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雷頤:上層“極端”逼出下層“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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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打折扣的蹣跚改革

  時代周報: 《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從不同方面探討了走向革命的必然與偶然,我們該如何看待清廷的垮臺?又有哪些具體的原因導致這種局面的出現?

  雷頤:回顧這段歷史,清王朝的垮臺,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通往“現代”的道路上蹣跚而行。然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的,更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追求“現代”的進程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通過和日本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導致晚清政府垮臺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清廷政府文化保守主義的態度,諸如派遣駐外公使、設立海軍衙門等方面,我們均可以看到當時的清廷仍舊以“天朝上國”自居,沒有識見和勇氣破除舊的意識形態,接受先進的人類文明先進的經驗;二是政府機構“系統性腐敗”,政府部門已經以腐敗作為潤滑劑,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前者往往令清廷錯過改革的時機,而后者則令蹣跚起步的改革也大打折扣。當然這里面有中華文化沉重的包袱在里面。

  時代周報:有學者比較甲午戰爭和1905年清廷預備立憲之后的局面,提出正是晚清的改革令其最終喪失了統治權,對此,你似乎并不認同?

  雷頤:在我看來,這種觀點站不住腳。我知道有一些學者據這一觀點認為辛亥革命“過激”,呼吁“告別革命”,但是我從晚清的經驗看,與其說“革命”是下層“激進”的結果,不如說是被上層的“極端”逼迫出來的。

  事實上,由讀書人發起的“戊戌變法”,盡管現在不少人指責其“過激”,其實并非如此,1905年后的“新政”遠遠超過了1898年。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還是制造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慘案。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其實是受到了讀書人和上層人士的廣泛支持,這是清廷少有的一次受到人民發自內心擁護的事情。可是,1908年的《憲法大綱》和1911年5月的“皇族內閣”才是真正令清政府失去支持的原因。這一系列的行為令清政府最終喪失了“政治合法性”,原本屬于體制內的“讀書人”“變革”你采取“極端”措施應對甚至是鎮壓,把他們推到“體制外”,結果就只好等到社會下層如留學生、會黨起來革命了。

  歷史很吊詭

  時代周報:在引發辛亥革命的“保路運動”中,清廷的政策也是過激的嗎?

  雷頤: 對于引起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我們也看到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起“保路運動”。然而,四川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這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案焚香。怎么能說他們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但是,清政府還是在9月初逮捕了領導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隨后在成都開槍打死了三十余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愿者!

  這究竟是紳商“過激”還是清政府“過激”?事實上,正是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濟上的政策也搖擺不定,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時緊時松,經常大幅度搖擺,導致“政府公信力”沒有了,才最終導致革命的發生;而并不像有的學者提到的那樣是因為“清廷措意改善,壓迫頓減,促發革命”。在我看來,與其呼吁被統治者“告別革命”,不如吁請統治者“放棄極端”、主動變革。

  時代周報: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主張“師夷”的有識之士不懼重謗而努力奮斗的結果。這些人當中,你對李鴻章、張之洞和容閎三個人著筆較多,能分別談談你對他們的看法嗎?

  雷頤:在當時官員當中,李鴻章是最有見識的一位,很多現代化的事業都是由他推動,而且百折不回。但是,李鴻章身上的局限也十分明顯,他難以如同袁世凱那樣突破局面,將清朝推翻。李鴻章其實是個悲劇性的人物,他也曾自詡為“裱糊匠”,盡管做了很多事情把清廷弄得表面光鮮,但是仍舊無法阻止王朝的垮臺。

  張之洞原本是清流派的領袖,他身上最值得肯定的是轉變,即成為地方大員之后迅速順應時勢變成了洋務派的翹楚。事實上,歷史很吊詭,1898年的戊戌變法本想以其為領袖的,但是后來因為“沙市教案”沒有進京,不然歷史或能改寫。

  至于容閎我覺得他的地位被低估了。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近代史幾個重大運動他幾乎全程參與了。更為重要的是,容閎身上有超越性。譬如一開始他對太平天國抱有一種理想,但是當他明白太平天國那種體制根本不可能實現他的理想,他選擇離開,轉而投向洋務運動。后來,當他漸漸意識到只變經濟不變政治制度不足時,他又轉而積極參與維新運動。再到后來,當他感覺到維新運動這種從上而下的改良,仍無力改變社會現狀時,他又積極投入到辛亥革命中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算得上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第一人。他超越了每個重大的歷史階段,當時只有他有超越性。


嚴友良 2012-03-30 2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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