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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新《中國改革》 記者 劉芳

7月的南京已是酷暑，高華手捂著左腹，身穿長衣長褲從書房走出。1月做的伽馬刀手術副作用極大，加之因怕影響大腦而拒服止痛藥，他至今每日疼痛。但他始終以驚人意志忍耐，精神矍鑠，談話中偶爾因身體不適而離開，小憩片刻，從未露出異樣神色。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是深孚眾望的歷史學者。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間做過八年工人，恢復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此后留校任教。2000年，他歷時十余年，搜尋考辨大量資料撰成的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香港出版，該書是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陸公開資料系統梳理延安整風運動前后過程及其影響的專著，鞭辟入里，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

2010年1月，高華的史學隨筆《革命年代》出版，這是大陸第一次公開出版他的作品。該書收錄了他近年來35篇對民國十年、革命詞語等問題的研究文章，追溯歷史被建構的過程，還原層層粉飾的真相，角度獨辟蹊徑，尤以《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等文最為引人矚目。

今年7月1日，高華在南京的家中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的采訪，暢談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敘述”。

“革命敘述”脫胎何處

理論化的“敘述”都是來自蘇聯

財新《中國改革》：為什么“革命敘述”會成為你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要線索？

高華：20世紀中國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運動，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重視“革命敘述”。中國共產黨如此，早期的中國國民黨也是如此。這有兩方面的傳統。一是由于中國自清末以來開始的社會變革，需要有一套新的敘述。當時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皇權統治天經地義，怎樣讓大家認為它有問題呢？先是康梁等人提出改良，后來發現改良的路不順暢，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少數激進派就提出要推翻皇權統治，于是就建構了滿漢對立、種族革命的新解釋。這是中國留日學生受到西方新思潮、包括日本本身的新思潮的影響。應該說這套解釋對于發動辛亥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的傳統來自蘇聯，它給出了相對準確的概念。

財新《中國改革》：既然有中國自身的傳統，為什么北洋政府沒有提出自己的一套“敘述”？

高華：在1912年至1927年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統治中國。今天一些年輕一代的朋友，甚至學界的朋友，有時會開玩笑地講，中國最好的時期是在北伐之前，因為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有相當多的思想自由，結社自由，國會有參、眾兩院，公民社會開始初步成長，經濟增長也很強勁，等等。當時多數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有一個基本想法，就是中國在各方面都落后，應該全面擁抱西方價值，包括西方的制度建構和思想觀念。袁氏稱帝失敗后，就連北洋軍閥的主流也被這種看法所“裹挾”，不敢提出對立的看法。北洋武夫雖有槍桿子，但理不直，氣不壯，反而覺得自己不好意思。因為民國甫一建立，北京就有了國會，最多時有上百家報紙，大家已經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

當然，在面對思想界的改變或學生的行動之時，北洋政府以及當時的社會輿論也有詞匯來表述。比如將學生的某些激烈行動和馬克思主義稱為“過激派”，但這些詞語只是描述現象，缺乏對性質的準確把握。后來的一套理論化的“敘述”，都是來自蘇聯。

財新《中國改革》：蘇聯帶來的影響主要有哪些？

高華：蘇聯先是給中國國民黨提供了一套解釋。比如，它明確提出，現階段中國要進行國民革命，要打倒軍閥。這兩個口號為國共兩黨所共享，是大家都接受的。另外還有一個口號“勞工神圣”，實際上已經帶有共產主義的某種階級訴求了，但是中國國民黨覺得也能接受。

蘇聯給中國共產黨提供的更多。最初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共產國際的指示是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在中國共產黨“一大”綱領里已經有所體現。但是當時就那么幾個人，怎么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所以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綱領提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現階段要反帝反封建，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與其他民主派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但是在統一戰線中要占據領導權。這些是諸如陳獨秀、李達等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創造不出來的，是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這些概念到了中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因為它好像跟中國共產黨人的感覺一致。如果不一致，慢慢就被淘汰了。

財新《中國改革》：也就是說，國共兩黨都很快意識到了理論化的“革命敘述”的重要性？

高華：對。但是兩者有一個重要區別，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大多都是理論家，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只有一部分理論家，大部分是行動家。

中國國民黨的社會成分非常復雜，有幫會分子、資本家、學生、華僑富商，專職的理論家只有戴季陶等少數人。但中國共產黨內部許多是理論家。共產黨本應是工人階級政黨，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卻成了知識分子政黨。在“一大”“二大”“三大”期間，這個知識分子政黨沒有太大的發展。到1923年召開“三大”時，全黨也就是幾百多人，依然局限在一個知識分子理論討論俱樂部的框架下。20世紀20年代初期，蘇聯人在中國調查，尋找在中國的支持力量，選來選去，覺得還是中國國民黨比較適合。因為那時中國國民黨力量最大，成立最久，有基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廣東的工人中間，國民黨的影響很大。所以，最初在工人階級中具有影響力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中國國民黨。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比較國際化，成分很單一；而中國國民黨則比較中國化，各個階層的人都有。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還不太懂這些東西。它早期就是創辦幾個小雜志《勞動者》《勞動界》《勞動音》，共產國際的錢一旦不能及時到賬，雜志馬上就停了。在我看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幫助，主要有三個方面：理論幫助、經費支持、以及后來的干部培養。干革命是需要錢的，這個時候還沒有以后的打土豪分田地，錢從哪兒來？今天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沒有錢，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連去廣州出差的十多塊錢車票都付不起。

國共分化漸分高下

中國國民黨的體制、結構、話語系統和中國共產黨是兩碼事，實在是力所不能

財新《中國改革》：那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是從何時開始形成大規模影響的？

高華：始于1924年開始的國共合作。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中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是由中國共產黨包辦的。汪精衛看中毛澤東的才華，讓他做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部長。毛澤東對理論有興趣，但跟書齋式的理論家又不一樣，他主辦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刊物《政治周報》，辦得有聲有色。

最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理論家。1927年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之后，李立三、周恩來等“行動派”占據上風，當然，在莫斯科的安排下，他們是需要“理論派”——得到斯大林真傳的王明等人——的“幫助”的。“行動派”上臺，是出于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因為大家發現空談理論不能解決現實問題。最現實的問題是，黨要生存。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從與中國國民黨共享的革命敘述中分化出來，形成具有鮮明的階級意識的獨特敘述。這套敘述主要強調兩個特點，一是階級斗爭，一是訴諸底層。

財新《中國改革》：這是否意味著，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才建立了與中國國民黨不同的意識形態？

高華：大革命失敗之前已有萌芽，比如剛才說的“勞工神圣”，已經帶有凸顯工人階級作用的特點。后來，“勞工神圣”演變成“打倒土豪劣紳”，甚至一段時間還出現了“殺殺殺，殺盡一切反革命”，這與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迥然有別。“殺盡一切反革命”這個口號后來也淡化了，被認為是 “左傾盲動”，把它算到了瞿秋白的賬上去了。但是這套凸顯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精神一直繼承了下來，以此重新組織階級隊伍。

階級隊伍很重要，過去中國共產黨的骨干力量多是知識分子，“行動派”上位以后，很多知識分子都脫黨了，變成左翼知識分子。當然，有些人雖然脫離了組織，寫小說、做研究，但是滿腦子還是共產黨意識。這時中國共產黨重新組織階級隊伍，上山的上山，起義的起義，迅速農民化、中國化。沒有上山的就在上海變成“密謀革命家”，聯絡三教九流，保衛中央機關，暗殺叛徒、秘密接頭，每天都高度警惕。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分化之后，其“革命敘述”有何變化？

高華：中國國民黨也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對內，它用很中國化的、比較溫柔敦厚的四個字，就是黃埔軍校的“親愛精誠”，這是蔣介石提出的，在蔣的嫡系內頗有凝聚力。對外，就是“反共剿匪”，也很有號召力，起碼在1927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是有效的，因為這種提法滿足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愿望。民族資產階級非常害怕中國共產黨，光是“共產”這兩個字就讓他們發抖。

中國國民黨罵中國共產黨為“土匪”，因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發動打擊、消滅地主的暴力革命，很像歷史上劫富濟貧的農民起義，但中國共產黨畢竟是有思想有組織的政治軍事集團，“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此外，中國共產黨除了有中國背景，也有國際背景，瑞金和延安都有與莫斯科的電訊來往。

抗戰初期，中國國民黨的口號是“抗戰建國”，不僅要抗戰，而且要在此過程中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所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中國國民黨的“軍、公、教”系統，國統區的大中小學生，都會說這句口號。抗戰期間，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表面合作，實際上很防范。中國國民黨一直以“正統”自居，它的詞匯也有進攻性。大革命時期，用“跨黨分子”稱中國共產黨，就有一些貶意。抗戰期間，在內部先用“異黨”，后用“奸匪”“奸偽”暗指中國共產黨。我查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抗戰檔案，連張治中這樣的溫和派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也用這類詞匯指稱中共。毛澤東也發明了“反共頑固派”“摩擦專家”等詞匯，給中國國民黨戴帽子。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國民黨的“抗戰建國”口號，聽起來似乎符合民眾期待，為什么效果不佳？

高華：這個口號固然不錯，但惠及百姓的實事做得太少，這是導致效果不佳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宣傳不能空對空，必須依托組織。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有組織的，每個支部里都有宣傳委員。中國國民黨沒有這樣的依托，抗戰期間主要是靠葉青（又名任卓宣）等少數理論家。1940年葉青寫了一本《毛澤東思想批判》，但是沒有形成幾個膾炙人口的中心概念，文筆不流暢，影響也不大。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像打乒乓球一樣打來打去，中國共產黨批判中國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中國國民黨指責中國共產黨游而不擊、保存實力；但是兩者的影響力、傳播面不一樣。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據地實現了思想全覆蓋，蔣介石在1944年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已造成“極權制度”。

在國統區，應該說對于大部分民眾而言，還是中國國民黨的宣傳作用大，但是中國國民黨遠沒有創造出與中共針鋒相對的，能夠支配人心的觀念。比如，根據地軍民一開口就會講“毛主席”“邊區政府”“三三制”等，中國國民黨雖有 “領袖至上”“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等口號，卻不能使其廣泛社會化。蔣介石后來多次提出，要學習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做法，但是中國國民黨的體制、結構、話語系統和中國共產黨是兩碼事，實在是力所不能。

左翼文化占領國統區

國統區缺少實現思想獨裁的大環境

財新《中國改革》：20世紀30年代，即便在國統區，也是左翼文化盛行。為什么中國國民黨在國統區不能做到思想統一？

高華：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國民黨是很世俗化的黨。雖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統一，但從來沒有踏踏實實地去做，當時的國統區也缺少實現思想獨裁的大環境。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不是極權主義的黨。

中國國民黨的思想來源有三個部分，一是所謂中國正統思想；二是蘇俄的一黨專政思想，包括領袖獨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別是美國的思想和體制。中國國民黨人，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很多都是華僑資產階級、華僑知識分子。嚴格地說，它代表的是中國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進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奪取政權為止，而不是無限革命。

它在思想領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總理紀念周”，要求讀《三民主義》，實行“黨化教育”，在大學、中學都有黨部，大專學校里還有 “職業學生”，但都是一般性的例行公事，控制色彩比較淡。它也頒布了一些檢查禁令，但落實渠道有限。比如丁玲有幾本書雖然是禁書，但是換個封面還能出版。另外，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等地有租界，租界成為左翼思想的傳播點，它對此沒有辦法。

財新《中國改革》：除中國國民黨控制薄弱之外，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宣傳能力，是否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高華：魯迅曾經說過，一般國家革命失敗了，革命文學就衰落了，但中國不一樣，革命的失敗帶來了革命文學的昌盛。大革命失敗以后，大批作家、詩人、小資產階級文學愛好者，離開北伐的火線，來到上海，在亭子間里面抒發革命情懷。這批人慢慢聚集成為一種力量。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話說，他們是“有機化的知識分子”，或者說“組織化知識分子”，是以宣傳革命為職業的人，有別于以探究知識、傳授知識為職業的傳統知識分子。這樣就出現了葛蘭西所說的，“在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地方，實現無產階級的文化霸權。”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風起云涌，各種組織層出不窮，背后都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而且，上海貧富不均的現象歷來非常嚴重，特別容易產生具有反抗意識的左翼知識分子。其實這些人基本上是小知識分子，大多數出生在“非勞動人民家庭”，到了延安之后也還要進行思想改造的。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蘇聯是一個活生生的巨大的榜樣。蘇聯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創作的那首被譽為“第二國歌”的《祖國進行曲》，1936年5月由蘇聯電臺播出，很快就風靡中國左翼文化圈，歌詞寫道：“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這塊土地上那樣自由呼吸”。實際上，就在這首歌創作的幾年前，烏克蘭發生了大饑荒，無數自耕農拖家帶口被押送到北極地區勞改，許多人死于途中。 但是，如果你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對蘇聯的固定看法，你就會自動地過濾掉任何負面描述，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人間天堂。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那個年代，在國統區有那么多左翼思想的追隨者。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國民黨缺乏影響力，與它沒有嚴密的組織貫徹宣傳有關吧？

高華：它有組織，但是這個組織是空殼化的。中國國民黨在上層有組織，但也甚為散漫，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十年”，從來沒聽說過高官要“過組織生活”，倒是不少高官要坐京滬快車去上海度周末。到省級以下就基本渙散了，完全沒有辦法把宣傳推行下去。

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是軍隊，最重要的兩翼，一是組織，一是宣傳。在我看來，這就是它賴以生存的三要素。

階級性與通俗化

中國共產黨“革命敘事”的中國化，最終是在延安時期完成的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的階級性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高華：中國共產黨最初是與中國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在聯合戰線中發展壯大，此時它的階級性還不明顯。到1927發動湖南農民運動，開始打土豪，有了階級性，但還沒有提出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等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政權，“革命敘述”的階級性就建立起來了。

“革命敘述”的階級性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區分“我們”和“你們”。“我們”是自己人，“你們”是敵人或者可疑的人。比如“同志”這個詞，就像一張入門券。如果對哪位民主人士只稱“先生”而不稱“同志”，可能會讓對方很失落。第二個特點是有斗爭的作用。第三個特點是動員的作用。

這套話語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個過程，最終是在延安時期完成的。毛澤東用蘇聯經驗和中國底層造反文化傳統，對其重新組裝，一切為了現實服務。所以中國共產黨走上武裝斗爭道路以后，從表面上看，確實有強烈的農民造反色彩，但是它有兩個新因素，一是有黨，二是有意識形態，且對這個意識形態有一套簡明易懂的解釋，能夠產生凝聚力。另外，中國共產黨也是不斷通過與對立面的斗爭和黨內斗爭，才鞏固下來的。

財新《中國改革》：在這個過程里，領導者個人的因素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對理論的創造能力。

高華：對，領導者創造新概念的能力影響非常大。毛澤東自創概念的能力特別強，很多東西并非他首創，但是他非常聰明，受到一點啟示就能觸類旁通。比如他讀蘇聯的《聯共黨史》，馬上想到中共黨史也可以如此編寫。他能抓住幾個關鍵概念，再加以延伸、發揮和創新，看上去好像是非正統，跟馬列講的不完全一樣，但核心又差不多。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有很多這樣的話，極具個性、針對性很強、能得到廣大農民出身的黨員認同。相反，他在黨內的對立面，書生氣都比較重。

財新《中國改革》：毛澤東不單創造能力強，而且有本事通俗化。

高華：對，他有簡化、通俗化理論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黨員去講馬克思、斯大林，他聽不懂，但是講造反，講打天下，講共產，他能聽懂。所以在我看來，中共其他理論家沒有一個比得上毛澤東的。毛澤東曾經表揚劉少奇，說 “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那是客氣話。毛澤東有領袖的地位和優勢，別的領導人由于身份限制，只能講一種話，他則可以有幾套語言系統，交替使用，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對黨內領導層用一套語言，對農民出身的高干用一套語言，對知識分子黨員則另用一套語言，和國民黨搞統戰時再換一套語言。在必要時，他也可以在領導層講“山寨”語言。江青也非同小可，她也是沒一點書卷氣，能在大上海的水銀燈前快速入戲；也能在陜北的窯洞里抄抄寫寫；她既會講“文藝復興”和《簡愛》，“文革”期間也會當著重要領導人的面自稱“老娘”，訓斥黨政軍高干。

財新《中國改革》：1949年建立共和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是否面臨新的轉變？

高華：是的。建國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講過，共產黨就是靠運動吃飯的。不搞運動了，它就面臨轉型。革命的目的實現了，不能再永遠斗爭，或者說斗爭的方式要轉變了。這個轉型是非常困難的。 ■
 

高華 2011-10-06 03: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