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成見”尷尬的照片

簡體傳統

讓“歷史成見”尷尬的照片

馮克力

　　攝影術的發明，使得歷史可以被觀看，從而大大改變了人們認知過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雙刃劍，在以其具象、直觀的屬性，為歷史敘事與研究提供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往往讓一些“歷史成見”面臨尷尬。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正史敘述里，在各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里，對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描述語多輕蔑，國民黨正規軍的諸多對日大兵團作戰似乎可以忽略不計，抗日戰爭的勝利端賴敵后軍民的襲擾與游擊。說到國民黨正規軍的將士，要么在日軍的攻勢面前“不堪一擊”、“望風而逃”，要么就專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做對，“制造摩擦”、“破壞抗戰”。這樣的敘事，深深地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
　　正因如此，十幾年前，當來自臺灣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風先生，把一組組記錄正面戰場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來的時候，在讀者中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震撼。如今隨著國共之間的和解，大陸這邊對正面戰場的記述已經越來越趨于客觀，各種相關的照片也盡可隨意呈現。但退回去十幾年，情況卻不是這樣，為了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樣披露，編輯部同仁們真是費盡了思量。畢竟，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觀地顛覆了我們教科書中的許多成見。
　　其中，一幅國軍士兵在滇西作戰中冒著炮火硝煙，躍上龍陵城頭的照片（圖一），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不怕諸位笑話，乍見這張照片的時候，我腦子里冒出的第一個念頭竟是：“秦風先生別是搞錯了吧？”因為根據自幼接受的灌輸，在電影里、畫冊里和各種其他讀物里見到的，像這張照片上這樣奮不顧身沖向敵陣的，只有八路軍、新四軍和后來的解放軍。當然，這種疑惑只是轉瞬即逝的一個念頭而已，秦風先生作為一名職業的老照片收藏者與研究者，是不會跟我們開這種玩笑的。這張與我們以往的認知迥然有異的照片，不僅以其極具震撼的信息訴諸人們的視覺，更訴諸人們的情感，經由多年的灌輸培育起來的對國軍將士的諸多偏見，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無形。
　　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時一張就夠。

　　如果說上面這張照片，是以極具張力的視覺沖擊了我們的歷史成見的話，那么接下來這幅照片（圖二），卻不動聲色地向我們講述了平民庶眾面對時代變遷的另一種態度——一種有別于“宏大敘事”給定的態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27歲的年輕人走進了一家照相館，背對一面落地穿衣鏡，讓照相師傅為他拍攝了這張照片。又過了幾天，從照相館取回照片后，這位年輕人端詳著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腦勺，恍然若失，遂以工整的小楷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這樣的題識：

　　壬子秋八月，將欲剪發，故用大鏡照后影，以留紀念。八月初三即新歷九月十三日拍于勸業場樓上之麗芙照相館，計印二張大洋捌毛。

　　沒有反清志士們斷發前的錚錚誓言，也沒有遺老遺少們被迫剪辮時的艾艾怨怨或決意留辮執拗，這位年輕人只是平靜地記述了拍攝照片的動機和經過，但于字里行間也對從此失去那條長辮，流露了淡淡的眷戀。這也難怪，他的爺爺、他的父親，乃至他更老的祖輩們，都是腦后拖著一條長辮生活過來的，他自打記事起，身后的這條長辮也須臾不離地伴隨著他，既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難免有些不習慣，乃至有些悵然。

　　《老照片》還刊登過一張有趣的照片（圖三）。勞作間隙，一位農人在替另一位農人編織腦后的長辮，被編織的那位，嘴里叼著一根長煙袋，悠然地享受著同伴的“服務”。那條看似累贅的辮子，已然成為他們生活中習焉不察的存在。
　　對于蕓蕓眾生而言，剪辮抑或留辮，既不關立場，也無關文化，更無關政治，只是一種生活習俗的改變而已，當然，還有與這種改變相伴的些許情感的微瀾，全然沒有“宏大敘事”所賦予、所放大的那些意義。而這兩幅照片呈現的，正是被正史有意無意之間所忽略、所漠視的那些部分。

圖片說明：
圖一 1944年11月，中國軍隊在滇西作戰中收復龍陵。
圖二 1912年秋，一位年輕男子剪辮之前的留影。
圖三清末，勞作間隙的農人。

　　“一黨專政”，曾是國民黨遭政敵詬病最多的一個議題。《老照片》里曾經刊出過一張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民眾集會的照片（圖四），在主席臺一側的標語中，赫然寫著“迅速結束一黨專政”。可見，那時“一黨專政”正是國民黨的軟肋所在，挑戰“一黨專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對派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大有一劍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論，說國民黨獨裁（他自己稱說是“訓政”），并沒有委屈它，從其執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車載斗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
　　不過，事情也還有另一面，并且有圖為證。
　　這張照片（圖五）拍攝于1948年5月的“行憲”國民大會期間，當李宗仁與孫科的副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時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設在會場后面的“秘密寫票點”圈寫選票。
　　國民黨信奉的是“黨國”理念，在其執政的那些年里，也大體上是“以黨領政”，但這一次的“行憲國大”卻開得貨真價實，尤其是“黨魁”所屬意并由黨中央提名的副總統人選孫科，經過幾輪的投票后，居然敗給了以個人名義參選的李宗仁，這至少證明了，那時的國民大會還沒有淪為可憐的“橡皮圖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是國民大會堂里為代表們專門設置的“秘密寫票點”，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斷，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確保了代表圈寫選票的私密性。南京國民大會堂落成于1936年，是為了因應國民黨內外“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呼聲，以備召開國民大會而興建，會堂內還安裝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投票表決系統，其“秘密寫票點”即為投票系統的一部分。當年為適應憲政的需要而采取的這些舉措，實有很大的超前性。
　　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某次全國人代會上，曾有一位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在臨選舉前起身吁請大會設立秘密寫票點。他的這一吁請被大會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會堂里原先并沒有這類設施，只好臨時在會場后面辟出一角，用布簾子隔了一下，算是滿足了這位代表的要求。圈寫選票的私密性，對于公正、公平的選舉來說，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實上，在有些地方的選舉中，主事者為了確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順利當選，以至在會場上安插眼線，以行監視，千方百計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猶有甚者，有的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們的投票傾向，干脆將選票設計為同意提名人選的不必在選票上圈劃，這樣一來，只要誰動了擺放在面前的選票，誰自然就是投反對票的。既然投票過程一目了然，盡在掌控，為防事后遭打擊報復，代表們雖有不同意見，也只好作罷了。
　　縱觀眼下選舉的種種怪現狀，我們可能沒有多少資格對民國年間的憲政舉措過多地去評頭論足，相反地，它在憲政的建設與準備方面，或許還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鑒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個毫不茍且的“秘密寫票點”。
　　我曾經向秦風先生請教過：蔣經國臨終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決心，毅然開放“黨禁”、“報禁”；而另一方面，經歷多年“戒嚴”管制臺灣的老百姓對于選舉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這是為什么。他說，蔣經國做出這樣的決定，固然是迫于反對派的壓力，但實現憲政也是國民黨黨綱里的題中既有之義，孫中山早年規劃的通過“訓政”最終達至“憲政”的目標，國民黨囿于情勢，雖然有過動搖、有過拖延，但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即使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民眾也沒斷了參加各種各樣的選舉，那時除了臺灣“省長”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縣市以下的各級議會議員、行政首長均由民選產生。后來他還專門為《老照片》提供了一組記錄臺灣民主進程的照片，其中一張（圖六），是1982年一位縣議員參選人在街頭發表政見，爭取選票。雖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幾個人站在遠處張望，但這位參選人的熱情卻未曾稍減，仍手持話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張照片（圖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職人員選舉中，幾位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聯合舉行政見發布會，會場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趕來湊熱鬧。
　　秦風先生說：“那時臺灣民間不允許組黨，黨外參選人只能孤軍作戰，選舉的結果大都是壟斷了各種社會資源的國民黨參選人當選，雖然如此，這些選舉客觀上仍然產生了正面的效果，民眾有機會聽到各種不同的政見，并慢慢習慣這種政治行為，從中得到訓練，這對臺灣民主政治的進步有著長遠的意義，無疑也是臺灣社會得以順利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國民大會堂里專設的“秘密寫票點”，到參選人的街頭競選和政見發布會，再到后來的全面解除“黨禁”、“報禁”，這其中的脈絡，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