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塵封的智慧

簡體傳統

甫經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熱潮，有關歷史文獻與雅俗共賞的著述就在去年出版數百種，國際研討會也開了不少，無論是專業歷史學家，還是網絡作者或公共歷史作者，人們對這場革命的成敗得失見仁見智，爭論不休，卻未見有人參考過民國時期出色的憲法學家兼政治學家鮑明鈐早在1922年就名震異邦的英文著作《中國民治論》（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也很少有人關注由作者后裔嘔心瀝血迻譯的《鮑明鈐文集》（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6），未免愧對前賢，妨礙歷史研究與憲政探求之精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讀者發現，當代法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的著述都遠不及民國學人的水準，這就完全印證了歌德的一個斷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即便是浙江大學創刊于抗戰時期的非專業性刊物《思想與時代》，其中的分量與學術品位也不是如今多數學術論文所能望其項背的。個中差異，值得深思。學術職業不比經商，無法一夜成富，與時俱進還得循序漸進，否則就免談了。
    鮑明鈐，1894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基督教牧師之家，12歲時父親病故，全賴母親縫紉維生。貧寒的家境從來都是有志者自強不息的助跑器，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則驅使他立志向學，報效家國。1914年，他在清華學堂考取公費留美生，放洋8年，相繼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與宗教學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還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霍大的校長F.J.古德諾與W.F. 威洛比教授、W.W. 威洛比教授既是中華民國的憲法顧問，也是他的師長。《中國民治論》在美出版之年，也是作者受召回國之年。他相繼任教南開、北師大、北大、朝陽、輔仁等校，担任政治學教授或英語系主任，1946年6月到過延安，考察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及至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政治學被取消，遑論憲法課程，英語被俄語取代，他無書可教，近乎閑置，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獄中。
    鮑明鈐的命運濃縮著那一代留美學人的苦難，成名過早的學術聲譽與淡視黨派的旨趣輒使他雪上加霜。他的第一本著作還不是《中國民治論》，而是《中國的對外關系：歷史與概述》（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A histiory and a Survey），該書的扉頁就毫不掩飾地寫著：“獻給我的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民”，期待祖國以務實的外交政策，維護國家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呼吁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的正當權益。為此，他還在某些國際研討會與學術刊物上發表相關見解。他說：“中國自我圖存政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中國必須強大起來——中國應建設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以及一個堅強而且統一的政府。”惟其如此，《中國民治論》一書就接踵而來。作者敏銳地指出：“這個民族正面臨著，或即將面臨在本國歷史上，或者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上無可比擬的一場危機。……眼看著理應有一個良好、穩定和有效的政府，勤儉、耐勞、善于容忍和熱愛和平、無助和無辜的中國人們默默無聲地忍受著說不盡的種種苦難，良心的呼喚要求有識之士承担起研究這個問題，并指出出路何在。”
    以漢譯文本編入《鮑明鈐文集》的，除了上述二書，還有《門戶開放主義與中國的關系》、《中國與世界和平》，再加原有的漢文篇章《中國現代政治》、《外人在華沿岸及內河航行權問題》、《在華外僑之地位》，凡90萬言，實乃鮑家歷經浩劫之后所能找到的作者生前著述之精華，編譯者乃年逾八旬的鮑氏之女麗玲女士與女婿毛樹章先生，一對耄耋夫婦是師出協和與同濟的醫科專家，豐富的英譯資歷與坎坷的社會閱歷，加上虛心求教的譯述態度與老朝陽畢業生的傾力支持，在在都是譯準原作的堅強后盾。法學名師熊先覺先生與東歐問題大家許葵先生都是老朝陽的弟子，他倆為乃師文集合撰的序言雖然篇幅不長，卻不僅是一篇高質量的導讀美文，也是梳理先師學術理路之佳作。二公自有理由堅信：“肉身會消失，名聲可以湮沒，但思想的光輝卻無法永遠遮蔽。”
    粗閱文集，最讓我難以擱置的還是針對民初政治危機的《中國民治主義》（即《中國民治論》）。鮑明鈐在原序中就如實地表明：“作者沒有參加中國的任何黨派，僅僅是為了追求真理，不站在任何集體或派別一邊”，“懇請善良的讀者們原諒作者提出的主張和建議中所表現的坦誠、直率和無所畏懼”。為了使本書切實可靠和具有實用價值，鮑氏不僅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歐美憲政資料，還走訪不少研究中國問題與憲政問題的權威人士，“努力把本書的立論不是建立在很多的政治理論上，或是憲政政府新的經驗上，而是建立在人類經驗的牢固基石上，特別是領先國家在其歷史發展中所顯示的政治和立憲經驗上，以及在中國近年的歷史中所反映出來的經驗上。”
    至今為止，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在彰顯辛亥革命開啟民國新紀元之首功時，無一不是以《臨時約法》的文本為標準，臧否人事。鮑明鈐則從近代歐美憲政理論與中外憲政實踐兩個維度，厘清制度設計與民國政局動蕩之間的因果關聯，發他人所未發。雖然孫中山也注意到，理當“先縣自治之成立，而后國家機關之成立，《臨時約法》，適得其反，其謬已不可救矣”，但在鮑明鈐看來，《臨時約法》的缺陷還遠非如此。首先，總統與總理的責權沒有明確的劃分，只能造成二者之間的不斷摩擦與互斗；其次，參議院與眾議院的人數過多，兩院議員的出席經常很不規則，不僅效率低，而且麻煩不斷；第三，兩院的權力相等，而且權力過大，使立法機構不能有效地協助政府，反而成為政府的障礙；第四，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分屬不同的政黨控制，相互沖突與對抗就會跟隨而來，阻礙國事；第五，沒有規范中央政府與各省關系的條文，中央與地方的沖突就不可避免。
    作者不僅批評北洋軍閥的專制獨裁與地方勢力的好戰，也批評掌控議會的國民黨人的黨同伐異。作者確信國家的民主憲政定將成功，但也強調： “人民要有關心公共事務的氣質或精神”，并且積累相應的政治經驗；需要建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組織良好的政黨，而國民黨與進步黨都有缺陷；“應由一些不成文的憲法道德規范主宰那些從事政治博弈人士的意識”，尤其是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意識；期待召開國民會議，制訂永久憲法。為此，鮑氏還認真設計出一部超出黨派色彩的永久性憲法草案。他的直言不諱卻觸怒了當權者，不僅禁銷他的著作，還派人追捕，逼他逃亡菲律賓。他雖然也盼到了1949年國家建設時代的來臨，但對他來說，后來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還無需等候大革文化之命的災難降臨，此公就在獄中懷著滿腹學識撒手塵寰。
    有位西哲曾經不無挑戰性地發問：“在歷史中，你是否曾獲得任何我們現代情形的啟示，或我們判斷及政策的指引，或任何能防止變遷與興起的護衛的力量？你又是否曾從過去事件的連續中，發現出一種律則，使你能預測出人類的前途，或國家的命運？”當你讀過已被塵封數十年的鮑氏著作之后，或許就不難回答這樣的詰問。

    原載《深圳特區報》2012年4月20日“讀與思”周刊

    （作者郭世佑，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教授、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同濟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