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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再度觀看了1976年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慶賀粉碎四人幫的紀錄片。看著屏幕上全國各地敲鑼打鼓載歌載舞欣喜若狂的人民群眾，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金色的十月，融入了狂歡的人群。但是再舉目四顧，恍然已是35年。此時再以一個年近花甲的過來人看當年的事件，感想就復雜了許多。
 “人民的勝利”——這是在剛剛過去的10月6日下午，由中共部分元老后代于北京舉辦的紀念粉碎四人幫35周年的座談會的主題。這個主題畫龍點睛。我贊賞這些紅二代們從這個意義上認識當年他們父輩的壯舉，更感動于他們在會上表達的對于當今中國社會矛盾的深切關注，并從人民利益的角度痛批一黨制的弊端，呼吁民主憲政的政治改革。
 這些紅二代們，現在大多也是退休老人了。但他們理想依舊，激情依舊，勇氣依舊，并且思想認識較之他們的父輩更加深刻。即使我們不說他們是中共“血統”最純正的群體，也應當說他們是這個黨的健康力量的重要部分。
 我說今天我對于粉碎四人幫這件事感情復雜，也是因為不能不面對今日之中國。從中國現狀回溯當年的“一舉粉碎”，因為它是新中國發展與命運的歷史轉折點，故此對中國的事實的和可能的發展走向就有某些感慨與思悟。
 首先的一點，是我們仍然必須毫不猶豫地肯定當年的事件。
 當前有多種人從多種角度對于這一事件提出批評或者進行深入思考。如果將毛左派朋友的全面否定論先放下(放下不是不論，后面還要論一論)，那么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
 一種是從中共內部民主制度建設角度進行的思考。如林明理先生在《“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再反思》一文中指出：“我們當年‘粉碎四人幫’，采用的可是非正常的手段，”“這一方面固然說明華、葉等人的膽識，但同時也說明，我們的制度基礎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脆弱!”“假如能不用‘抓捕’而通過正常的制度途徑解決了‘四人幫’，那才能說明我們的國家在真正進步，那才能值得我們真正欣慰。”
 林先生的話非常對。不過一切事物總是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下發生、發展與變化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正如事后陳云所說，用正常方式也就是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表決的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沒有勝算。非常之時，非常之事，行非常之舉，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老一輩政治領袖的行動，表明了他們的政治勇氣和膽略，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當然，這種非常之舉不能模式化，陳云也說一之則可，不可再也。它的可能的負面后遺癥，林先生列舉了三條，是很精辟的，值得我們重視與警戒。但這種事情比較復雜，是否真的不會再現，也不好說。后來有中共兩位總書記的非正常下臺，在程序上并不符合黨章的規定，可見這個問題在那之后并非得到解決。
 另一種是從權力斗爭的角度進行的解讀。林先生也指出，不但江青在80年代初被公審時，而且某些外媒在當年評論時，對這一事件使用的都是“政變”一詞。我自己在過去的文章中談論這件事時，也指出過權力斗爭的因素。雖然中共有關歷史檔案不公開，但是從已經披露的信息看，認定這一事件是權力斗爭，或者至少有權力斗爭的因素，大概不差。
 從歷史事實看，粉碎四人幫的最大獲益者，不一定是人民，也不是華國鋒，而是黨內的“老干部”集團。這個集團當時幾乎整體上被毛澤東打倒或者貶損，但是在此之后，他們重登政治舞臺，并且獲得了比毛澤東時代更重要的地位。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這個集團其后開始分化，其中一個主流的派別發展成為官僚階級，主導了中國此后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格局。
 還是回到權力斗爭。我的基本看法是，權力斗爭也很正常，不必大驚小怪。
 政治本身的重要方面，就是權力斗爭。不論是出于何種目的與利益考量，政治業者都必須掌握權力。中國的特色僅僅是，在它的政治游戲場上，必須經常上演過于殘酷的角斗與搏殺。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權力斗爭的正當性標準與原則。除了上面提到的斗爭程序的文明化、法制化外，最重要的是，這種斗爭及其結果，應當符合實體性的正義標準與原則，即它應當符合人民最大的利益。如果斗爭的某一方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或者雖然他也有私心私欲的動機，但客觀上他的斗爭勝利符合人民的利益，那么也是我們所應當肯定的。換言之，即使我們不能不問政治業者的權力斗爭動機，但我們也更注重這種斗爭的結果。
 即便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會有私心，也會使用并不正大光明的政治手段。還是那句話：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種比較科學合理的政治制度，那么我們就不能保證政治的應有和必然的權力斗爭，是最大限度符合人民利益的，是文明和規范的。
 其次，粉碎四人幫為新中國開啟了哪些可能的走向。
 我們無疑不能低估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意義，它結束了文革，使中國面向新的發展階段。但嚴格地說，它本身只是中共黨內高層的一場重大政治斗爭；雖然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獲得了勝利，并且完全符合歷史潮流，也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但它本身并不全等于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它只是為開創中國發展的嶄新階段，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提供了政治條件。從當時實際的情況看，它本身可能會導致中國的三個走向：
 一是政治上堅持一黨專制，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但是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二是政治上堅持一黨專制，但是在經濟上開始改革開放。
 三是政治上發展民主與法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開始全面的改革開放。
 華國鋒是第一種發展道路的代表者。鄧小平、陳云以及后來的“核心”們是第二種發展道路的代表者，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陸定一、李維漢、萬里等是第三條道路的代表者。
 如果做這樣的分析，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發展的走向就一目了然：它走的是第二條道路。
 在這三條發展路線上，中共高層展開了激烈的政治斗爭。首先落敗的是華國鋒，接著是胡趙。在這些政治斗爭中，人民也發揮了力量，他們先是支持了鄧小平和胡耀邦，后來又用第二個天安門事件的方式來支持胡趙。但是在第二次政治斗爭中，胡趙和人民都失敗了。
 再次，我們今天需要第二次撥亂反正。
 面對中國35年來的發展狀況，特別是巨大的社會矛盾，依據新中國建立后60多年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和中國數千年的發展歷史，參考近代以來世界文明的發展潮流，今天我們需要第二次的撥亂反正。
 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特征，也就是所謂中國模式，我認為是官僚專制加權力經濟。這個模式有優點，也有缺點。依靠優點，我們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績，由于缺點，我們產生了尖銳劇烈的社會矛盾。這個矛盾的表現，主要就是貧富兩極分化，環境與資源的極大浪費與破壞，法制不彰，道德沉淪，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民生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而這個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官僚專制。
 如果不能建立對權力的有效監督與制約，所有當權者也就是專制者都必然腐敗。專制也就是專權，將公權力據為已有。它有三種形式，一是軍人政權，二是個人獨裁或者家族統治，三是一黨專政。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一黨專制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的演變命運，就是這個黨本身會成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也就是掌握公權力的革命者、公共事務管理與服務者會蛻變為官僚階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會蛻變為官僚專制。對于這一點，無產階級的理論導師馬克思和列寧都看到了，西方學者如韋伯也看到了。馬克思和列寧都試圖從政治制度上對此加以防范，而毛澤東則用更加偏激的思想和實踐來克服這個根本缺陷(當然毛的作為有極濃的權力斗爭和權力世襲制色彩，并且手段過于殘忍，但是正如前述，客觀上毛的實踐有抑制當權派和申張人民權利的一面)。列寧和毛澤東的實踐失敗了。不實行民主憲政，這個體制必然會導致官僚專制加權力經濟。
 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后中共的主要領袖如鄧小平、陳云及其后來的黨的領袖們(胡趙除外)，回避了用制度也就是民主憲政方式對公權力進行監督與制約(它在當前中國的具體表現主要是對中共的有效監督與制約)這個問題。于是出現了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
 中國社會的尖銳問題和巨大矛盾，不是小打小鬧、小改小革可以解決的，也就是說，如果不從根本上、從政治體制上動手改革，而只是試圖改善民生狀況，那只是揚湯止沸，并貽誤時機。
 中國要有真正的進步，就必須把我們黨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實到政治體制上，落實到黨內機制上。這一點是中共和中國的當務之急。我們的步驟可以穩妥，但是必須實實在在地做。
 第四，我們需要新的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回到胡耀邦》，說的是今天我們需要胡耀邦那樣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改革開放的領袖。但是我們今天首先需要華國鋒和葉劍英式的領袖，他能夠采取必要手段，結束舊的時代，為開辟歷史新階段提供條件。華葉是結束舊時代的領袖，胡耀邦是開啟新時代的領袖。
 這兩種作用的中共領袖當然最好能集于一身。但是從歷史看，華國鋒和葉劍英完成了粉碎四人幫的偉大任務，為新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提供了政治條件。可惜的是華國鋒沒有在他自己創造的歷史轉折機遇和條件下繼續前進，只完成了一半的歷史任務；而葉帥去世較早，他提出了任務，作了開創工作，但沒有能夠把已經有的民主建設思想進一步實現。
 我們需要像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和臺灣的蔣經國那樣的領袖。蔣經國先生雖然也有爭議性，但他最大的特征是與時俱進，隨著時勢的變遷，改善自己，修正自己；以至于最后他能開創時勢，領導時勢。他的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所反映的其實正是蔣經國自己與時推移的改善及修正。他非但未使自己成為時代與潮流的絆腳石，而是成為時代與潮流的領航人。
 環顧今日最高層，幾人真是經綸手？如果他們真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階級首領，那么他們就應當順應歷史潮流，做華、葉、胡、蔣那樣的歷史人物。如此，他們將有大功于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第五，關于文革，我認為還不能完全否定。這一點我過去的文章已經有說明，不贅。但毛左派朋友試圖為文革全面翻案，并用文革的方式來解決當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則既不可能，也不科學。
 關于這一點，馬立誠和吳思兩位先生在這個座談會上有很好的理論說明。由于會議主辦方會將他們的發言整理后發表，所以我這里只想說他們沒有講到的一些話。
 官民矛盾是伴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矛盾，因為人類是群體動物，群體生活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因此也就有公權力。公權力的特點之一是它的自利性。人類解決公權力自利性與社會一般成員基本權利的矛盾的嘗試，與人類歷史同樣悠久，近代以來，主要的方式一是馬克思主義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二是西方的民主與憲政。實踐證明后者勝利了。現在全世界堅持馬克思主義式的一黨專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不超過五個。問題在于無論曾經多么先進的組織，多么英明高尚的領袖，在掌權后也不可能自己有效地監督自己，如果沒有外部的有效監督，它和他必然會腐敗。即使沒有市場經濟，文革后的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當權派仍然會腐敗。而文革中的中國難道就沒有腐敗？文革中興起并得到毛澤東明確支持的“走后門”是什么？不就是以權謀私？文革中的當權派如四人幫，難道就沒有腐敗？當然，由于社會經濟與科技水平，當時的大小當權派們的腐敗可能從形式上不能與今天的腐敗等量齊觀，但性質是一樣的。
 毛左派們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與我們大同小異，但他們的方式不行。當然，毛左派朋友們的政治作用有其正面性，如果是真正要求正義，他們應當對當前中國現實公權力及其代表者們有深刻的批判，并會在草根階層有真正的影響力。但如果他們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把希望寄托于某個小毛澤東，并對最高執政者肉麻歌頌，那么，他們的真正面貌就很讓人懷疑。
 在粉碎四人幫35年后，我們應當更成熟。這個我們，包括了人民、政黨、黨的領袖。歸根結底，人民的主要任務是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在這方面，應當說，那些仍然不改顏色的紅二代們是人民中的重要部分。我希望在今年的8.27和10.6會議后，這些紅二代們能夠集結，以特有的優勢為中國政治的改善和人民的幸福，做出應有的貢獻。這也是他們對自己父輩最好的光耀，對這個黨最好的貢獻。
 

王霄 2012-04-27 0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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