化(朝陽)、安定等門亂竄，但卻碰壁而回。最后，他領著太監王承恩爬到煤山(今景山)頂上四處瞭望，看到城外烽火連天，已經插翅難逃了，才下了狠心上吊自盡[3]。臨死之前，他逼使皇后周氏自縊，對長女樂安公主朱徽媞怒喝一聲“為何生我家?”揮劍砍去，朱徽媞舉手速擋，被砍斷右臂，昏倒在地;又殺死幼女昭仁公主。他還念念不忘要同起義農民斗爭下去，把太子、永王、定王叫來，讓他們換上平民衣裝，囑咐道:“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4)說罷，派太監領去躲藏。朱由檢的最后一道諭旨，是發給成國公朱純臣的，命他總督內外諸軍，且托以東宮5]。這道諭旨送到內閣還未及發出，就被大順軍繳獲了。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們還在夢中，宮內已經亂成一團。皇

[1]王世德:《烈皇帝遺事)。

[2]《天問周集》卷上,《新樂侯劉氏傳》

[3]蒙山公園中原有一棵槐樹，相傳是崇植自繼處。然而，當時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記載不少，

雖然都說帶死在煤山，具體地點卻不一致，沒有任何人說吊死在那棵槐樹上。十幾年以前，這棵槐樹還在，并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樹;何況要說常禎吊死在上面，這棵樹當時就不能太小。估計這種說法起源于清代官內人員的附會。

[4]《終宮造錄》卷下。王世德《烈皇希遺事》也記載了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執太子手

大排日:"爾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選生去罷，不必戀我。朕必死社程，有何面目晃租案于地下，爾等切委謹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當呼為老爺，幼者呼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為老爹，呼幼者為老見、或稱為長兄，呼文人為先生，呼軍士為戶長，或稱曰長官。”古畢，大聲曰:"爾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 逐鳴咽不能出聲。”太子、二王生子深官之中，長于阿保之手，雖經乃父的一番教誨，畢竟少不更事，大順軍進城以后，他們成了停虎，同別人談到大瓶軍時還是滿口“城”字。原大學

[5]《甲申核真略》。

士邱瑜聽得心驚肉跳，偷偷以筆書于掌示之云:今后的言寂字”(劉南友:《定思小記》)

258

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便亡和山海天之樓

帝不知去向，皇家的變亂又是那樣怵目驚心，宮女和太監們紛紛奪門而逃，絡繹道路，在一片驚惶駭亂的景象當中，紫禁城迎來了黎明。

一六四四年舊歷三月十九日，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動統治的覆亡。這天上午，大順軍邁著勝利的步伐由外城通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進入北京內城1。史籍載，“劉宗敏整軍人，軍容甚肅。”12)大順軍紀律嚴明，進城后迅速地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地維護了社會治安。北京城里的居民熱烈歡迎農民軍13，皆門口設立香案大書大順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有的人在帽子上也貼上“順民”字樣。“往來奔走如故” [4)。

李自成在得到京師已經攻克的捷報后，從鞏華城來到北京，于中午時分由德勝門入城15

在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文武大員的陪同下，李自成這個當年的驛站馬夫，騎著高頭大馬來到了象征著封建帝國權威所在的皇城。立馬承天門下[6]，李自成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忽然，他拿起弓來，搭上一支箭，照著承天門的門扁上射了過去。“奉天承運”的朱明王朝垮臺了。

[1]張正聲在《二素紀事》中說，“十九日早，賊從正陽、安定門兩股分入。”[2]《明季北略》卷二〇。又劉尚友《定思小記》中也說:“辰刻入城，果爾肅然。”[3]《國壽錄》卷一,《左中九劉理順傳》云:“須臾賊入，百姓歡迎。[4]趙士錦:《甲中紀事》。

[5]許多書上都說大順軍開始進攻北京時，李自成即已親抵域下，甚至說他向著城上大馬，

這種違反常識的說法根本不足信。又，《虎樵紀聞》卷下《桃國人政》條說，李自成進城時先到西直門，"拔劍去鏃，向后三發，今曰:"軍士入域救傷一人者，殺無救。怒有黑氣涌門而出。宋獻策曰:“此害氣也，宜避。’乃改從德勝門入。”錢就《甲中修信錄》基一也有類似記裁。這種說法并不可靠。因為李自成是在大順軍占領全城以后才從德勝門進城的，中明軍紀應當是在軍隊進城以前。根據當時正在北京的視淵等人的記載，分守西直門的明朝官繚是吳解征，他在大順軍圍城時，用土石把西直門的城門潤子堵了個嚴嚴實實。李白威在京期間，西直門一直沒有開過。清兵進京后才把土挖掉，重開西直門。此外，李自威從德勝門進京，不僅是因為這個城門的名稱具有以他制勝的象征性意義。而且他從沙河觀華堿過來，由德勝門進城路途也最便捷。“天門在清順治皇帝親政后改為天安門。

259

了即位典禮的準備工作。新鑄造了國家，文日“維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并列維立極三字。”11)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儀注入 可刻成為一卷。“前載偽令，禁奏疏冗長。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121大順政權規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藍。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滅火之義，反映了五德終始的天命循環思想。

六、繼續推行追贓助餉等政策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財政政策，是西安時期的繼續。它和歷史上各個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沒有宣布在保護官僚地主土地財產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而是堅持“三年免征”賦稅，用沒收明內帑、宗室、勛威、太監的家產和對官僚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關于大順軍攻克北京之后，究竟從宮中繳獲了多少屬于皇帝的私財(即內帑)，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3)。對于明宗室和勛戚的財產，在政策上同對官僚的追贓是有區別的，前者的動產和不動產全部沒收，而對后者則在數額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間的追贓助餉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在大順軍所到之處普遍推行這項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內對明廷官員實行的追贓助餉。

下面著重談談在北京追贓助餉的經過情形。

[1]章道人:(遇變紀略)。

[2]《國被》卷一〇一。又,《甲申傳信錄》卷六載，四月“初二日，”……-榜示偽順儀制，頒

為條約。兒文官供受權將軍節制，行晚機:”劉南友《定思小紀》說大順政權將官制、服色以及“家官拜武將之獎，俱刑定成精，以候顧行。”《永昌儀注》早已亡佚，從一些記戴當中可以看出，這部文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順政權實行“右武”制度，以保證久經戰陣的農民軍待領著于主導邊位。

[3]趙士錦:《甲中紀事》說，內庫“銀的舟王千余萬兩，全一百五十萬兩”。大順軍政城時任

明新兵部職方同郎中的張正聲說，"李自成比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年之”(見《二素紀

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動二十萬而已"

事》)。榜士糕《平中柱真略》說:“賊入大內，括各庫銀縣三十七百萬，金若千萬。其在

270

明末農民找爭史

不血刃。百姓簟食壺漿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興，留坐款茶，談得十分融洽。告辭時，梁兆陽向上打躬，自成也舉手作揖回禮。隨即任梁為兵政府侍郎。被召見的還有已委任為禮政府侍郎的楊觀光，李自成向他詢問了郊天典禮的有關事項，楊觀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頗為欣賞，在談話結束時說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說得是。以后先生常進來講講。”把楊送到屋檐下才告別而還12)。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禮賢下士，賦詩寄慨云:“開國先延理學臣，賜茶留坐問諄諄。親賢下士非夸大，漫罵劉邦敢問塵。”[3]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兩次召見了城內和城郊各村鎮耆老，“問民間疾苦，有無擾害?”[4]受到接見的耆老們出宮后，喜形于色地傳告李自成頭戴大絨帽，身穿天藍箭衣，同其他將領簡直沒有區別。

這些事實說明，李自成注意到了爭取明朝官僚和士紳、耆老的問題。如果不是很快就爆發了吳三桂叛亂和清兵進關，大順政權完全可以進一步穩定局勢，并且以對社會生產最小的破壞為代價實現全國的統一。如能在一個新興的、領導人物起自民間、飽經閱歷因而能夠實行開明政策的大順帝國統治下，我國的社會進程，無疑地將會在明朝中后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卻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失敗。由于清兵的南進，民族矛盾激化，連年的戰禍使勞動人口等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代替大順朝執掌全國政權的清王朝，又是一個以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滿族貴族同漢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階級相勾結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這就推遲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極的社會生產的恢復，從而導致了我國社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陷

[1]《平寇志》秦九;《甲申傳信錄》卷五,[2]《明季實錄》;《甲中傳信錄》卷五。

[3]民國三十二年《米斯縣志》卷九下,《藝文·詩詞》。[4]《再生紀略》卷下。

276

這些事實說明，李自成注意到了爭取明朝官僚和士紳、耆老的問題。如果不是很快就爆發了吳三桂叛亂和清兵進關，大順政權完全可以進一步穩定局勢，并且以對社會生產最小的破壞為代價實現全國的統一。如能在一個新興的、領導人物起自民間、飽經閱歷因而能夠實行開明政策的大順帝國統治下，我國的社會進程，無疑地將會在明朝中后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卻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失敗。由于清兵的南進，民族矛盾激化，連年的戰禍使勞動人口等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代替大順朝執掌全國政權的清王朝，又是一個以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滿族貴族同漢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階級相勾結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這就推遲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極的社會生產的恢復，從而導致了我國社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陷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亡和山海關之

于間退停滯和發展緩慢的境地。

以上依據史實，列舉了大順政權在京期間活動的九個方面。此外，大順軍人京后也沒有放松軍事訓練，僅據《甲申傳信錄》卷六所載就有:四月初一日“權將軍劉宗繳下營點操”;初六日，“闖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從者數千余人。”盡管由于大順政權檔案文書的被毀滅，我們無從弄清它的全部活動的具體情況，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廣闊的地區，從事那樣多方面的工作，領導人公務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事實如此，我們才無法同意那種認為大順軍人京之后，領導人只顧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的論點。

第三節 山海關戰役

三月，吳三桂率領遼東明軍約四萬人及八九萬關外漢民陸續進關，暫屯于山海關至灤縣、昌黎、樂亭、開平一帶。這里需要糾正一種常見的誤解:許多史籍都以為山海關屬于吳三桂的防區，甚至把吳三桂說成是山海關總兵[2]。其實當時的明山海關總兵是高第(3)，下轄兵員數目約為一萬人。吳三桂進關之后即同高第匯合，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明守將唐通投降。李自成對山海關一帶的官軍十分重視，他知道吳三桂所統邊兵是明朝的一支勁旅，距離北

[1]輪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城志》,《紀事》。又，順治元年七月清灤州同知趙

鐘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說:“即前平西親王兵丁分居本城，盡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見第一檔案館所藏《順治朝奏本》第九號)，也是指吳三桂降清以前的事。[2]《明史》卷三〇九《李臺成傳》，就用了“聞山海關總兵吳三杜兵起”的指種。[3]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曰,《宮職志》。

277

京比較近，又處于大順軍和海洲貴族軍隊之間，如果不及時解決，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隱患。至于解決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滅還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斷了當時的情況，認為以招降比較穩妥。因為自從大順軍進人山西以后，除了寧武總兵周遇吉負隅頑抗落得個兵敗身死的下場外，據守各戰略要地的明朝統兵將領，如大同姜壤、宣府王承胤、居庸關唐通等。都望風歸附。在這以前投降的總兵還有白廣恩、牛成虎、鄭嘉棟、左光先，陳永福等。這種先例對吳三桂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其次，吳三桂自己統兵在外，他的父親吳襄和其他家屬卻留在北京，為了保住身家產業，決策投降大順政權也是在情理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先從政治上爭取就付諸武力，吳三桂勢必倒向滿洲貴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將唐通率本部兵馬。帶上犒賞關寧官軍的銀兩、財物，前往山海關招降吳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后，“遺三桂書，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1這兩個明朝總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吳三桂則帶領部眾向京師進發，準備朝見李自成，接受新命

吳三桂領著兵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盧龍縣)，“大張告示: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2]-兩天之后又行至玉田縣3)。就在這時，吳三桂得到消息，說他在北京的家屬受到大順軍的侵犯，政治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關于導致吳三桂叛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于是“沖冠一怒為紅顏”[4)。另一種說法是劉宗敏在追贓助餉的過程中，逮捕了吳三桂的

[1]《清史列傳》卷七九。《唐通傳》;《平寇志》卷一○。

(2]國名:《吳三桂紀略)，見《辛巴叢編》。行至水平府的時日是根據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成志》《紀事)

[3]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臨榆縣志》所載當時人余一元《述

舊事詩》云:“進抵無煒地”，無終即玉舊縣的古稱。

[4]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國圓曲》。這類講法極多，充斥于史籍。

278

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亡和山海關之成

父親吳襄，“索餉二十萬”。目前因史料不足，尚無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順軍觸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吳三桂本來是個封建軍閥，他的政治態度完全以個人利害為轉移。他投降大順政權，是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希冀在大順朝革故鼎新之際躋身于新貴行列。當他獲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時，便誤以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騙來北京，將不利于己。其他地方傳來的大順政權對明降官追贓助餉的種種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關，向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由于變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吳軍擊敗，山海關遂為吳三桂占領。吳三桂的叛變，對于各方面人士來說都是沒有預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個當事人的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2)說明愿意跟著他背叛大順政權的人寥寥無幾13)。

唐通被擊敗后，帶著殘兵駐于關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約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吳三桂叛變、山海關被占的消息。經過緊急商議之后，他一面批評了劉宗敏，對吳襄進行了撫慰，并且讓牛金星代吳襄起草了一封給吳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決定親率大軍往山海關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帶領大順軍從北京出發，由丞相牛金

[1]張怡:《溲聞續筆》卷一。《甲申傳信錄》卷八也說:“聞其父為賊州掠且甚。” 楊士聰則

說:“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夫，復省而宴之。吳知終不免，遣人臉書[2]余一元:《迷舊事詩》第二首，見光堵四年《臨榆縣志》卷九，《典地編》四。《紀事》

與子云。”

[3]同上《述舊事詩》中有一聯是:“二三紳懦輩，早晚共趨迎。” 可見參加吳三桂版亂的人

只是當地為數有限的幾個鐘士。請參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見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和余一元《潛滄集》卷三《曹捷音傳》，卷四《朱太母諸氏墓志結》,《春庭潟先生墓志結》

279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亡和山海關之推

早。解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愿也。[1]

這封信送到大順軍鎮守榆林的大將王良智手里時，李自成已經率軍東渡黃河向北京進軍了。盡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對清廷“協謀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議卻未予理會。大順軍摧枯拉朽式的進軍，使滿洲貴族們既為之眼紅，也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不僅考慮到一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漢族政權代替原來腐朽沒落、不堪一擊的明王朝之后，自己將無油水可撈;而且一旦大順政權完成了漢族地區的統一事業之后，必將憑借強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重新解決遼東問題。因此，清廷在攝政王多爾袞等人的策劃下，決定乘大順軍立腳未穩之時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順軍占領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朝鮮李朝實錄》中，記載了朝鮮使臣鄭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節談話后寫的一件緊急報告，其中說:

……(清使鄭命壽)又曰:“項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臣問:“所謂本坐空虛者何事耶?”曰:“為土賊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謂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12)

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帶領滿洲、蒙古八旗兵員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漢軍大舉“伐明”3)。進軍路線是采納漢奸洪承疇的建議，準備由薊州、密云地區破邊墻而人。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后，遇上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副將楊坤和游擊郭云龍，告以山海關

[1]《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2]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3]《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據李演《沈館錄》卷七，清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準備“西

征”(即伐明)，并命李演從行。不久，得到大順軍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時間和調集兵員數量上大概都作了調整。

281

形勢危意，“若及此時促兵來敷，當開山海關門以迎大王”11。同時面呈書信一封，內稱:“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患義之言，速選精兵直人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酹，不敢食言。-12]多爾衰大喜，除留下使者楊坤外，還派妻弟拜然隨郭云龍前往山海關探其虛實。同時下令改變行軍路線，向山海關兼程進發。在給吳三桂的回信里，多爾袞避而不用“合兵”一詞，卻趁機向吳三桂進行招降:“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13]吳三桂得到回書后，果然決定投降，并決心驅迫關遼兵同大順軍惡戰一場，借以提高自己在滿洲貴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順軍到達山海關，吳三桂只留下少數軍隊和反動鄉紳防守關城，把主力已拉到關內石河，擺開陣勢。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以外，還派出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和北翼城[4)，對吳軍實行包圍。雙方晝夜激戰，至二十二日晨，吳軍已困憊難支，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吳三桂的全軍已面臨崩潰之勢。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趕到山海關后，屯駐于歡喜嶺。此時的多爾袞并不急于參戰，他“蓄銳不發”[5]，要等到吳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順軍也疲憊時再一鼓作氣奪取勝利;同時，他也要觀察一下吳三桂的誠意，以免上漢人的當。二十二日晨，

[1]李淫:《沈館錄》卷七，引自《遼海叢書》。[2]《清世祖實錄》卷四。[3]《清世租實錄》卷四.

[4]按:山海關是東西向的，南翼成近海，故不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5]劉健:《庭聞錄》卷一,《乞師逐寇》。

282

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服仁粉山海關之路

吳三桂感到形勢嚴重，帶著屬官和鄉紳們出關，至歡喜嶺上的威遠臺!"遇見攝政王，請求清軍立即來援。多爾袞諭以“汝等愿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子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渝大小居民，勿得驚慌。”[2繼之又對吳三桂道:“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3)說完，讓吳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隨即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布好陣勢后，即向大順軍陣地發動猛烈沖擊。大順軍雖然奮勇迎敵。無奈清兵以逸對勞，而且在數量上也占了很大的優勢14)，故不久便敗下陣來。清軍乘勝追擊，大順軍大敗，兵員器械損失慘重，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只好連夜撤退。他們行經永平范家莊時，把吳襄處斬。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吳三桂本人卻在山海關戰役結束這一天，被清攝政王承制封為平西王。這樣，由于吳三桂的背信棄義，大順軍終于被滿漢地主階級聯軍擊敗。從此明末農民戰爭由盛轉衰，進入了以抗清為主的新時期。

山海關戰役是順、清之間關鍵性的一戰，它決定著究竟是大順朝還是清王朝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大順軍的失敗，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在一片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輕敵的思想，對于隨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現的滿洲貴族的武裝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計。這首先表現在，大順軍渡河東征時調集的兵員不夠。

[1]威遠臺遺址尚在，稱作“威述玻”，距山海關城極近，大約不過二三里。威遠臺建造在歡

喜嶺上，所謂歡喜嶺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條小丘陵。當地人士說，明時官軍送自遼東，行至誼嶺則關門近在跟前，心中歡喜，故名。[2]康熙八年《山海關志》春五,《政事志·興警》

[4]李檸以當事人的身份說:“以臣所見，期兵似倍于漁藏。”(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交[3]《清世祖實錄》卷四。

料》上編，卷五八)加上關三桂的軍隊雙方共力懸珠更大。

283

當時，大順軍兵力總數在百萬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區后派駐各地的軍隊教量過多，占領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后，又在各戰略要地分別駐軍，使兵力進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用于對付吳三桂等部的明朝官軍雖然勝任有余，但要同強大的滿洲貴族軍隊決一雄雌，就顯得力量不夠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吳三桂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關鎮守的，只是剛剛投降過來的明將唐通所部八千人，沒有派出農民軍大將率領重兵協防。派到山海關地區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關防御使張若麒，都是大順軍進京以后從明朝官僚中選拔的。這也反映了大順政權領導集團對遼東軍事形勢可能出現的新情況估計得很不夠。按情理分析，從萬歷末年以來，遼東軍事沖突連綿不斷，特別是崇禎年間清兵幾次攻人畿輔地區。造成朝野震驚的局面。要說李自成等人對此一無所知或漠然視之，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在他們心目中明、清之戰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沒有同清方交惡，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過日子。因此，他們頭腦中的遼東問題只是吳三桂等人統率的關寧邊兵，吳三桂投降之后東北方面的問題就已經基本解決，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貴族被置之于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關地區部署了重兵。

吳三桂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勢必大大減少，即便叛變也不可能輕易地奪得關門重鎮。這種麻痹輕敵不能不說是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重大錯誤

清廷方面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從皇太極到多爾袞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視著中原地區階級斗爭的演變，并隨時根據獲得的情報而決定自己的對策。到大順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京進軍之時，清廷已經認準農民軍是自己的真正對手，緊張地籌劃出兵干涉了。順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攝政諸王啟》里明確指出;

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柳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

284

第十二程 明王的履仁和山海美之所

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1]

到了大順軍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極短的時間里幾乎空國而來，“前后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因為多爾袞等人深知，“成敗之判，在此一舉”[21。

一方是對迫在眉睫的危險視若無睹，一方是處心積慮以求一逞。在這種情況下，前者的慘敗和后者的大獲全勝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農民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用鮮血寫下的教訓，直到現在仍然值得記取。

第四節 大順軍的放棄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帶著敗軍回到北京。此時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固守北京等待援軍的到來呢?還是趁清軍圍城以前主動放棄北京?剛回京時，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關廂民房和羊馬墻[3)說明他曾一度考慮過固守北京，但只過了兩天，李自成卻毅然決定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后立即向西撤退。作出這樣的決策是痛苦的然而卻是正確的。當時大順軍在距北京不遠的地方雖然有不少駐軍，但不可能組織起一支足以擋住清軍(包括已經投降清方的吳三桂部)的武裝。其他軍隊則因分駐在西北各省和湖北、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內無法調來。在外有跟蹤而來的強敵，內有仇視農民革命的殘余反動勢力的情況下，李自成以新敗之余據守孤城，后果是不

[1]繆荃孫:《云自在龕筆記》。

[2]《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基五八。

[3]楊士聰:《甲申祛真略》記，四月二十七日，“驅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門外、毀搬溢河諸

房及城外四面羊馬墻，云:"向攻城時借此墻速蔽炮箭，大得其力。感東兵塊城，故通去之。””下文又說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馬墻，“余脫身而走。”這證明山海關戰段后。李自成確曾打算國守北京。

285

待龜卜的。大順軍領導人有鑒于此，終于決定了主動放棄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即位典禮，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禮、六政府各須救書一道”。典禮草草結束后，即“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121，同時放火焚毀了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開始撤離北京。“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13，一些投順了大順政權的明廷官員也雜在隊伍里一同逃難。在大順軍遭到嚴重挫折，而敵方以明太子為標榜的情況下，仍然出現這種場面，說明大順政權在京師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撤退之前還要正式舉行即位典禮完全是從政治上考慮。北京自元代以來就長期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在人們心目中設在北京的朝廷擁有正統地位。李自成之所以在軍情旁午之際，仍然要在這里舉行一次即位典禮，頒詔天下，其用意即在于向全國宣布:大順政權在推翻朱明王朝之后，業已成為全國唯一合法的政權，北京是大順朝定鼎的地方，盡管由于軍事上的失利而暫時放棄，但遲早是要回來的。

四月三十日晚，清軍進抵薊縣，得到了大順軍已撤離北京的消息，多爾袞即命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人統率精銳急速追擊，自己則帶領一部分軍隊趕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爾袞到達北京。當時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并不知道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紛紛傳說吳三桂打敗了李闖，奪回了明太子朱慈娘，將奉太子來京即位。于是一群官僚便聚集東郊迎接，內官們也準備了鹵簿法駕。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傲然而來的卻是胡服辮發的清朝攝政王，轉眼之間滿洲白旗兵已經布滿城垣。許多人不勝錯愕，惶遂而退。一部分鮮廉寡恥的官僚則將錯就錯，竟把多爾袞迎接進宮，居之于火

[1]楊士聰:《甲申植真略》，控傳統規矩都是由皇帝頌語天下宣告即位，詔書的后面一般都附

有大做等忍款。大順政權卻分別由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各發教書一道，這些文獻沒有保存下來。

[2]李天根:《講火錄》卷三所引塘報，[3]聾進人:《通變紀略》。

286

第十二章 明王明的覆仁和山天之

后僅存的武英殿。

五月三日，大順軍退至保定，“雖鉦鼓喧闐，而騎無行列，弧折害殘，人盡阻饑。””但農民軍仍嚴守紀律，““掏珠易飪”21，用財物向當地百姓購買食品。為了阻滯追兵，擔任殿后的部隊把“大內錦綺纏掛樹上，鑄金為飯甗拋置道右，啖追騎以可欲，少緩須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3)五月初八日，清兵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追上大順軍。蘄侯谷英麾兵還戰，雙方戰于城東。大順軍饑疲交困，士氣不揚，被清軍擊敗，谷英不幸犧牲141。大順軍繼續南撤，又與清軍戰于真定，再次失利15，遂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關6。追擊的清軍也因“馬困人疲，不能遠逐”(7)，又需要鞏固對京師和畿輔地區的占領，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81

清軍是在為崇禎帝復仇、“吊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鎮壓農民軍的。為了在漢族地區站穩腳跟，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采取了一些籠絡漢族官紳地主的措施。進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9由于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都投降過大順政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擔心吳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后，會把自己視作“從逆偽官”。清廷有鑒于此，“大張榜示，與諸朝

[1]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熙》[2]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志烈》[3]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4]《清世祖實錄》卷五記:五月初八日“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追擊流寇于慶都縣，大獲其

稻重。”另參看康熙十七年《慶都縣志》春三,《歷代政績》;《國椎》春一○一。按,《國榷》記雙方作戰地點為定州北十里清水銷，據清實錄和《慶都縣志》，這一戰役是在望都縣境進行的，又《國雄》記大順軍有“大帥三人”被清軍伴虜，恐不可靠。

[5]《清世祖實錄》卷五記:“國山額真譚泰、準曙、護軍統領德爾得赫、哈寧嘴等率前鋒兵道

至真定，又破之。越楚輻重，倉業敗走。” 另參見《清史列傳》卷四，譚泰、準塔、哈寧嚆傳。

[6]邊大經:《虎口余生記》。

[7]《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科》上編，卷五八。[8]《清世祖實錄》卷五:9]《清世祖實錄》感四:

287

神落漆前和”1”只要歸順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同時明確究布，凡聞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12。這些保護漢族官保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能受農民軍鐵拳打擊的明朝官紳地主，無不彈冠相慶，“放朝野一時耀然服從，如大早之得時雨也”13。"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

冠蓋如云矣!””完全是一派全面復辟的景象。

[1]聾道人:《燕都志變》(即《遇變紀略》)。

舊。"

[2]《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七五頁，引順治元年諭曾云:“前朝勛威旸田、己業，俱各照

[3]《燕都志變》[4]《燕都志變》。

288

下。較早發生的叛亂往往以為崇禎帝發喪，恢復明朝年號，甚至拍出明朝宗室相號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助鐓為“濟王”!1;大同總兵姜壤也以明棗強王朱鼎珊“續先帝之祀”12)。等到他們弄明白了大順軍是敗在清兵之手時，就差不多全部歸順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東、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紳地主，則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搖擺。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廷，在很短的時間里便能在黃河流域站住腳并且進而推行征服全國的事業，其最主要的因索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漢族地主，特別是這個階級中最有權勢的階層--官紳地主的支持。

在這些叛亂當中，對農民革命事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竊據了大順政權重要職務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撫宋權在李自成進京時拜表投降，被任命為大順政權遵化節度使[3)。他發動叛亂時，大順軍守將黃錠還被蒙在鼓里，仍用對上司的禮節對待他，給果倉猝遇害，鎮守軍隊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縣令等下屬文官也被一網打盡。又如李自成在晉北重鎮大同留了上萬名重兵、由制將軍張天琳負責鎮守，由于沒有解除明朝投降總

[1]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一○。《紀事》載，當地鄉紳盧世深信灘、趙繼鼎、翟先貞等發

動叛亂時，“水得王孫朱帥獄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載，以朱帥微名義發布的橫文申有:“聞吾君猶存六尺之孤，況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復之不遠，識中興之有期。”可見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復明朝和號召的。朱帥锨(按:有的書寫作朱帥做，有的寫作來帥嫩，此據順治元年朱帥世本人給清延的啟本)原為明慶藩宗室，崇橫年間換授為北直隸香河知縣。他的濟王稱號是冒牌的。《德州志》諱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縣志》卷七,《秩官志》記載:“朱帥鋤，官室換授，陜西寧夏人。……值李闖犯解，進率健卒至山東德州，為州人共推立為濟王。”第一檔案館還藏有“山東濟王府兵都主事臣張呂韜”在順治北年七月給清廷的奏本。

[2]《清世祖實錄》卷五戴大網總兵姜滾啟本中說，他“恐無生生亂”，故立棗強王朱鼎謝。

被清福政王多爾襄斥之為“大不合理”[3]《甲申傳信錄》卷首原序。

[4]宋犖:《記文康公遵化平偽始末》，見光緒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紀事中》。按:宋犖是宋權的兒子，文康公即宋權。宋學在這篇文章里，竭力掩蓋他父親曾經投降過大順政權。可是在敘迷經過情形時又一再露出馬聊，如說大順軍守將黃錠見宋權時“向上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吳偉亞在《綏寇紀略》卷九中記遵化事變即取材于這篇文章。

292

不免有所奇張，但表達了大順政權領導人有整兵渡河、同清軍再決雌維的意向。行牌中宣布以田見秀、高一功、趙光遠(原為明朝漢中總兵)統兵三十萬為先鋒，也值得注意。他們在大順軍進軍北京時分別留守西安、綏德和漢中，養防游銳，兵馬齊整，計劃中讓他們打頭陣，安排也是合理的。大聯股權還加緊了反攻的其他準備工作，如籌集軍用物資，在平陽屬各縣“派征鋼、布、翎毛”等物[;在山西澤州、潞安(今晉城、長泊地區)“打造盛甲”12:在河南懷慶地區也積極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3。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待郎金之俊在順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說:“臣接易州道塘報，流賊尚在太原，日事招練。又詢之真定副將王爆云，偽將馬總兵(當即大順軍大將馬重禧)徑倚固關以蔽我。且連日據守門官軍盤獲流賊奸細，供稱來京探信，實繁有徒。可見逆闖包藏禍心，固未嘗一刻忘東向者。”[4七月間，大順軍還曾派出部隊東出固關，一度占領了河北井陘縣城151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權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談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說:“然道路傳聞，闖賊盤據晉中，以多寇守紫荊、倒馬、井陘等關，似賊不甘心于(虜)而與為難者。”【6]九月間，高一功部也曾經一度由陜北攻人山西。然而，這些措施畢竟屬于準備工作和局部行動，大規模的反攻始終沒有成為事實。我們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時遇到了哪些困難。從一些跡象來看，內部的不穩定是個重要的原因。不穩定的因素包括:

一、當時在西北地區的明朝投降將領還掌握著部分兵權。清王朝則利用各種社會聯系對他們廣為招徠，而他們的態度或是曖昧難明，或是躍躍欲試;

[1]康熙十一年《垣曲縣志》卷十二,《兵亂》;雍正《臨汾縣志》卷五。《兵氟》。[2]順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粥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3]順治北年七月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4]金之傻:《賊謀甚狡疏》，見《息齋集》,《佐樞疏草》。

[5]《明末農民起又史料》第四七四頁,《直隸真順廣大巡按監察御史衛周胤褐帖》。[6]左感第:《蘿石山房文鈔》卷一,《辭闊效言疏》

296

激化之勢。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全力對敵就不大可能了。

最行，我們還要著重指出一點，即從一六四四年六月李自報返回陜西到下一年正月放棄西安，經過了半年的時間，大順政權當時管轉的地方還相當廣間，處理著好幾個省的政治、經濟、軍事日常事務。從現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說明，大順政權在西安期間不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第上也作了相定的調整。如在財政政策上就作了重大的改變，停止了追難助響，改而實行按土地數字征收賦稅的政策。上文說過，李自成在北京時就感到大規模地追姓助響對大顧政權的穩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親自出面干預，把拘所在營中追贓的明朝官僚全部釋放。然而，當時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對明廷官員的追贓助餉，其他地方則仍在繼續進行。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追贓助餉的原因固然比較多，但主要原因還是避免對官紳地主打擊過分而不利于后方的穩定。

追勝助響一經停止，各地政權便失去了財源，勢必要用其他方式來代替。我們至今還不清楚大順朝廷是否規定了統一的征稅制度，但從各地的零星材料來看，從一六四四年六、七月起，許多地方確實開始了征收賦稅。如順治元年七月，清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中談到，大順政權在他家鄉河南輝縣，“每地一畝派銀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畝征解閶布，花缺布貴，敲樸就斃，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鄉此鳥最少，乃至死鴟一只，費銀十兩有余。又派打造盔甲。” [2]曾任明朝兵部尚書、投降大順政權不久又降清的張縉彥也說:“雕翎、魚膠，盡派窮民;鋼鐵、牛角，

[1]順治四年七月清陜西通撫黃爾性題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這個題本中說到，大順政權中舒湛令陳尚新在“李賊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筆臟眼五百兩“侵扣入

本，赤藏第一檔堂館。

己”。同一內容又見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別部尚書吳達海等《為貪婪偽官置藏偽印事》題

[2]瑤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298

這時，北路阿濟格帶領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過黃河，進入陜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將領圍攻榆林，自己則統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軍占領米脂、慘無人道地將李自成故里李家貼和李繼遷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接著，便向西安推進。李自成在兩路清兵夾攻的形勢下，看到陜西的陷落已成定局，被迫帶著主力撤回西安。正月十二日，鎮守潼關的大順軍將領巫山伯馬世耀以所部七千余人偽降，清軍占領潼關。當晚，馬世耀派使者送密信給李自成，被伏路清兵截獲。次日，多鐸假說打獵，在潼關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口埋伏軍隊，旋又聲言舉行宴會，把馬世耀所部軍隊的馬匹器械全部解除。然后一聲號令，伏兵四起，七千多名大順軍將士統統被殺12)

潼關戰役是大順軍保衛西北地區的一次決定性戰役，經過十三天的激戰，因力量不敵以失敗告終。李自成知道守住陜西已無望，就在撤回西安的當天(正月十三日)決定放棄西安，取道藍田、商洛地區向河南轉移。這個決策是非常倉促的，因為估計潼關失守后多鐸所統大軍將很快進攻西安。當時，大順軍李過、高一功部還據守著榆林、延安;寧夏、甘肅、西寧也都還有駐軍。但是李自成考慮到在多鐸、阿濟格兩路重兵

[1]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志》卷一口,《秋事志》附《拾遺》,《李自成族裔考》。據這篇文

章記載，當清兵圍到的時候，有一位婦女將帶幼子，歸寧于榆林所屬的葉家站，幸免于難。此子遂冒姓葉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從惡巖上跳下得脫，遍體鱗傷，人呼之為李沒皮。此外全被清軍殺光。《清世祖實錄》卷八，記順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田山額真葉臣自軍中奏報:“偽定西侯唐通敗降后，我軍復攻破流賊原籍來脂縣，殲其親族，握其墳墓，棄其然骨。值得流寇黨羽俱經星散，以聞。”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從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沒有清軍攻破陜西來脂縣事，當時葉臣所部清軍也沒有進入陜西。《清實錄》的這條記載可能有誤。

[2]潼關戰般的經過，見《清世祖實錄》卷十四所載豫親王多鋒順治二年二月奏報和康熙

二十四年《潼關志》卷下，《兵略第八》《綏寇紀略》卷九記，“二月，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大敗，潼關破，世耀死。”《欽定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也依樣畫葫蘆，大書“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敗死，潼關破。”時日和戰況無一不錯。看來清朝明史館的編基人員，連本朝的實錄和檔案也未能寓日，僅拾他人牙慧教材成篇，疏漏荒誕乃至于此。

304

2022-12-08 19: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