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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軍興篇

宣統三年四月十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室頒鐵路國有化詔書。四月二十二（五月二十日），詔準四國銀行團”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五月二十一（六月十七日），川漢股東成立”保路同志會”。七月初九（九月一日），川路股東大會議決：全蜀抗糧抗捐。七月十五（九月七日），北，川督趙季和(爾豐)單方面解散省咨議局，劫持保路同志會代表蒲殿俊、羅綸諸人。蜀父老哭于督衙，巡防營護主，屠成都，街市一空。城閉，偵騎四出。同志會匿者削木為紙，瀝血為墨，投諸錦江，告變各郡。七月十七（九月九日），北廷電令取締保路同志會，著趙督”切實彈壓”，君臣之義盡矣。諸郡紳糧抗旨，興保路同志軍，官軍擁孤城，電線驛運皆絕。七月二十（九月十二日），端午橋(方)奉朝命統鄂軍勁銳入蜀，旋為部將蜀紳誅于資州，而漢上空矣。八月初四（九月二十五日），榮縣獨立，全蜀大震。彭、眉、溫、崇、簡、嘉，敘次第相應，府縣命官棄印走避。民軍會于下渡口，官軍敗績。

初(光緒二十二年)，北廷特設鐵路總公司，以盛杏蓀為督辦鐵路大臣，借債興路，無與民間事。光緒二十九年，川督錫良上書，請以租股代外債，稍挽利權外溢之勢，士論景從，以為謀國之忠。越明年，張文襄從王先謙議，收回粵漢鐵路筑路權。借經濟民族主義勃興之勢，鐵路華款商辦蔚然成風，與國會請愿同為士紳政治覺醒首期表現，成效最著者，莫如湯壽潛滬杭鐵路，此亦蘇浙經濟成熟、士紳壯大之顯例。不幸內地各省，無此條件。粵川兩路，空賬累累，勢成不了之局。宣統二年，徐菊人去位，盛氏復主郵傳部，重談鐵路國有，商股補償規劃，不出官商宮市傳統，”半尺紅梢一丈綾”耳。尤犯蜀紳之怒者，蜀款僅折粵款六成。小道流言，蓋畏粵東黨人刁民之眾而謂蜀人馴善易與也。蜀地素號富實，民風保守不與立憲革命，竟有孤注先發之雄，殆為此耳。

杏蓀素有巧宦之名，亦官亦商。生財妙道，首在借官勢逐退競爭對手如徐潤等；轉嫁自身虧累于國庫，如法越之役招商局案；銜天憲勒逼民間投資者，如保路事。歷事三朝，周旋兩相，一日無官，惶惶如也。凡彼經營，無不公私皆貧而官獨富。此輩享一日之榮，民間資本一日無望，尚有許以近世布爾喬亞先驅者，豈不謬哉！辛亥之變，機關算盡，反誤卿卿，身負南北通緝，名列君民罪魁，正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曾無絲毫之枉。可嘆者，前車已覆，來者方多，其道尚有綿延之勢。

蜀議紳進退之度，付諸公論，而后集會，而后抗稅，而后請愿，而后乞于民眾，非經誅戮，決不以力相報，深合立憲之道，雖長期國會三級會議，蔑以復加。北廷稍有對話誠意，必有雙贏之美，皇統之福也。不幸彼之舉措，自始不外勒兵待變。去王人文，用趙季和，以科舉儒臣畏清議念桑梓，斷難以雷霆手段大張天威，豈如漢軍旗人本我家奴，絕無外心，征康屠藏，不避喋血也。廟算定于是，天道報于是，恃新軍者亡于新軍，夫復何怨？張文襄入閣，危言直省民變可虞，攝政王笑曰：”有新軍在。”之洞吐血而退，垂危，王臨張宅，之洞唯垂淚數行，無復一語。王歸，乃太息”亡國之君”者數，旋卒。國之將亡，不出于自伐者鮮矣。

宣統三年八月十八（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漢口俄租界炸彈案破獲，漢上官廳決意清查新軍。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新軍入督衙，瑞撫張鎮走江上。八月二十（十月十一日），變軍推黎元洪為鄂軍政府都督。八月二十一（十月十二日），民軍克復漢陽漢口，詹大悲自立漢口軍政分府。八月二十三（十月十四日），北廷發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八月二十六（十月十七日），鄂軍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八月二十七（十月十八日），外蒙宣告獨立。八月二十八（十月十九日），劉家廟之役，清軍敗績。

文學社加盟革命，極具業余性質，反偵察意識薄弱，勢將為布爾什維克所笑。可見中產良家子極不適于密謀造反，開國帝王必出流氓黑幫，有其“存在合理性”。兵變之起，多因軍中盛傳官府已據有黨人名冊，全軍政審殆無可免。以華人傳統，難以信賴官廳不罔不縱之德。為身家計，與其坐待大獄，何如孤注先發？（此即蘇峻起兵“寧在山頭望廷尉，不在廷尉望山頭”之意）。以革命功成人人邀賞之日最夸張估計，革命黨各派（未必協調一致）及同情者（未必不為觀潮派）不超過新軍三分之一。若無大索之事，起義勝算絕不優于黃花崗。清室之亡，淺而言之，可謂亡于其自傷技術高于革命黨劣質炸彈；統而言之，實系秦政防猜之術再度（既非首度亦非末次）完成其設定功能。

兵變起于臨時同情革命者及自救者，革命黨自始既無領導權，可見”出賣領導權于溫和派”問題從未存在。咨議局諸公加入軍政府，于鄂軍政府合法性及社會代表性實有裨益，且籌餉負重，非士紳合作不可。議長湯化龍于此尤有大功，鄂軍不至瓦解為流寇，糧臺豈曰無功？湯黎皆溫和派，摩擦累累，民黨中堅黃興反與湯議長情投意合，此即小圈子政爭，私恩派性重于政見原則之一例。真以激進立場而分立者，唯詹大悲漢口分府略似。馮軍陷漢口，詹氏走九江，此后鄂軍內釁已無甚綱領之爭。軍政府條例之憲政意義，在于預設民元宋教仁憲法追認之半聯邦制：各省對中央自治，而各省內部軍政集權，府縣對省府無自治權。召亂侮亡，皆自此始。

外蒙獨立，遠在各省之先，蓋以光宣新政行于蒙疆者：興農墾（預示人口民族結構將有滿洲東蒙式急轉），開礦路（詹天佑京張鐵路為京庫路一期，清室不亡，二期當于本年動工），料民計賦點兵，無一非廢封建舊制，將為郡縣先聲。蒙疆若步關東安西后塵，蒙王僧團必為最大犧牲者，其聯俄叛華也宜。以彼立場，辛亥軍興之憲法意義，即在系于帝室血親之宗藩關系為漢臣單方面撕毀，蒙藩效忠者本即皇室而非國家，自此即可自由行動。【乃至“中華民國”一語，于蒙文即有“漢國”之義，是以日后袁大總統在四以“五族共和”相誘，終不能移。

劉家廟守漢口北門，蘆漢路終點，清軍退據孝感，三鎮雖失，全鄂未亡。然自民政而言，州縣唯三鎮馬首是瞻，襄、鄧、荊、郢皆逐滿官，效命軍政府。北廷所余者，蘆漢一路、大江一線耳。】

九月初一（十月二十二），湘省新軍會黨據長沙，軍門黃忠浩死之，巡撫余程格走避，舉焦達峰、陳作新為正副都督。同日，秦軍逐清吏，據省城。

保路以士紳為主，鄂變無明確中心。湘秦之變，始以黨人居領導地位。湘省新軍以寡凌眾，合并舊軍，獨攬治權，發兵援鄂，最有聲色。以征斂無藝，名器濫置，會黨無行，驕兵難制，先受議紳譏評。【湘咨議局頗欲舉譚組安（延闿）為湘督，不意焦、陳不待資詢議局，即已自行就任，賴組安力辭，局面幸未破裂。然】軍紳不和，其勢易動難安，后禍已伏于此。

九月初二（十月二十三），九江新軍成立軍政分府。九月初四（十月二十五），秦軍悉平渭南州縣，成立軍政府，【舉張翔初為秦督。】

辛亥軍務，與其視為南北兵爭，毋寧視為南北當局各自與財政崩潰社會解體進程爭時。大抵士紳參政較多之省，【亦即較遠于秦政——小農結構核心區之處，】取財有藝，緩沖有術，社會痛苦較輕。三秦地瘠民貧，士紳發育不全，腹背受敵之勢，危于南國遠矣。張督主敵，陜甘總督升允本系八旗賢者，素號能員，勤王健斗，非尋常督撫隔岸觀火可比，使蘭山之師底定三秦東出潼關，南國危矣。故陜甘之役，所關者重。辛亥地緣形勢有異癸丑，正以北國新軍以自我犧牲成全革命。唯其如此，承受社會解體之禍最重，秦軍革命先鋒井勿幕終以綏撫亂兵被戮，類似湘督焦陳，而秦省絕無譚組安議紳之流足能收拾殘局安撫地方者。和議既成，張督晉京不返，后任督帥政令不出渭橋，兵匪漸合，已成梁山世界，雖陸督【（建章）】擁親衛且不能保妻孥，況眾人乎？此時共和帝制新舊黨爭已無絲毫意義，有草頭王稍知除暴安良，即為順民之救主矣。

九月初六（十月二十七日），北廷發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

初（八月二十一），朝命以蔭昌節制各軍，克期南下。此刻仍有“新軍不假外臣”之意。蔭昌亦旗人賢者，通各國文字，深諳兵略外務。彼所恃者：北洋新建陸軍二鎮及薩鎮冰水師分進合擊（黎宋卿勉就都督，所憂者亦以海軍巨炮為最，彼以炮兵預大東溝之役，浮海得免，故有此實踐），純以軍略，湘鄂聯軍實不能當，然則軍內政治之重，遠在戰術上。海軍校尉受新潮最早，多不樂戰，各國領事心系商務，一意勸和，甫經象征性射擊，即由英領事質證，達成停火協定。薩鎮冰個人忠于清室，與部屬議論不合，徑棄軍歸，各艦次第投效民軍。北洋二鎮實慰庭舊部，師次信陽（蘆漢路），兵車阻塞，遲遲其行，經旬未入鄂境寸步。蔭昌坐困孝感，徒見湘鄂勢合，各省蜂起，將令不行，諸軍解體，九月初四，民軍克三道橋，蔭昌知事不可為，折翅斂身。

蔭昌既敗，世凱呼之欲出。此前（八月二十三），攝政王從慶王苦諫，欲用袁為湖廣總督，袁以足疾力辭。八月二十九，慶王令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菊人）入豫造袁，袁以六事為請：明年開國會，樹責任內閣，開黨禁，民黨合法化，軍權獨任，糧餉從豐。前三項即立憲派累次請愿而不獲者。民黨一項，實既定事實逼成，南北和解最低綱領。末二項全為自身占地步。可見袁公未出成算已定，以立憲議和為綱。雖不免為己謀，不謂之此時華人所能選擇之最佳出路，不可得矣，取大位亦非幸致。諸王聞信大憤，而無如之何。蔭昌既敗，清廷已無選擇余地，不得已而用袁。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足為詩史，其詞曰：“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君憲徒聞誒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羽書一夜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初意潢池嬉小盜，遂驚烽燧照神京。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亂領臣，遂傾寡婦孤兒族。”所未忍言者，立憲派和平請愿乞開國會者數，竟召通緝，賴肅王援手得免；屠蓉城，“著實彈壓”之皇皇天語，載在典冊。兵戈一起，逐盜臣，許憲政，千依百順，柔態堪憐。此間厲于諍諫媚于強橫者，適足導民于輕法敬暴，終不免于食己之報。不知自省，何足責人？往者已矣，毋使新史氏太息“后人哀之而不鑒之”！

九月初七，北軍陷大智門。黃興、宋教仁抵漢口。

此刻北軍以馮、段為主力，馮當前敵，段駐武勝關為后勁，慰庭不出，如諸將何？大智門之役，北軍“忽然愛國”，三鎮之惡斗始于是。黨人盡銳援鄂，亦始于是。漢上系天下之命，其威自重，附義各省相繼承認鄂軍政府代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寧漢心結，已伏于此。

論史者有據黃詩“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虛造“革命黨統一領導全國”圖景，進而太息黃宋遲遲其行，坐失權柄。實則此詩下文即“吳楚英雄戈指日，江湖豪氣劍如虹。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敗敢稱雄”。敬鄂人之為天下唱而愧己之不若，本無岐義，且與史事相合。民黨痛花崗精華盡喪，致力于行刺報復（汪兆銘所謂烈德），蜀鄂發難，非所料及，有如天賜重禮。后人張大其事，其心猶宋人必奉朱梁石晉逆臣國賊為正朔，為周宋爭“合法繼承權”出處耳，斷難視同信史。

九月初八（十月二十九日），晉軍參謀姚維藩率新軍入省城，巡撫陸鐘琦死之。諸將舉標統閻錫山出任晉軍政府都督。

黨人領導之功，于晉最著。閻姚皆同盟會員，議紳無權，新軍獨大，燕晉聯軍扼京師之亢，斷蘆漢餉道，救武漢于垂危之際，其功甚大。閻督內治有方，三晉號為模范；交鄰有術，河東罕受兵爭。唯以事齊事楚，有長樂老之遺意，頗不直于士論，然晉民受其實惠，亦有不可掩者。

同日（九月初八），張紹曾（二十鎮）、盧永祥（第三鎮）、藍天蔚（第二混成協）、伍祿禎（三十九協）、潘渠楹（四十協）兵諫于灤州，請開國會制憲，禁皇族參政。

初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密議，借永平秋操實彈入京，一舉廓清。事泄，朝命止諸軍，罷秋操。時彭家真、商震解運軍火，補給漢口前線，車次灤州，奉軍實予張部，共謀大舉。以北國民氣未開，姑以兵諫立憲為詞。

九月初九（十月三十日）,朝命資政院草憲法，下罪己詔，赦戊戌以降一切國事犯。

燕晉軍興，臥榻無復安眠。辛亥軍事，以此著最重，舊制棺木，于本日入土。立憲派苦爭不獲之至寶，四日（本日至九月十三頒布憲草）賤賣，已無買家。除黨禁而黨人久已自署，加張紹曾、吳祿貞新爵，適足資敵示弱，方寸亂矣，大勢去矣。論辛亥事者，得不推張、吳、閻、藍四將為首功哉。

九月初十（十月三十一日），長沙兵變，都督焦達峰、副都督陳作新死之。省議會舉譚延闿（組安）繼位。

湘省紳權素重，曾左賴之席卷東南。戊戌庚子，新舊士紳皆足為天下唱。立憲初起，湘議紳首彈巡撫濫權，蔑視國會，以致咨政院問責，軍機避位乞恩。其勢如此，坐令新進武夫獨據大位，必有怨望。況焦督處置乖方，哥老會兄弟恃“焦大哥”威令橫行省城，漁肉商民；封爵之濫，不下洪天王末路；合編新舊五軍，以寡臨眾，招禍自非無因。當時即有據“趙盾弒其君”之義，疑組安議紳實為幕后真兇者，否則變軍首腦梅馨豈能免誅？辯者則曰驕兵嗜血，已不能制，封賞之濫，啟彼犯上之心，既知立督者吾之槍桿，何憚以槍桿除之？譚公議紳皆文士長者，唯以柔術周旋諸將，免其糜爛地方，實無號令之威。觀譚公校場演武，其心乃惡“譚婆”之號，欲以神槍震懾武人耳。然終其一生，不免為武臣玩偶，欲立則立欲逐則逐，何能操控悍將？真偽難辨，姑存兩說，以待后賢。

焦案真相且不論，譚督繼位，即為士紳階級（無論針對黨人抑或針對驕兵）戰術勝利，而省府施治，自此稍上軌道，不可謂無議紳行政經驗之功，諸軍援鄂，有增無減，聯省立憲，矢忠南國及民黨立場，遠在晉軍正宗同盟會政權之上，尤非蘇鄂中間派之游移首鼠可比。故民黨亦不以焦案可疑為嫌，譚氏以民黨元老終，湘省數為民黨附義。兩湖同舟異命，恰與省府階級構成比例相反。

同日（九月初十），南昌紳商聞湖口馬當要塞陷落，說新軍協統吳介璋據省城，稱都督。

其先（九月初二），九江新軍已舉標統馬毓寶為都督，據江楚要害。贛省新軍本以湖口為主力，外重內輕。省城“忽然革命”，跡近投機，本難服人，況內治不修，兵變相繼，吳介璋、周恩灝、彭程萬席不暇暖，即為驕兵所逐。馬督乘亂入據，九江空需。同盟會黃雀在后，遣陳廷訓奪九江湖口，歐陽武踵馬軍之背，全有江西，舉李烈鈞督之，贛州自是為民黨先鋒。可見無功于起義有謀于據位，革命立憲兩黨皆優為之，未可偏取一面之詞。

同日（九月初十），滇軍三十七協協統蔡鍔率部攻督署，統制鐘麟同死之。遂取省城，禮送滇督李經義出境。

滇省密邇英法，當西南沖要，鎮兵精雄冠于六省（滇黔川湘桂粵），足為霸王之資。王綱解紐，方州無主，邊軍數興伯業，其道固無大異于六朝之襄漢，殘唐之河東。邊鎮軍強民弱，雖以士紳揚眉之際，滇議局獨居尸位，坐視軍官團攬權三十年。滇軍本多留日士官，辛亥舉義，全出此輩學生官之手，蔡松坡就滇督，表羅佩金為七十四標標統，唐繼堯、雷飆任管帶，分據要害。原于蔡公同列之三十八協協統曲同豐知不可為，走歸北洋。此后滇軍皆出蔡公門下，上下一心，紀綱嚴整，為各省罕見。遂取蒙自、個舊餉源，諸邊披靡，兵不血刃。士飽馬騰，已蓄外攘之力，待時而已。不旋踵而黔亂，唐繼堯東征，大云南主義勃然興焉。

九月十一（十一月一日），皇族內閣總辭職。皇室提名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至孝感誓師。

此刻黃興、李書城已在漢口，負實際指揮責任，黎大都督畫諾。民軍設后防于演春茶樓。合湘鄂二軍，不下五萬眾，視北軍三倍有奇。鄂軍精強者尚困于資州（從端午橋入蜀），倉皇集市人教戰，眾而不精。湘軍則盡銳援鄂（焦督身敗未始不以此故），實當主力之用。北軍擬為主力之水師，今已投效民軍，陸營孤注，懸軍客地，餉道可危。極難以戰術勝利抵折戰略被動，故以軍勢論，實利南風。

九月十二（十一月二日），北軍陷漢口。

馮軍縱火劫民財，紳民多避于租界。漢民渡江南奔者絡繹于涂，北軍不界軍民，概加炮擊，尸骸浮江而下。各國領事及滬上報章皆嘩然。此系軍閥主義首演，后來者效之，觀者已漸習為常而無新聞價值。文明之不宜過受考驗，人性之極易習于野蠻，道德與論之不可盡恃，類皆如是。

九月十三（十一月三日），黎大都督視師馬廠，拜黃興為總司令。滬上民軍攻制造局。

滬鎮為民黨特殊領域，孫文兼致公堂洪棍，陳其美兼青幫頭領，動員黑道投身革命，于滬最便。此役幫會居功至偉。而平書、英士以爭功交惡，亦頗能折射紳商黨人鑿枘難合。

九月十四（十一月四日），民軍克制造局，吳淞艦隊響應獨立，民黨舉陳其美（英士）為滬軍都督，紳商舉李虁和為滬督。

陳公，孫之右臂，蔣之恩師，精誠革命，視國如家，不乏美談。唯細行不檢，詢非誣指，亦以革命浪人生話方式之必致，極難切合紳商及小市民庸德標準，凡真行民主之處，庸民之道德大多數必不容革命家久居其位，而“謹愿者亦為之”絕難長于蜜月。故革命、立憲就思想人物階級皆分兩途，同舟異夢，本屬必然。革命者遲早需面對選擇：棄血戰經營之壯志重權于鼠目短見之庸民以全立憲；抑或以革命大義驅庸民于夾道險途，“強迫你進步”，不復以立憲為意，視之如視言論自由，僅為奪權手段耳。陳李之爭，陳以暴力脅眾，李以謙退全大局，未生他變。然革命黨終需于此后面對同一選擇。

同日（九月十四），黔軍據省城，舉新軍教練楊藎誠為黔督，旋興師援鄂。

黔軍盡力北伐，與其人力物力極不相稱。雖不免有就食富省，隔離諸將內爭之意，究屬臨危赴難雪中送炭，孫公黎公皆感其德意。而省府戴劉乃引滇軍唐繼堯入寇，覆自治學社，全據滇境。楊督過信中央威靈，北伐黔軍流浪兩湖，孫黎政令皆同草紙。唯袁項城乘癸丑定霸之威，勒逼蔡鍔晉京，唐軍回省繼蔡，黔軍始得還鄉。護國軍興之機，已伏于此。袁敗，滇軍橫行六省，不復可制。后學震于“護國”虛名，“大節”偽論，無復曲直。弱省弱民有賴于強中央以免霍布斯叢林之難，常為利維坦存在理由，此即顯例。就憲政而論，民初省內集權制與民國聯省制極不協調，違備聯邦以縣鄉自治為節制州權根本之義，已成民元約法致命之傷。然主要責任者不在遷就現實之宋教仁，而在洪、楊、曾、左制造之既成事實。

同日（九月十四），浙軍攻省城。

滬軍援浙敢死隊（蔣中正奉陳其美令統之）及浙軍八十一、八十二標攻督署，午夜克之，擒浙撫增韞，所費僅炸彈數枚，幾不血刃。增韞實滿員中領會立憲最深者，浙咨議局亦最具負責能力，革命前辦財政興實業，已置督撫于虛位，民初行憲，維系自治亦最久，遠非高調各省不旋踵而敗可比。有此異數，斷賴五百年紳權厚積，暗合立憲以中間階級長老政治為樞軸之義。凡弱民散沙臨亂世，必無自治能力，非待霸者以威凌下始得止亂。就此時形勢，唯江浙中間社會發育較全，稍具立憲條件。若以諸歐之分治，未必不能一域先行，待百年而漸及全洲。必欲唯持大一統，則不得不仰仗集權中央削除各省參差，以落后為基準。華人之惡專制而戀大一統者，實無異于愛苗條而不舍甜食。

九月十五（十一月五日），浙咨議局自為軍政府，選舉滬杭鐵路總理湯壽潛任浙督。

內地各省之推舉，雖列于咨議局名下，無大異于陳橋兵變之推舉，帝政羅馬元老院之推舉變軍領袖為帝，形同草臺班。陳英士之任滬督，近似江湖火并，尚不及杜月笙據位之從容。程序井然，有條不紊，唯浙議紳耳。自為軍政府，透露浙紳于自身政治經驗極有信心。湯督之行政立法蜜月期，實為民初憲政最光榮一頁。兩京各省新舊國會大可效黃克強“馬前趨拜”。

同日（九月十五），蘇軍入省城（蘇州），據關津，擁蘇撫程德全出任蘇督。

同日（九月十五），魯咨議局聞北廷有以魯為質興外債之說，集議提交八點質問于朝廷。

此刻皇族內閣已辭職，袁相提名尚未經咨政院批準，京師陷于空位期，無人回復質問。灤州事起，鐵道中斷，親貴以滿人禁衛軍代守京師以備漢軍反戈，九城惶惶，盛傳攝政王欲效趙爾豐閉城屠漢或北狩熱河。無穩定政府必無貸款，故無論就法統或現實政治，質地皆無可能。唯此事頗可印證貫穿民國全史之經濟民族主義氣氛。

九月十六（十一月六日），紐永建光復松江。

“軍政分府”林立，為辛亥一大景觀，蘇省即有五督之盛，光棍從軍，野心家革命，爛羊頭關內侯，無賴子佩刀雄，順民負擔倍增，尚不如文人士大夫與皇權共治，稍有章法。民國不如大清，即順民心聲。癸丑商民簞食杯酒迎北軍，伏脈已成。惜革命黨不悟，尚懷功高賞薄之心，揚擊柱論功之橫，囂囂于二次革命，實置己身于絕地。

九月十七（十一月七日），林述慶光復鎮江。桂三大憲決議附從革命，改撫署為軍政府。沈撫王藩率北伐軍援鄂，提督陸榮廷繼任桂督。

文臣自退，武夫秉國，后事可知。革命本以暴力為最后仲裁，能止暴者唯更有組織之暴力耳。

同日（九月十七），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遇刺于石家莊。

吳撫即灤州兵諫謀主，通國皆知。北廷畏其速反，用為晉撫。吳閻會于娘子關，組燕晉聯軍，吳正閻副。似此京師三面環敵，朝夕可危；蘆漢在握，漢口馮軍已陷絕地。故鄂軍暨吳最重，黎公數以都督相讓。吳去，漢上危矣，三晉墟矣。

同日（九月十七），新軍第九鎮第十八協三十六標第一營管帶林述慶光復鎮江，自任鎮軍都督。

九月十八（十一月八日），鹽務緝私統領徐寶山光復南通，自任都督。

此刻“軍政分府”多如雨后蘑菇，舍擴軍爭餉外幾無所長，不值一述。獨林、徐二將身系寧揚光復之命，自身亦頗可概括民初兩類軍人，特與拈出。林氏出身武備學堂（如蔡松坡、蔣介石、閻百川諸公），以學生官帶兵，受新潮鼓動，入同盟會。革命清除老悖，為彼輩野心少壯開路，雖有不擇手段之跡，尚有政見偏好，畢生行跡皆受政見左右。徐氏出身鹽梟，受江督劉坤一招安，以賊捉賊，實系黃巢、錢镠、張士誠傳人，張作霖、張宗昌、孫殿英之先聲。自身不解新學舊學，然歷代王綱解紐、據地自王者必出此輩，儒生無與。革命于彼無非梁山循環，首鼠南北本系流民無產者理性選擇，政道非彼所知，務實用謀而已。

同日（九月十八），皖撫朱家寶從紳商之請，宣告獨立，自任都督。

其先（九月初十）新軍六十二標謀據省城，事敗繳械。朱撫頗以為功。今則民軍四方呼應，功臣將為罪魁，乃幡然變計，自號大明唐王九世孫（端午橋臨危，亦稱漢虜陶氏苗裔，假托東夷耳。難兄難弟，行事相類。可見深信民黨“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復仇”者固不限于鄉人。此亦嚴又陵“民德之卑民智之劣迄河之清人壽幾何”之例）。不幸免費午餐終未易食，民軍旋出資深黨人孫敏筠于獄，擁為皖督，逐家寶。未幾，敏筠以書生不諳兵事，推位讓國于摯友柏文蔚，皖事稍定。

同日（九月十八），閩咨議局請將軍松壽附從獨立。松壽拒之。粵議紳促總督張鳴岐獨立，張陽許之，星夜攜庫款奔香港。水師提督李準降。新軍協統蔣尊簋自任代督兼軍政部長。

九月十九（十一月九日），京師資政院批準袁世凱為內閣總理。

自九月初九大赦罪己，開黨禁，草憲法；九月十一皇族內閣辭職，袁受提名；九月十三頒憲法十九條，誓于太廟；至今日議會信任責任內閣，“君憲徒聞誒九年”沖刺為“廟謨已是爭九天”，打破人類立憲短跑紀錄，不可不書。且不論“欽定憲法”自動降格為“君民協定”，尚唯恐不稱燕晉諸將意。吳公祿貞死而有靈，當可稱快。

同日（九月十九），黎公元洪頒“鄂州約法”，通電舉義各省會代表于武昌，組織中華民國中央政府。

“鄂州約法”實為民元約法試筆，皆以宋教仁為靈魂。前此（八月二十六）居正草擬之《軍政府條例》以政附軍，視議紳為籌餉機關，不足稱治。宋氏約法界定三權，以議會居中樞顛峰，都督三年改選，財脈人事皆在議院呼吸之下，司法半獨立，即面對行政，有威有重，風骨棱棱，公卿百僚，無不有白衣待罪之虞；面對議會，乃守“巴力門無所不能”“議會多數永遠正確”之義，審判議會多數為法理上之不可能。

宋氏約法之要，無論優劣，皆為民初一切“程序合法”之憲法及憲草繼承，國運民命皆出于是。政變累興，無不起于國會權重而免責，隨時癱瘓行政運作而絕無合法救濟，唯以憲法外力量–軍人政變及革命改制–覆之，如黎、段參戰案，張勛復辟。國會多數高于成法，違法亦即合法，雖有不平者檢舉，司法無權立案（而于行政要員傳票如巴湘之雨，趙秉鈞、黃興、張鎮芳、梁士怡、羅文干、章士釗乃至身兼君相之段氏，一再淪為犯罪嫌疑人，接受尼克松、克林頓待遇），如曹錕賄選。雖以災官滿京華、軍餉盡白條之際，唯議會職員現銀絕無拖欠（鑒于預算為國會保留領域，此事毫不足怪），公然炫于八大胡同。

民初法統另一要害在聯邦層級分權，此事尚需各省代表組織國會始能大定。然先機已蘊五六，先有各省，末有民國，聯省定制，實無可移。聯邦國家有道者，無不以鄉治縣治為州權根本，邦州之于鄉縣正如聯邦之于各邦。凡高層行聯邦制而各邦內行中央集權郡縣制，如普魯士巴伐利亞者，非致聯邦瓦解為“各邦聯盟論壇”，必致一邦獨強凌虐他邦，以憲法外霸主政治為聯邦所不能為。德之憲政入軌，始于盟軍解散普魯士邦，基本法確立地方自治體（麥克阿瑟憲法亦有同類條例，地方自治體且不得稱政府，以免淆與中央）。民初二癥并發，不可謂非漁父立法疏于縣治之弊。兩唐書烏重胤鎮橫海軍，上書云方鎮跋扈源于州縣無權，請實諸州為天子守，試于橫海大效，乃于河朔敵國腹心獨辟王土，即明此理。民國縣治之稍上軌道，尚待汪兆銘內閣縣政改革，廢知事設縣長，充實基層。汪閣新治試行于蘇浙大效，以兵事未能推廣【，入臺不改，為海東政制之基，華人憲政之楷模】。論民國憲政者，不可不稍致心香于宋、汪二公。

同日（九月十九），粵議紳舉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副之。

展堂以資深黨人居首座，競存兼總綏靖處經略握兵機，所部循軍于諸路民軍最強，已據惠州，展堂倚為長城，紳商亦知能整肅驕兵者唯陳氏，故競存已有粵督之實。廖仲愷長民政為諸軍糧臺。

陳經略之要政，即在整編諸軍，粥少僧多，難服眾口，最足為病者，即誅《新漢日報》主事、民團總局局長黃世仲。此時民軍多如班定遠“孝子賢孫必不出玉門”，江湖浪人居大半，劫略商民，難就繩尺。焦達峰以此敗事，民黨不直于眾口，自照癸丑之敗，亦以此輩。競存自度力不足責眾，唯以霸術“誅善鳴者以寒諸將之膽”。實則黃部民軍縱暴未嘗愈與別部，若以陪審團定案，小配何難效西庇阿、馬英九辯“特別費”之道，以陋規本屬成例，不當獨責一人，縱廢亦不可究既往之義，輕取無罪釋放（若能重點選擇主婦充陪審員，及時泣示革命戰傷則尤妙）。

黃案實開武臣擅殺之漸，為張振武、陸建章、徐樹諍橫死先聲。以明清成例，生殺天子之特權，非經刑部不得勾決，非經天語不得行刑，枉殺良民，督撫亦流極邊，寬縱盜匪，不過罰俸數月，不悖書經“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旨。曾絳生擅誅會匪，有“曾剃頭”之號，開外臣濫權之惡例，猶限于現行犯。楊乃武案、午門案、胡體安案刑部司官力能回天，紀綱尚在。自六君子未審而誅，庚子五忠一言而決，王綱大壞，后之外臣率以王命旗牌為常制。然“有槍即法”，仍待革命黨開其端。

革命即“赤裸暴力”顛覆“傳統權力”，故至低就手段而言，于憲政南轅北轍，絕非“謬學惡人假革命”所能解釋。文明節制之力，一朝盡去，酒神節本能狂歡快意恩仇之樂，虎兕出柙，實難就范。陳公本系列國罕見之理想型政客，以立憲派轉歸民黨，素志緩進，非嗜殺者，其政治道德實在孫文之上。致公黨及其總理無日不在顛沛中，每由外援必峻據之，而國民黨及其總理以日款傾袁、德款覆段、俄款亡吳，絕無慚色。生無二色，死無分文，寄居無租屋之費，臨終無買棺之蓄，足為鄉嫗所輕。畢生行跡，視陳立漳州碑“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章炳麟、孫文、胡漢民、汪兆銘共題），無多慚德。而臨亂終不能免于馬基雅維利主義，可嘆也夫。

小配之篳路籃耬，啟沃民智，毀家抒難，義重于生，本無異詞。夸功自喜，人之恒情。民軍縱暴，彼以首事者實當受責，唯文人御軍無方，罪不至死，否則勒逼猶疑部眾屠民者將無以復加。革命行跡千篇一目，不必祥述，小配之傳世者，究在筆墨。政治小說（梁任公封為至圣文體，以英相迪士雷利為宗師，文士景從，大有知堂“培根呼水部，歌德號相國”之慨）《洪秀全演義》毫不尊重史實（而《孽海花》可為信史者十七八），而刻畫人物遠在曾樸、蔡東藩之上。錢東平有諸葛之神，曾天養有李逵之憨，林風翔有關公之壯，陳玉成有花榮之健，可謂舊式說部之上品。此書頗有粵人申粵獨之心（猶《福昭創業記》申滿人滿獨主義，“利用小說反黨”，任公實為禍首，民國實為淵藪），殺人者被殺者志同道合，歷史之詭異，革命之自我毀滅性，淋漓盡致。

同日（九月十九），民軍焚福州將軍衙門，松壽自盡。以常備軍統領孫道仁為閩督。

同日（九月十九），第九鎮統制徐紹禎起兵于秣陵衛，攻清軍于雨花臺，不克。

同日（九月十九），揚州光復，紳商迎徐寶山主持軍務。

維揚本系徐氏藉青幫之力販私故地，衣錦還鄉，雖細節無異宋元話本“錢婆留發跡變泰”，通商奧區，民情如此，北國內地尚堪問乎？民國根基其薄如紙，斯亦可哀。

九月二十二（十一月十二日），東省國民保安會成立。

民黨原擬以新軍協統藍天蔚（張紹曾、吳祿貞同謀）領關東都督，為張作霖所止，僅得模棱兩可“保安會”，首鼠南北之間，靜候山呼“勝利者萬歲”。作霖旋迫走藍天蔚，謀害黨人張榕，東省新黨削除幾盡，籠罩奉軍全局。北國新黨薄弱，缺乏中級軍官支持，實系主因。南省多以激進學生官督迫主帥獨立，北國僅一二主將傾心新黨，如十二月黨人，去之則后繼無人。此皆民氣未開之征。

九月二十三（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入京組閣。

同日（九月二十三），新軍第五鎮第十協協統賈賓卿起義，擁魯撫孫寶琦為都督，賈副之。

同日（九月二十三），駐藏川軍第十七鎮三十三協據拉薩舉義。

初（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六月，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趙爾豐兵發成都，直取昌都，廢土著封建舊制，改行流官郡縣，上書請籌建西康行省，康邊震駭。次年初（一九一〇年二月），川軍據拉薩，藏軍邀擊者皆潰，捉拿昭大法會總管彭康臺吉，達賴十三世走亞東，旋奔英印帝國，寄于格倫堡，清室革達賴名號。至是，川軍舉事，勒地方奉銀十萬馬五千供義師，拉薩只供六萬，川軍縱火脅餉，此類事變本系辛亥新舊軍習用于內地者。藏人訴怨于達賴，達賴乞援于英印副王木鹿拉特，遣達桑扎堆返藏，興民兵逐川軍。川軍謝國梁助達桑扎堆，攻統領鐘穎；藏官格倫察絨助鐘穎拒達賴民兵，巷戰于拉薩，全藏鼎沸。

同日（九月二十三），湘鄂聯軍反攻漢口，海軍各艦助攻，不克。

是役自二十三日定議，二十六日全軍奔潰，踉蹌搶渡襄河，幸以海軍附義，制江權握于南軍，免于覆軍，否則黎大都督痛哭之“這回把腦袋玩給你們了”當立時兌現。聯軍兵力本居三倍優勢，海軍得力，主動在我，鳳凰山炮隊及登陸組織亦頗出色，右路湘軍悍戰疾進，左路鄂軍皆市人，臨危而亂，湘軍側翼動搖，而黃總司令行軍知進不知計退，全軍盡在一線，后備無一卒，冀以人數之眾初鼓之氣彌補臨戰經驗之疏，乃至三軍盡潰。克強之戰術，即中正之惠州、南昌、淞滬、孟良崮、徐蚌戰術，幾成民黨諸將傳統，抗戰內戰不改，盡銳前敵，虛側后供敵腰擊，諸軍各自為戰，弱軍或走或叛，精卒長驅疾進，深入絕地而全滅，而后潰勇難民狂奔數千里，不見二線陣地收容部隊，死者降者十八九，而后倉皇招市人農夫組新軍（幸中土之大），戰力一蟹不如一蟹。辛亥幸于不亡，端賴敵軍（如薩鎮冰之海軍）慕義倒戈耳。

武漢之役為吳祿貞被刺直接后果，吳在，燕晉聯軍縱不直薄京師，南犁豫楚，坐地而守蘆漢線截械餉，馮、段如失乳嬰兒，待斃而已，何能猖獗？燕去晉孤，乃有娘子關之敗，曹、盧之耀武。有吳，北洋不能盛，項城亦北國之西林耳，徒為元老，不足弄權。故后史以“兇手即得益人”之義，歸惡袁氏。

九月二十五（十一月十五日），光復各省代表集于滬上，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此即臨時參議院雛形，立憲進程即將啟動。民國首度立憲步驟全襲北美大陸會議，由獨立各州代表而非人民代表組成，先有各省后有民國，有民國而后始有人民代表，省權重于民權，已于生前注定。

九月二十六（十一月十六日），袁閣組成。

袁內閣成員：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外務部大臣梁敦彥，胡惟德副之。民政部大臣趙秉鈞，烏珍副之。度支部大臣嚴修，陳錦濤副之。陸軍部大臣王士珍，田文烈副之。學務部大臣唐景崇，楊度副之。司法部大臣沈家本，梁啟超副之。郵傳部大臣楊士琦，梁如浩副之。農工商部大臣張季直，熙彥副之。理藩部大臣達壽，榮勛副之。

透露信息：一曰親貴盡去，取容于時論，二曰袁黨據要，軍（王士珍）警（趙秉鈞）財（楊士琦）盡入袁公夾袋。軍權保護財權、財權支持政權實為民初政爭鐵例。郵傳部號財神，據國有壟斷企業，最便挪移資金，不似財政（度支部）審核嚴而多定例開支不可移。且嚴修雖名士，亦袁信友。三曰大用名士以收物望，嚴修、張季直、梁啟超、楊度皆是。四曰留用專業官僚有實績者，梁敦彥、沈家本之屬。可留意者，立憲派名士梁啟超、楊度、張季直皆不就，其心固以民國立憲便于大清而以自改革替代革命已無意義，此亦各省立憲派不約而同者。

同日（九月二十六），攝政王載灃退位。

載灃退歸醇王府，原無當于憲政。新憲十九條以幼帝為禮儀君主，非不能容一代理者。此事實為剝奪載濤（醇王弟，軍咨府大臣）之冰山。軍咨府純系滿兵，餉優械利皆在北洋及各省新軍上，負拱衛京師之責。醇王退，載濤孤，袁乃調禁衛軍南征漢上，載濤知事不可為，請辭，徐世昌繼任軍咨府大臣，北軍全入袁系之手。繼而禁衛軍出京，趙秉鈞以警代禁軍維持治安，以釋遷都屠城之疑。馮軍入京，國璋代為禁衛軍軍統，段祺瑞兼領漢上馮軍。編袁衛隊為供衛軍，段芝貴任統領。自是京師已成袁家大院。

同日（九月二十六），吉林保安公會推巡撫陳昭常為會長。

九月二十七（十一月十七日），黑龍江保安會推巡撫周樹模為會長。

吉黑素以奉天馬首是瞻，民氣閉塞尤甚，求一藍天蔚、張榕且不可得（藍走大連，自為都督，諸軍無應者，旋南奔）。雖然，就齊魯新民而言，地寬賦薄，物厚民舒，能免兵爭重餉，斯亦幸矣。

九月二十八（十一月十八日），北軍攻漢陽，八日而克。

漢口敗北，民軍氣奪。北軍已窺其弊，全力攻襄河一線，民軍攻江守河，揚短避長，軍令不行，后備無援，實系人自為戰。雖然，士卒傷亡之眾（軍官二百余，士卒三千余），足見軍心可用，辛亥軍事政治居九，實戰極少，是役足為烈者。

黃興退歸武昌（十月初六），議棄武昌，以湘鄂二軍攻寧，孫武和之。張振武怒曰：“頭可斷武昌不可棄。”參謀范騰霄曰：“聯軍可用，則武昌可守；不可用，烏能攻寧？”卒定議。黃興、李書城走滬，黎元洪移鎮葛店。三武獨守危城。

北廷行賞，授馮國璋二等男（十月初八）。

十月初二（十一月二十二日），民軍克渝，舉張培爵為蜀軍都督，夏之時副之。

初（九月十五）（十一月五日），新軍隊官夏之時附義龍泉，東略資簡，蜀局大震。保路軍皆紳糧團練烏合之眾，自是有正規軍聲援，氣為之壯，至是渝軍亦迎黨人，然成渝隱為敵國之勢，亦自此始。列五雖不吝犧牲權位，預為彌縫，終不能免。

張列五資深黨魁，公然以敘府中學為黨人神經中樞數年，無擾及者，本朝諸生當驚為海外奇談。亡國末主，法網多疏，史臣欺善畏惡，鋪張其過，實則真惡者必能劫制文人，山呼遍野，孰能公然舉義？

蜀黨多奇士，列五左右手可入獨行傳者眾，“長衫軍人”“淺陋執著老新黨”熊錦帆、但怒剛（蜀版陳競存）、李厚黑宗吾皆于此依登臺。歷史之光怪陸離，有甚于說部者。

十月初三（十一月二十三日），江浙聯軍攻清軍于孝陵衛。

聯軍總司令徐紹禎設本部于鎮江，于右任、孫敏筠任秘書長，鎮軍林述慶、蘇軍劉之潔、寧軍柏文蔚、滬軍洪承典、淞軍黎天才、浙軍朱瑞、先鋒隊丁懷謹皆屬。軍容壯盛，一時莫比。初五，黎軍陷幕府山，朱軍陷孝陵衛。十月十一，柏軍克浦口，遮清軍退路；林軍克天保城，逼朝陽門，次日張勛棄城北遁徐州。林軍入太平門，金陵光復。

十月初四（十一月二十四日），滬上代表聯合會決議赴武昌集會。此時光復各省皆承認鄂軍政府為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故出此。鄂軍政府自始即有天下之志，其組織結構已含中央政府一切成分（唯改部為司），如胡瑛以資深黨人主外交司，皆非一省所宜有。規模宏遠（多出湯化龍、居正之手），光復各省無可擬其倫者，加以首義之榮，力戰之勞，有風行草偃之勢，不待謀而天下歸之。

十月初六（十一月二十六日），鄂軍舉義于資州，署理川督端方死之。

北廷既已嚴令趙季和“著實彈壓”，亂起復以趙督為替罪羊，免其本兼各職，改任康邊，跡近流放。以端代趙，入蜀查辦，大作“誅成濟以謝天下”“天子愛民奸臣誤朕”之表演。季和實有冤桶之感（季和、云階皆主路款全額賠還股民，茍如是蜀亂不起，而盛杏蓀外結鄂（督）瑞（澂）、江（督）端（方），力主六折。以蜀紳為軟柿子，季和為公共道德劇內定劊子手演員，利獨由我。季和之心，亦可知矣），乃私結民黨，陰為己謀。端、趙既有心結，故鄂軍逡巡不進。及蜀軍嘩，巴渝舉，歸路絕，鄂將密議反正，陶齋知事急，改印名片，自稱漢人陶方，遣使散財召袍哥股匪自衛，紳糧大懼。資州彼輩于滿漢君民尚可通融，唯于糜爛地方危我身家絕難容忍，乃以湊股方式，賄買管帶陳鎮藩及所部軍官，許以厚給還鄉資斧。新軍本已有排滿之意，落水狗易與，乃誅端方、端錦兄弟，全師東歸。抵鄂之日，南北已停戰。

十月初七（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光復。

此事由爾豐、殿俊密議而成，蒲以議長兼大漢軍政府四川都督，開府明蜀王宮，季和仍擁親衛據督署。第十七鎮鎮統朱慶瀾副之，掌軍務，實奉季和號令。故蜀政類似孫寶琦山東獨立，權歸舊人。十八日（十二月八日）蒲督東校場閱兵，軍嘩，掠成都，蒲督逾墻走免。新黨疑趙氏幕后操弄，有逐蒲自為之意，說軍事部長尹昌衡率軍入城定亂，旋擁為川督，羅綸副之，十一月初三（十二月二十二日），攻陷督署，誅趙爾豐。蓉事稍定。

十月初九（十一月二十九日），黨人汪兆銘謀據京師，事敗。

汪前刺攝政王，事敗當死，賴肅王（主民政部，即后之內政部-公安部）愛士，囚獄中，北廷罪己，赦黨人得出，厚交袁克定、楊度，謀說袁系新軍舉義（就此時觀念，袁軍無異別鎮新軍，皆為黨人運動對象），約以初九夜，汪部黨人據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起義，袁軍響應與東西華門，而事起汪部孤注先發，至初十晨袁軍不應，不旋踵而敗，殘部走天津意租界，次日（十月十一）（十二月一日）改組為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長兼暗殺隊隊長。

十月初十（十一月三十日），各省代表集于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

原擬集于武昌，以漢陽失守，武昌已在北軍炮火之下，移于租界。公舉譚人鳳為議長，確認鄂軍都督府代行中央職權，決議“虛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

十月十一（十二月一日），武昌前線南北停戰。

其先，袁以私人遣蔡耀堂、劉浩春渡江議和，不得要領。今以總理身份央英使朱爾典出面調停，漢口領事葛福受命，擬停火條件：兩軍駐地維持現狀；南軍兵艦北軍火車停用，英水師監視雙方守約；停戰三日。議遂定。期滿三度順延，時南北已全面和談，北軍卷甲自退，無復兵事。

十月十三（十二月三日），各省代表會議滬上聯絡處表決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雷奮、馬君武、王正廷起草），“虛臨時總統之位待袁世凱反正”。次日選舉黃興為大元帥，負責組織中華民國政府，黎元洪副之。

初（九月十九）（十一月九日），黎元洪電邀各省代表至鄂。九月二十一（十一月十一日），滬、蘇、浙三督電邀各省代表至滬。十月初四（十一月二十四日），各省代表自滬赴鄂，一省仍留一人為聯絡處。今則聯絡處亦以臨時國會自居，立憲鼎寧擁黃，寧(含滬）漢分裂之勢已成。除一致擁袁外，已無共同語言。

十月十八（十二月八日），北軍曹錕、盧永祥破民軍于娘子關，晉督閻錫山走德州，旋退包頭，嬰城自固，三晉淪沒。

此即吳督祿貞死國，燕晉聯軍瓦解之第二波軍事后果，無須復述。綏遠附庸三晉，終民國不改，故傅宜生獻平津，猶欲就舊部屯田河套。其事蓋源于移民，猶關東出于齊魯。

同日（十月十八），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任命前駐美公使、清英藏談判代表、郵傳部侍郎、奉天巡撫唐紹儀為全權代表，赴鄂和談。

十月十九（十二月九日），光復各省任命前香港立法議員、清國駐美西墨公使伍廷芳為民軍全權代表。

唐使二十一日抵漢口，以鄂黎為交涉對象，以伍使留滬，二十三日東下，顎使胡瑛同船。然滬上正式談判南方代表團，胡使雖參贊一席不可得。首義代中央之鄂軍，日漸退出南京權力中心。

十月二十二（十二月十二日），各省代表齊集南京。

2023-11-10 18:2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