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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

史景遷：漢學家，1936年生于英國，1965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以獨特的視角觀察悠久的中國歷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講故事”的方式寫作，使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成為學術暢銷書高手。主要著作有《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人，1620-1960》、《追尋現代中國》、《康熙與曹寅》、《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等。

中國史學家史景遷 來源：時代周報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第一百五十七期 作者：張潤芝  原題為：獨家專訪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該從屈辱開始

史景遷在中國受到了明星一樣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讀者圍著他要簽名，旁邊的朋友經過跟他說：“是你啊，我以為他們在圍著梅麗爾·斯特里普。”中國人似乎有太多的問題要問他。

層層包圍之中，很難有機會和他詳盡地討論。但是一旦他開始回答問題，就會不由自主地發散、聯想，自己再講出更多的問題，舉更多的例子，講更多的故事。他笑著說：“我太太總是說我說話太多了，這可能是教師的職業病。”但是不管面對多少贊譽，他一直很認真地說，“中國的歷史如此龐大，我們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我從來沒寫過虛構作品”

首屆中美文化藝術論壇上，史景遷造訪中國，正好趕上他的《太平天國》重新出版，在書架上賣得火熱。在他講述的太平天國里，洪秀全與神棍無二：做的是近似招搖撞騙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號下諭，把平時的一切綱常條規、律令指示都鍍以他的學說。史景遷將太平天國的宗教成分強調得更多，這又是一次讓中國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描述，史料被細細揭開鋪展，文字構成的畫卷細膩翔實。

一直以來關于史景遷的爭議有二：一是他著史學就像講故事，但是傳統的“故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差異讓執拗的人心生疑竇。例如《王氏之死》來自1673年的《郯城縣志》、官紳黃立鴻于17世紀90年代寫的有關縣府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以及《聊齋志異》的部分，通過一個小縣城里婦女和情夫出逃最終死去的故事展現17世紀中國郯城的地震、兵災、饑荒、土地的暴力爭奪、鄉權沖突、貞婦烈女的事跡。記錄來自《聊齋志異》似乎已經有“不真實”之嫌，而史景遷行文之間甚至有“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里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這樣夢幻般的描述，和所謂的“歷史嚴謹”似乎并不搭界。第二個爭議就是雖然是“史學大家”，但是從來不見史景遷提到任何學術名詞，只有對歷史細節一再的描述，甚至沒有像黃仁宇一樣在小處著手敘事的時候強調“大處著眼”。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稱講述，一段段細節并列鋪陳，甚至相互之間并無邏輯聯系，難免會得到“觀點欠奉”的負面意見。這些爭議倒過來看恰恰就是史氏著書令人耳目一新之處。推崇者謂之曰“人性”、“人文關懷”、“感知歷史細節和圖景”；批評者則冠之以“主觀想象”、“缺乏理論”的評判，甚至有傳言說錢鐘書稱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史景遷本人這樣概括自己的工作：“我從來沒有寫過虛構作品（Ihaveneverwrittenfictions）。”不管中國人是將偉大的意義賦予他，還是將主觀臆想的評價加給他，他一再強調史料的重要，保護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義：“中國從17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用很少的錢就維持了600萬數量的史料—也許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臺灣—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覺得我是守護這些歷史秘密的衛士，我有很多朋友、學生都會問我，‘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發生了’？因為相關的記錄已經找不著了。但這正是我們歷史學家需要去探尋、追問的問題。歷史就在那里，歷史學家，尤其是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仔細地研究，所有關于歷史的資料都需要被認真地保存。我在倫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檔案整理工作，我就發現有些文件是編造出來的，我們必須小心防范出現這樣的情況。”

史景遷認為，中國的史料敘述本身就很接近說故事，并用最新發現的中國史料舉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樣有意思。就在兩周之前，我們發現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國相關的新聞，在印度發現了中國的一些古沉船，時間大約是乾隆時期。一位利物浦學者研究沉船里的資料發現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和下西洋時，有一個船隊成員和一個當地人結婚了，‘二戰’之后他的后裔舉家搬遷到了倫敦。中國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說故事。”史景遷對于歷史中的“故事”的興趣也許是一種天性，不管談到什么，他總是用自己研究過的歷史人物經歷來舉例，言談之間充滿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寫出更多讓中國人動容的歷史片段。

記者轉告他種種中國人給予他的盛贊，他很認真地說：“關于中國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復雜、廣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龐大歷史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話雖如此，但他的涉獵實在是非常廣泛，他在談話中一直引述各種中國史料，用英倫口音說出那些偏門的中國史料名稱聽起來雖然略顯荒誕，但足見其功底。

外界傳說史景遷根本不會中文，他的中國學生鄭培凱也曾經澄清過，史景遷會直接采用真實的中國史料。史景遷本人說，他覺得中文很難，但是閱讀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對于西方人來說閱讀中文是非常難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經學習基礎的書法課，一，二，三，四……（用手比畫）非常有趣。”

學術生涯為了更好理解中國

時代周報：你認為兩種不同文化、文明的國度之間要達到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溝通的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障礙和困難在哪里？

史景遷：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我出生在英格蘭，在美國學習中文，后來又到澳大利亞去學習更高級的中文，之后到臺灣進修。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我來到了大陸，在那之前我還去過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國語言以及歷史，我發現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和復雜的實體。我們有許多因素需要考慮。在我的美國大學教學生涯中，發現阻礙兩種文化理解的最大問題就是對社會多元性的理解和認同，中國是一個地理上非常復雜的國家，其復雜性和不均衡性比歐美表現得更為強烈。

在美國，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國的問題—比如，中國的國土安全問題—就要考慮到中國作為一個多因素構成的巨大實體的復雜性，以及它和美國之間的差異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40年前我在開始教授中國歷史時就覺得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從十七八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我們應該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國在明朝之前的這種蓬勃發展和增長。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怎樣導致了中國在19世紀末的衰落，我想這可能是更好的一種研究方法。

時代周報：像你一樣，這幾年，很多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學者都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為什么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反而能獲得更多的關注？

史景遷：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歷史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視角進行，我并不是要在這里批評中國的研究者或是讀者，也許他們對外國學者的研究更有興趣，只是因為這些研究給了他們全新的視角，讓他們能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角度來解析同樣一種現場。

我最初的歷史研究由英國、歐洲史開始，后來才對中國歷史有了興趣。如果說我的作品在中國引起了很大反響的話，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翻譯。是中國學者的翻譯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紹到中國，還有中國歷史學家做的許多工作。中國的歷史是源遠流長的。前段時間我和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郭廷以的孫子會面，當時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簡直是和過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歷史書會面。

我整個學術生涯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我的理解還只是像管中窺豹一樣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階段，因為我覺得這個時期的中國還面對著很多問題，包括內政外交、權力分配等方面，這是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復雜問題。我的另一個興趣所在是民國早期，清朝滅亡之后，因為當時的中國面對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我們都知道中國最后選擇了哪條道路。

從資料中尋找歷史真實

時代周報：中國人都會驚訝你對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斷這些史料的真實性呢？

史景遷：就17世紀而言，我認為最有用的是《朱批諭旨》（又作《硃批諭旨》，雍正朝政務活動的記錄）。在大陸和臺灣都可以找得到。但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都沒有全部史料，因為在1948年，由于戰敗，民國政府將很多檔案帶走，去了臺灣。后來人們試圖將兩岸史料整合起來，但臺灣說“這是我們的中華遺產，這是我們的東西”，例如陳列在臺北故宮的字畫。你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書畫保留在了故宮，還有很多去了臺灣，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國，被來自中國的商人頻繁地交易著。至于原始檔案，我們有著極為豐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館，此外還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閱讀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學者們試圖將所有的史料整理出來，但是這個數量太龐雜了。僅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國就有650萬字的資料—我指從早期的清代開始，一直到光緒年間。但是相反的結果是，即使借助現代的電腦技術，想要翻譯如此之多的資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說到“這個事情是真的”的時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會顯得很離奇。在我的一本書里我提到了蒲松齡。蒲松齡不是歷史學家，但是他有驚人的想像力。

時代周報：你判斷史料真假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

史景遷：我最近一本書寫的是明朝的張岱（《前朝夢憶》）。我很喜歡張岱的《陶庵夢憶》，想使用部分該書的內容，但是難以決定應該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發現，張岱在書里提到過六個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雖然次數不多。當張岱有想法形成時，他就將之記載于紙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從別的材料，譬如《大清實錄》（應為《清實錄》，又名《大清歷朝實錄》），及其他人推薦的資料中去核對張岱提到的這六個日期，發現這六個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這是一個飛躍，使得我能夠傾向于相信，張岱書里的其他內容也是可信的。如果這六個日期是錯誤的，我只能說“這本書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這六個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這就讓我有勇氣用更為開放的心態來看待張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會自由地選擇不同的材料。當然我會傾向于選擇比較有想像力的人、質疑社會的人的故事，例如張岱。他對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傷并加以判斷，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孫決定是否應該參加清朝科舉考試。一開始他認為不應該參加科舉以反對清朝。但是在清朝統治20年之后，張岱開始讓他的孩子們去杭州考試，還中了舉人。自那時起，他開始宣稱人們需要變通，需要更加實際。在明朝剛剛滅亡的時候，人們或許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過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張岱和蒲松齡一樣活了很長時間。這些前朝遺民們越來越老，他們需要自己養活自己，需要維持家族。在前朝滅亡的時候，他們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許他們可以將地產買回來，但是張岱買不起，不得不租種自己原有的土地，過著很清貧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們生存下來了。類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沒有讀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獻也很重要。這些文獻在美國被廣泛使用。但是在大陸研究似乎很少提到這部分。這些文獻提供了關于當時社會非常多的信息。它們都是關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煩的人，讀完之后會覺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異議者，這些人其實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當我有機會使用這些法律文書的時候，就真正能夠依靠這些資料來構建我的整本書。這些關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內在就與明、清或者是民國有了聯系。

民國的資料比較麻煩，因為當時沒能建立一個組織，國民黨沒有贏，軍閥沒有贏，共產黨的勝利某種意義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敗。這也是我《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該書由康有為、魯迅、丁玲三個人延伸出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情況）一書的主題。

“第一個到倫敦的中國人”

時代周報：歷史研究給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動力是什么？

史景遷：研究令人興奮，非常有意思，有時也令人沮喪。我從沒寫過虛構作品。我是說，現在的寫作是我唯一的寫作方式。電腦讓人們有了很多寫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來那些，我不喜歡用電腦寫作。我喜歡手寫，雖然這意味著過后要打字，但這沒關系。每當文字落在紙面上，我都感到愉悅，感到我確實能夠圍繞著我的點子建造出整本書。

時代周報：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遷：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間一個來到歐洲最終落腳巴黎的中國人（指沈福宗，ShenFuTsong，2010年史景遷曾做過一次關于他的演講），他給了我們一些非常不同的畫面。這個中國人旅居歐洲卻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們喜歡描述來到歐洲的人們多么喜愛西方文化，不過這本書里的中國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歐洲，憎恨鵝肝醬，憎恨牧師，這就突然給了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畫面，可能你覺得不可信，想否定這些資料，試圖尋找其他來源的資料。

比如同時期巴黎的警方記錄，正如故宮里的法律文書一樣，以及法國的資料、英國的資料……我則使用當時英國的資料，以研究這個在康熙年間—1686年—第一個來到倫敦的中國人。當時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國人交談。我的問題是：為何當時一個中國人居然能夠和英國人溝通？

答案是：因為他們講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教一些中國父母拉丁文，而他們的孩子就此學會了拉丁文。而在當時的歐洲，在學校里、大學里，人們同時學習英語和拉丁語，老師也必須有能力同時講授英語和拉丁語，這就使一種語言共通成為可能，而這是我們如今的社會做不到的。我們是有在線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說”。

因此，奧巴馬總統致力于推動在小學增加更多中文課程，但是這無疑成本昂貴，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師？

無論如何，所有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來源）疊加起來，你總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謂的“美國社會歷史學”，我們就是這樣完成的。

時代周報 張潤芝 2012-04-18 02: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