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天生的精神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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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
 
 初識越勝,是在1982年9月,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在廬山開會。上山前,幾個年輕人到九江煙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長江,有人提議買酒喝,他立即贊成,說:“我不會喝酒,可是我喜歡看你們喝,你們醉了,我也輕飄飄了。”這句話使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他。后來我發現,他其實酒量驚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夠,又去打了兩暖壺生啤,結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幾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們經常一起逛書店。當時新華書店有一些機關門市部,往往隱藏在某一條小街上,打折出售積壓的文革前出版的書,真正價廉物美。我們專愛尋訪這樣的寶庫,必能滿載而歸。和越勝逛書店是一件樂事,他愛書,懂書,走進書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個角落里藏著一本好書。那時候他工資低,還要養女兒,不像我財大氣粗,結果是他的發現往往成了我的收獲。然而,他從此惦記在心,十多年后,他遠在巴黎,還會不斷開出書目,要我把某某書讓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對我們一起買過什么書了如指掌,我賴也賴不掉。
 
 和越勝相識時,我正失戀。他常對我說:“書,音樂,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為他是開導我,其實不盡然。看到戀人回到我身邊,他由衷地替我高興,但仍勸我:“浪漫一陣后回到古希臘。在古希臘,女人沒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寧靜。”在一次朋友聚會時,他說自己:“我不能再愛,再愛,就從希臘人變成羅馬人了。”可是,說了這句話沒幾分鐘,他突然激動地喊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沒有給我一個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國了,他們后來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這個人易感,包括對女人,是優點也是弱點。一次在鎮江開會,某校一個女研究生喜歡我,與我比較親近,被同來的系領導提前遣回學校了。我很難過,會餐時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討厭你們,你們為什么這樣對待一個弱女子!”越勝跑來勸我:“人家小年輕抽抽風還可說,你抽什么風?”我破口大罵:“你不是人,你是一團概念!”后來他向建英轉述,建英大表贊同,氣憤地說:“我們倆一路走,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沒有看見!”其實這多少有些冤枉他。讀著歌德的詩,他會大聲感嘆:“歌德這老東西,性欲極強!”可見他明白利比多的價值,只是認為不值得浪費在女人身上,而應該升華為藝術。
 
 越勝稱得上空靈。詩的國度,水天一色,如果說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貴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們聊起貴族主義對于文化的必要,某人舉出希特勒的例子,他當即駁斥:“希特勒是什么貴族?一個奧地利下士!他怎么會保存高級文化?國家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擁護納粹的都是工人!”能夠進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數幾個真正的文化偉人。他曾興奮地向我宣布:“現代文化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貝多芬與歌德的會晤,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貝多芬與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賞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熱那一陣,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談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對我說:“就文化這一塊干凈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勝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一說起朋友來便眉飛色舞,沒有了分寸,仿佛個個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后,他便經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沒文化之輩,始終被拒之門外。這成了此君的一個心病,一次酒醉時號啕大哭,傾訴委屈,而他毫不為所動。
 
 他實在是一塊做沙龍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細心,對每一個客人都照顧周到,但絲毫不露痕跡。一進他的家門,客廳里有一流的音樂,餐廳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會感到輕松踏實。倘若是學界朋友為主,我們也不怎么談學問,多為閑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若干智力相當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賞,那種氛圍著實令人愉快。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于當一個鑒賞家。他嘆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什么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盡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只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并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持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對象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余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后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余拳擊協會會員,什么時候練上一百回合。越勝談書極精彩,我常常聽得入迷,心想這樣的人不寫作實在可惜,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于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只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最后一篇談艾赫瑪托夫的《白輪船》,通體高貴而淳樸,活脫脫越勝的心性,讀得我潸然淚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么遙遠。在那以后,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九十年代我兩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剛到的那些天,他帶著我逛巴黎,看博物館,一路講述每個地點發生的歷史事件,如數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開一至二瓶法國紅葡萄酒,與我共飲,常常還發表品嘗心得。他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里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對國內的書情比我更熟悉,讀得也更多。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
 

周国平 2012-04-27 0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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