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被跟蹤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時間,我的所有關于自身安全的感覺都關閉了。以前可不是那樣,往往通過直覺我就能意識到危險,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證實。照理說此次到新疆沒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剛出版了《天葬》,同時對外公開了《黃禍》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經被記帳。1999年又是國內政治轉為進一步強硬的當口,我來新疆的前兩個月,剛有數人因為籌組民主黨被判重刑。可是我為什么沒有一點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臨到新疆前我在北京與兩個外國人的談話,不禁有點羞愧。我那時對他們這樣解釋中國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經比過去聰明,雖然他們在打擊底層造反者時依然強硬,但卻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見甚至充當反對派的知識精英,因為從農民轉變為知識官僚的共產黨已經懂得,與他們不那么一致的頭腦能夠產生更多思想資源,是可以為他們所用的。我說那話的時候,暗中是在為自己屬于知識精英以及能為當權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與底層造反者劃分開,就可以被恩賜表達不同意見的特權。我想我對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靈,可能就是由這種膚淺認識造成的。我后來所遭遇的一切,都應該被看作是對這樣一種特權心理的諷刺與警醒。
我雖然從未把自己當作權勢集團的人,但卻自以為我的研究對高層有可能產生影響,也愿意有那樣的效果。因此當J暗示我可能有“欽差”身份時,我并沒有特地向他說明不是。可想而知,帶著那樣一種自我感覺,難道我還能注意身后有沒有盯梢,旁邊有沒有密探,電話有沒有竊聽嗎?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詳細記錄,每天整理采訪談話,所有的文字、錄音磁帶、聯絡地址都攤在旅館房間里,絲毫沒去想在我每次離開時監視者就會大搖大擺地進去盡情查看。
一直到我離開烏魯木齊,什么事都沒有。后來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門的工作習慣。只要你在他們掌控之下,他們就不會著急抓你,會監視你到最后一刻,為的是看還能不能發現更多的線索。新疆如同一個口袋,向東的出路只有兩條——或者說只有一條,因為從若羌翻越阿爾金山的路遠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涼。幾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車都走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新疆方面設了一個關卡,對新疆安全廳來講,那就應該是我最終不能逾越的界線。
開車穿越天山,聽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邊座位上沉睡。我喜歡在孤獨中欣賞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輛日本產的越野吉普車超過我,逐漸又被我超過,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后來我知道,那車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蹤我,并且準備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們就像貓捉老鼠之前那樣,正在玩味著我這個沒有知覺的獵物。
快到吐魯番,那輛日本吉普車快速超車先進了城。在烏魯木齊跟友人電話告別時,我說的還是要在吐魯番過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魯番住過一段,很想故地重游憶一下舊。我在電話里詢問了吐魯番賓館的情況,因此監聽了電話的警方不僅知道我將住吐魯番,還知道會住哪家賓館。他們急速超過我,大概是去我將入住的旅館安排監控。然而他們沒想到,吐魯番讓我太感失望,長久懷念的異域小城蕩然無存,變成了一個平庸俗陋的丑八怪。為了不敗壞回憶,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車都沒停,一踩油門就永別了吐魯番。后來聽說,準備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蹤影,可讓他們著實忙亂了一陣。
傍晚時我們到達哈密,在城邊找了家旅館住下。吃完飯A留在房間看電視,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宮般的小巷中我轉了又轉,兩三個小時才回到旅館。A仍然躺在床上看電視,不過說剛剛來了一幫警察,說我們的車有問題,把車開到交通大隊扣下了,讓明天去聽候處理。我出去看了看,車的確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討論會是什么問題。那車是我到了銀川后A才買的。當時若等待辦完一切手續,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們都不想等那么長時間,就打主意利用新車的“移動證”。所謂“移動證”是供新車從購車地開到用車地的證明,我們當時把用車地寫成烏魯木齊,那樣不辦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來的時候可以蒙混,現在又反著往回走,當然就成了問題。如果交通警追究這一點,只好認倒霉。但也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煩,沒什么了不起,可以解決。
后來在監獄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產生警覺,有沒有機會逃走?我可以雇輛出租車到星星峽,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時。在到達關卡前下車,趁著夜色從戈壁灘上繞過關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肅的馬蓮井,從那里搭車去內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當然那純粹是一種精神游戲,既然我當時絲毫警覺都沒有產生,也就沒有了后悔的理由。何況還有A的車被扣,我肯定不會留下他單獨面對麻煩。
王立雄 2013-08-23 18:2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