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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文士，蔑視官場，鄙視權貴。朝廷屢次征召而不起，終身游離于政權之外。他們以詩文廣交天下名士，似給人招聲揚名之嫌，我們不排斥文人輕利好名的天性，不過他們的言行、交往，更多地是發自自身的愛好，而不受什么方式的拘羈。他們總是自由的，自由也正是他們隱居山林所企望的精神境界。

明末清初，那是一個野蠻與文明搏斗的時代。

既有勝利者，也沒有勝利者。野蠻以血洗劫了大地，獲得了時空。文明卻創造了一個新文化時代。野蠻征服了腐敗、軟弱，卻未能征服一個民族自尊自強的靈魂，相反倒做了漢族文明的被征服者。

至今，人們還不會忘記那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薙發令。當女真貴族吼出這句得意的令他們發狂大笑的野話時，滿以為一夜之間，漢族人的頭發會削去半邊天，一夜之間漢民會乖乖地成為他們的奴仆。他們萬不會想到漢族人為了保住那幾根頭發，竟肯不要腦袋，竟會因之卷起反薙發的民族狂潮，竟使數月之間就可踏平北京的八旗鐵騎，屢遭重創,竟使他們付出了預料不到的慘重代價，使得他們征服的日程竟拖延了近 40 年。

這是兩個民族決斗的 40 年，是民族征服與反征服的40年。清初前期隱逸文化所進發出來的那種浩然、剛烈之氣，正是這 40 年腥風血雨灌溉的。人們不會忘記“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那悲慘的一幕幕:大地凝紫，嬰啼鬼嚎，尸塞長江。隱逸文化同那前赴后繼的壯士，一同表現了那個特定時代自尊自強、抗爭不息的民族精神。

這一精神是包括女真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自豪，就連《清史稿》撰修官也不顧忌諱，憤筆直書道:“天命既定，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人山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迄于國亡已數十年，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變。何其壯哉!”(《清史稿·遺逸傳》)

一身不事二朝的遺民自伯夷、叔齊以來，連綿不絕，惟清初人數最多，氣勢最大，最為典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與民族的自尊自強意志交匯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無比強大的群體意志、群體精神力量。

清統治者像征服這塊富饒的土地一樣，絞盡腦汁想方設法要征服這批遺民，征服這群避身于深山大澤的隱士。然而皇帝的御筆詔書，高官厚祿的引誘，豐厚的物質賞賜，多無濟于事。直至聰明的康熙皇帝,見漢族中真正有才華的大學者對清王朝的科考不屑一顧，便想出了“博學鴻詞科”的新招術。皇帝親自主持考試，考中者便成了皇帝的弟子，地位不在一般進士之下。這是皇帝特地施賜于遺民文人的殊恩。設計者自以為得意，然詔書屢下，應詔者寥寥無幾。

這樣的遺民逸士，在清初的數十年里，比比皆是，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魏禧、李孔昭、李清、閻爾梅、錢澄之、梁以樟、莊元辰、李長祥、沈光文、劉永錫、徐枋、顧柔謙、傅山、汪風、費密、郭都賢等。

這是一個文人救國、學術救國的時代。救國失敗了，一個時代的學術經過這批遺民的潛心著述卻獲得了成功。清代的漢學正是經他們的手而建立起來的。清代的心學也在他們及其弟子手上換了別一種面貌。其文化功績永不可沒。

清初后期，隨著這一代人的相繼謝世，隨著清政權的鞏固，復明的愿望破滅了，一切都成為過去，一切都適應了現實。隱逸文化又進人其平緩流程。

清代對文人的籠絡比明代還要厲害，一是科考取士的辦法更純熟、完備。文人不走這一進身之階，在世上就直不起腰桿兒，就會成為被人瞧不起的多余人。無論你有什么本事，在進士眼里總是矮半截。于是對于科考，人們趨之若鶩。“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選舉志》)吳敬梓是蔑視科舉的，卻讓他的兒子用心考上去，中舉人，中進士。他所贊賞的上上人物虞育德就是進士出身。在他們的內心世界里，總留著科考的位置。科考對隱逸文化的影響與明代大體相同。

文人不做官，還可以搞第二職業--學術。寂靜的山林，清新的氣息，秀麗的自然風光，對于學術研究來說，得天獨厚。文人有這樣的自由，雖不做官，精神反倒更充實，更快活。

然而，文人僅剩的這條路，到清代也被朝廷霸為公有了。皇帝把文人的心理摸透了，文人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個小圈圈:舞文弄墨，做官、著書授徒。于是他們想出許多辦法。給文人找了許多活干:著史整理古籍、編輯大典。朝廷把天下的學者召集起來搞學問、可搞大工程、大項目，出流芳百世的大經典，況且學人們在一起，又能互相切磋、交流。皇上出錢把這批文人養起來，給他們官職和優厚的俸祿。文人想做的事，朝廷都為你設置好了，一切都想得那么周到，安排得那么舒適，不怕你不上鉤。僅編一套《四庫全書》征集的有才之士竟多達一千多人。能被征聘者引以為榮，所以清代的大學者特別是乾隆后的大學者都是官方人士，與漢代的古文經學、宋代儒學多為族中名士或大隱士已是同工異曲了。

清代中葉的隱士像明代一樣，有不少是居住鬧市的“市隱”或“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式的“心隱”。這是明代心學和禪宗轉生于清代而結下的果子。但它已不是清代文化的主流。力求恢復原儒面貌具有求實精神的樸學的興起，使得清代隱逸文化中的道德色彩與社會關懷的因素多了起來。也正因此，隱逸文化的衰落已達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圓圓的日頭經過一天的奔波，疲憊地躺下了，躺了。

在了大山的后面，收起了她那殘紅的余輝，夜幕降臨

中國的隱逸文化走完了數千年坎坷而漫長的路程之后，也悄悄地去了，消失在了漫漫的夜幕里。

身濱十死不言危

政治風云，像大漠六月的天，孩子的臉，變幻莫測。當明朝內戰打得火熱的時候，女真人與農民軍兩把刀，已經架在皇帝的脖子上。

先是李闖王，真地闖人皇宮，崇禎“身掛東南枝”，以一根繩子結束了明朝。繼而，吳三桂“沖冠一怒”，打開國門，于是努爾哈赤子孫們的鐵騎以迅雷之勢，踏平了半個中國。

國家危殆!明朝危殆!人民在死亡、流血!

熱血男兒按捺不住，紛紛揭竿而起。在浙江，明朝舊員熊汝霖、孫嘉績相繼率眾起義，“以一旅之師劃江而守”。黃宗羲與兩個弟弟，“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與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神道碑文》)。當此之時，將士斗志高昂，“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魯紀年》卷上)。被魯王任命為監察御史的黃宗羲，也雄心勃勃，志在復國。

然而，擁有重兵的鎮東侯方國安、武寧侯王之仁，擁兵自專，魯王難制，況宗羲一介書生乎?方、王二帥意在自守，不肯揮師北上。當是時，首舉抗清義旗的孫嘉績、熊汝霖，屢遭排擠，弄得既無兵權，又無糧餉。孫嘉績感黃宗羲義氣，又倚重其才略，遂毅然將“營卒”盡付于宗羲，宗羲又與王之仁的兒子王正中合軍，得 3000 人，宗羲率之，揮師北上，“由海道人太湖”，又“招吳中豪杰”(《清史稿·黃宗羲傳》),“百日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神道碑文》)，直

達乍浦。這次進軍，計劃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內應，水陸并進。

然而，清兵防備甚嚴，陸軍被清兵圍堵，不能前行，孤立無援的水軍已潰敗，于是全軍敗還。

黃宗羲自感無顏見江東父老，率殘兵 500 人，“歸人四明山”，欲“結寨自固”，而后“徐為航海之計”(《行朝錄·四明山寨紀》)。部隊駐扎杖錫寺，宗羲微服出訪，臨行告誡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聽，與山民結隙，遂被山民舉火，焚毀山寨，全軍盡沒。

宗羲悲恨交集，幾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無其立身之地，而清兵逮捕的檄文，張貼四方，為逃避清兵追捕，黃宗羲攜帶子弟逃往剡中，躲進深山，邊精研歷算，邊等待時機。

當黃宗羲在山中研究歷算的時候，魯王在閩中攻城掠地，節節勝利，打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局面，先后復三府-州，共 27 個縣，后來雖又被清兵奪去，但東南明朝勢力畢竟振作了起來，魯王召定西侯張名振返身奪回浙江建跳。黃宗羲聞訊，精神為之一振，遂連夜前往，魯王晉升他為左副都御史。

然而，在那烽煙四起、時局飄蕩的歲月，軍人主政，悍帥一言九鼎，文職不過是傀儡，何況像黃宗羲這樣曾失兵的敗將，又能做些什么?

人最怕無所事事，胸懷大志、一腔熱血的黃宗羲，空耗歲月，其焦急、憂憤、痛苦之情，何語能道!何言能述!

他無法打發那無聊的時光，只得“日與吳鐘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清史稿·黃宗羲傳》)。且莫將此等閑看，那不是在游山玩水，不是在觀賞湖光山色，不是津津樂道古人話語，宗羲自己凄然寫道:

觴余于鯨背之上，落日狂濤，凄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

--《思舊錄》

“落日狂濤”，寓意何其深，“古今興亡”感慨何其多。“凄然相對”，有心靈犀，無語自悲，那是心靈在哭泣。

當此無用之時，宗羲思念老母，自己只身在外，拋母親于家中，況且清廷又“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相逼。母親危在旦夕，宗羲日日心焦，既然在此無所事事，不如歸去盡孝，于是他“陳情監國，得請，間行歸家”(《神道碑文》)。

然而宗羲并未忘懷抗清大業，仍不懈地進行著秘密的斗爭，“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費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豈能奈我何?”此首《山居雜詠》正是他此時此地內心世界的自我寫照。直到順治十年，魯王去監國號，“海氛漸息，無復所望"，他才“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清史稿·黃宗羲傳》)，將全部精力用于論道、治學。

黃宗羲是位典型的遺民，清代的伯夷、叔齊，我們從他百折不撓的斗爭中，從那“身濱十死不言危”的堅強意志中，感受到了一種“威武不能屈”、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

持子陵之風節

黃宗羲沒能實現“復明”的政治理想，于是像孔子一樣，退下來治學，遂成就了一代大學問。

黃宗羲做事，十分投入，苦學力行，實屬罕見。少年時代“入京訴冤”如此，自京返鄉“肆力于學”也如此。

他讀書，不讀則已，一旦用心于此，便欲讀盡天下善書，家中藏書讀完了不過癮，就四處乞書。浙江余姚，向有書海之地的美名，藏書樓甚多，他依次討去，不肯放過一家。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堂黃氏、絳云樓錢氏，他都一一討來，手抄后，如期奉還。為此，他專門開出一片地，興土動工，建起了一棟抄書樓，名曰“續抄堂”。嗜書苦讀，到這個分上，學問的回報，自當與眾不同。

黃宗羲早年是劉宗周的弟子，早在崇禎末年就小有名氣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使他對人生體驗，對社會、政治的體認，清醒、深刻多了。學問也日漸精深博大。故而，一回到家中，“四方請業之士漸至”(《清史稿·黃宗羲傳》)。

既然教學授徒，就要教出個樣子來。他首先將 20年前老師劉宗周創辦的“證人書院”恢復起來，重新開始講學活動。

黃宗羲治學有三條原則:其一，講根基，主張“以六經為根基”，反對束書游談。其二，重博覽，強調融會貫通。其三，強調經世致用，厭棄迂腐之學。自晚明以來，束書而談的風氣興了近百年，黃宗羲力倡“實學”，且有自己的真學問推行之，遂風靡天下。“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神道碑文》)

黃宗羲學問博大精深，“著作盈車”。《清史稿》稱:“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涉及經學、子學、史學、歷學、文學等廣泛領域，且一經其涉足，便多有發現、開拓。其治學的總精神一言以蔽之;總結明亡教訓，恢復原儒精神，為中華民族尋找一條出路。最能體現他的這一構思的就是那部《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以“三代之治”為楷模，其著述總旨為:使天下為“家”變為天下為“公”。他認為，封建社會一切腐敗現象的總根源，在于“家天下”的體制，從而使得國君“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原君》)。君權未到手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一旦大權在握，便肆無忌憚,"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君》)

何以變“家天下”為“天下百姓的天下”?黃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張。君臣關系，不是上下關系，臣僚不是皇帝的“宦官、宮妾”，而是皇帝的師友、同事。君臣治國，猶如共拽一棵大樹，同是拽樹之人。何以共治?黃宗羲提出了“學校制”。“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學校》)處理政務，選拔人才，評判是非，制定法律，不可以皇帝的金口玉言為準，而由學校公議。學校制，頗似后來西方的議會制。且比西方早了近一百年。

黃宗羲的這些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革命性質，可以看得出字里行間還散發著戰場的火藥味。那是來自他亡國間的親身經歷，來自他長達十年抗清斗爭的體驗，來自于他對明代因何而亡的反思。這種反思有著鮮明的時代性，許多真知灼見不是任何時代學者都能提出來的，我們仿佛感受到，在他那思想的大海里，總是漂浮著商船的桅桿，顯示出新工商業者對政治的渴求，大概也正因此，《明夷待訪錄》更具有近代的性質。

顧炎武讀后，為之震驚:“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顧寧人書》)梁啟超也從中得益非淺，極贊此書“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興奮擱”。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而最早而最深。”遂“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清代學術概論》)

這的確是一部近代啟蒙之作，不單單在政治方面，同時也是隱逸文化走人現代的一個符號。

如果以君臣共治取代封建專制，為臣的不再是伴君如伴虎，猶如同學、朋友推心置腹，盡情而談，無所忌諱;如果官職大小不由皇帝一人定，而是由百姓、由學校公眾推舉，有本事自己做出業績，無須爭名奪利，勾心斗角……那么文人為了保持那獨立人格，獲得精神自由，又何必再逃入深山老林，忍受饑困之苦，經受酷暑嚴寒，消磨那孤單寂寞的時光呢!

隱逸文化說到底，不過是文人對自我意識的尊重，不過是尋求一種人格的獨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潔，不愿做政治的奴隸，權勢的奴仆，不愿為名利所累，為了掙脫名韁利鎖，在政治之外所做的一種人生選擇。

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學校參與，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競技場，提供了文人與政治的結合部，從而使游離于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們用武的自由天地，因此可以說隱逸文化在理論上，自《明夷待訪錄》起已開始邁入近代時區。

然而理論歸理論，行不通的理論到頭來不過是一堆被遺棄的廢紙。中國的歷史不會因為幾個書生做出了天真的想象，就像變戲法一樣，突然間改變自己的面貌。政治制度尤其頑固，比經濟體制、生產方式頑固得多，有惰性得多。戰爭不過是幾個小丑在它設計的舞臺上舞槍弄棒，撲打廝斗，像在如來佛的掌心里翻幾個跟頭而已。幾個異想天開地舞文弄墨的文人，像大海中的小魚，怎能翻得了船?

就像大自然有陰必有陽一樣，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成雙成對的。教書和寫書就是這樣的一對，相互推促的一對。黃宗羲的許多著作都是在講學過程中寫出來的，這些著作直到今天我們還很熟悉。如《明文案》、《明儒學案》、《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及后來的《明文海》、《明文授讀》等。其學術價值，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人多希望出名，但也怕出名。不管是出好名，還是壞名，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苦惱乃至痛苦。在抗清的歲月，黃宗羲成了被捉拿的要犯，四處奔命。如今又以學問出了大名，與孫奇逢、李颙并稱為當世三大懦，成為遺民文人的代表。于是清政府又極力地拉攏他，多次想以顯赫的地位誘他人朝。

就在《明夷待訪錄》完稿的第二年，學士葉方藹舉薦他，被婉言謝絕了。康熙十七年，“詔征博學鴻儒，掌院長學士葉方藹，寓以詩，敦促就道，再辭以免”(《清史稿·黃宗羲傳》)。他的弟子陳錫暇深知老師的為人，對葉方藹說:別再使先生為難了，弄不好會促使他像謝枋得那樣自盡的。過了不久，“方藹奉詔，同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將征之，備顧問”(《清史稿·黃宗羲傳》。他礙于私人面子，禮貌地給徐元文回了封信，信中言道:

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自比伯夷、叔齊，毫無商量余地，舉薦之人也只好作罷。

有司知他不會來，只得令浙江督撫“抄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中，徐乾學將此事詳奏皇上，說他年老不能來。皇上心中悵然，以為這位大學者只是不肯做官，想了想，說道:“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既欲歸，當遣官送之。”乾學將信奉上，說明其絕無來意。皇上聽了嘆息不止，為失去這樣的人才，深感惋惜。

作為一個文人，黃宗羲早在少年時就享有盛名，然自清王朝建立后的 50 年間，清廷屢征，他屢辭，至死未人清廷一步，科考不去，征召不至，布衣終身，表現出安貧樂道的隱士情懷，崇高的民族氣節，可謂清代遺民的代表。其品德氣節，不失為那個時代的伯夷、叔齊，而學術思想又超而上之。在他身上幾乎凝聚著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所有隱逸文化的光點，并初步展示出了近代隱逸文化的新走向。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天空上一顆文化巨星隕落了，一個精神的光點眨眨眼、晃了晃，離開了它久居的星座，飛似地離去了。它雖然在有形的空間消失了，卻嵌人那無形的記憶世界，成為一個永不消失的光源。

黃宗羲在死的剎那，同樣是不尋常的，不尋常的

思想總是伴隨著不尋常的行為。

他在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夕，早已營造好了自己的墳慕，那是一個既平常又極不平常的墳。墓底中央，放置一張石床，床上不放棺槨。對于這個獨特的安置，他的再傳弟子全祖望作了如下的解釋:蓋自以遭家國之變，期于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臨終前，他還立下遺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紙幡、紙錢之類，一概不用。

他不相信鬼神，更不愿落俗，他別出心裁讓人在墳前樹立兩條望柱，柱上書寫著一副對聯: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

不事王侯、變名隱居、耕釣于富春山的嚴光，屢征不起，朝廷有大事便“就喜咨訪”的虞仲寧，就是他一生的楷模，一生的自畫像。

2022-12-16 23: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