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中共革命勝利的偶然與必然
    
    夏佑至：長期以來，國內外史學家多少有一種觀念：中共革命的成功，是因為其回應了國內的土地危機，但從歷史來看，中共多次在存亡之際能夠扭轉形勢，似亦有偶然的成分，如1935年毛在《大公報》上發現陜北蘇區的存在，又如1936年發生了“西安事變”。既然如此，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將革命及其勝利視為必然的觀念？
    楊奎松：歷史的發生是偶然，是必然，原本就要辯證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甘南進入陜南時從《大公報》上發現陜北蘇區的事情，看起來很偶然，但這與中共中央始終堅持北上和接通蘇聯的方針聯系起來看，又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因為陜北蘇區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堅持北上方針，讀到報紙，發現陜北蘇區，就只是個時間問題。同樣，1936年“西安事變”的發生，從停止蔣的剿共軍事行動、實現二度合作的角度看，確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變”之所以會發生，又和中共政策轉變，一年來策動張、楊聯蘇反蔣抗日的統戰工作密切相關。張學良半年多前就已經在與中共謀劃發動西北事變了，只要蔣無法幫助張回東北，且又堅持逼張剿共，以張之處境、性情和對聯蘇抗日的渴望，訴諸非常手段，也就不純粹是一種偶然了。
    同樣的情況，看中共的勝利，也要看到事情的兩面。即既要看到其勝利的偶然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勝利的必然性的一面。中共的勝利，有沒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當然有。比如，中共勝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毗鄰共產黨的蘇聯。我們看歷史地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點，即除了19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是圍繞著蘇聯建立起來的。這說明，地緣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國與蘇聯毗鄰，這是便利中共革命成功的一個關鍵。但說因為這一點，中共革命就一定成功，卻未必。
    以芬蘭為例，芬蘭不僅與蘇聯毗鄰，而且久為俄國和瑞典分治，19世紀初完全被沙俄所統治，十月革命后才趁機獨立。蘇聯強大起來后大力扶助芬蘭共產黨，甚至出兵芬蘭，扶持芬共建立起分裂政權，芬蘭卻始終保持了獨立的地位，頑強抵抗蘇聯的入侵。芬蘭共產黨之所以沒能通過蘇援而成就其革命，一個根本原因是芬蘭人口中多數是因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而獲益的農民，他們堅決抵制蘇聯并吞芬蘭的企圖。這說明，外援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決定性的，它多半要與一個國家內部的條件和需要相適應，才能發生重大影響。因此，毛澤東說內因是根本，沒有錯。
    中共為什么會在中國成功，當然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共里面出了一個毛澤東，可以說也有一定的偶然性。過去我們曾經認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成了黨的主要領導人，中共革命的命運就由失敗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開放后很快就發現，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只是被推舉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新的最高負責人并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而且，遵義會議只是批評了過去的軍事路線，沒有討論和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如果沒有1935年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紅軍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張堅持北上，能夠看到那張報紙，找到陜北蘇區，也很少存活下來的可能。如果沒有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不出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后來如何就很難說了。
    其實，講中共成功，有一個因素不能不講。這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失敗。蔣介石寫《蘇俄在中國》，把中共的成功完全歸結為蘇聯的幫助。但我們都知道，如果講蘇俄的作用，蘇俄歷史上兩度大力支持過國民黨，援助國民黨的力度曾經遠超過它援助共產黨。說起來，國民黨無論歷史的經驗、影響、實力，當年在中國都是獨一無二的。問題是國民黨自己的政策很失敗。蔣介石后來總是抱怨上了蘇俄的當，并且把失敗的原因歸結到兩度與共產黨合作。可是當年同樣也是毗鄰蘇俄的土耳其，為抵抗歐洲協約各國的壓迫，凱末爾黨人也接受過蘇俄的援助，和土耳其共產黨合作，成功地贏得了民族獨立。
    考察國共兩度合作的歷史，中共也并不都是因合作而壯大成功的。第一次合作就是以中共失敗而告終的，如果不是國民黨自己四分五裂，內戰不斷，導致外敵入侵，中共也很難有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當國民黨內部基本上統一起來之后，雖然仍有外敵壓迫侵擾，1934年以后國民黨還是打敗了共產黨。
    國共第二次合作，雖然便利了中共東山再起，但戰后國民黨還是執政黨，各方面依舊占據著統治地位，至少在戰后兩年時間里未必有誰相信共產黨有打敗國民黨的可能。因此，考察歷史可知，國民黨的失敗，根本還是敗在國民黨自己，敗在蔣介石身上。
    
    國共實力的大逆轉
    
    夏佑至：1945-1949年，國共雙方的力量突然發生逆轉，原因眾說紛紜，您在書中幾處作了回應，比如中共接受的外援數量，以及土改在戰爭動員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和以前流行的看法不太一樣。您覺得國共實力逆轉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楊奎松：我們看國共實力逆轉，必須從抗戰看起，不能只看戰后幾年。從抗戰結束后的情況來看，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已經出現某種勢均力敵的態勢了，中共的力量不是戰爭結束時才突然壯大起來的。光是看公開的資料就可以了解，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光正規軍就已經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已經有三四百萬，控制著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后根據地。
    形勢不是對共產黨不利，而是對國民黨很不利。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日本人占了中國的大半壁江山，把國民黨的軍隊逼到云、貴、川、陜等邊遠地區，日本一投降，蔣介石最怕的就是共產黨就近進據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那樣一來，就麻煩大了，因為共產黨一旦占據了城市，瞬間就會擴充和強大起來，再靠武力來和共產黨奪取那些地方，太困難了。
    因此，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當天，蔣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延安，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戰后國內和平問題。毛拒絕后，蔣又兩次發電報懇切相邀，同時通過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命令駐華日軍只能向蔣的軍隊投降，還通過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安排美國海空力量幫助，緊急運送國軍前往華東、華北和東北各中心城市。由此可以看出，在戰后國共實力的對比上，國民黨存在著很大的弱點。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雖然國民黨正規武裝在兵力上仍兩三倍于中共，裝備也先進得多，但計算地理條件、部隊士氣及其作戰力，雙方力量差距已經不是很大了。更重要的一點是，經過1944年國民黨中央軍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特別是中共打出聯合政府的旗號，贏得中間黨派廣泛支持之后，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毛澤東都已經有了挑戰國民黨統治的底氣了。還在1944年12月，即日本投降前8個月的時候，他就在批示中寫過一句話，叫“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談到與斯大林的恩怨的時候，最不滿的也是抗戰結束時他拒絕了蔣介石去重慶的邀請，斯大林卻打來電報嚴令毛一定要去。他對此十分氣惱，說斯大林這是“不許革命”。這意思也是一樣，即他在抗戰結束時其實已經做好了和國民黨一較高低的準備了。
    從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后毛澤東所做的一系列部署，特別是指示各根據地組織奪取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中心城市的軍事行動的情況即可看出，如果沒有蘇聯干預，他很可能會下令發動奪占這些城市和收繳日軍武器的作戰行動。
    從這里我們不難注意到，中共搶在國民黨軍前面，大舉進入可以三面背靠蘇聯的東北地區，其作用影響會有多大。直到1945年底，中共全力以赴派進東北去的，不過10萬人，幾個月后就擴展到40萬。1948年9月進行遼沈戰役時，已發展到七八十萬人，原來沒有的各種現代化的軍事裝備幾乎應有盡有了。不論今天人們怎么計算蘇聯戰后在軍事上給中共的援助數量，可以肯定的是：
    第一，沒有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迅猛發展，以及充分占據了地理上的優勢地位，中共戰后就沒有和國民黨爭奪東北的條件；
    第二，如果中共戰后不能進入東北，它也就很難迅速完成軍事裝備上鳥槍換炮的現代化轉變，更談不上在兩三年內從10萬近乎徒手的軍隊擴充成近百萬裝備齊全、供給充足，可以靠火力和國民黨美式裝備的軍隊一較高下的強大軍事力量。
    關于東北戰略地位的這種重要性，毛澤東在1945年三四月間中共七大會上就再三強調過了。他清楚地講到兩點：一是強調蘇聯援助的必然與便利；二是強調進東北后可取得三面背靠蘇聯和掌握日本重工業條件的意義。他講得很清楚，只要我們進了東北，哪怕其他根據地都丟了，我們也能夠更大規模、更大力量地打回來。后來的事實很清楚地印證了毛的這一預見性。
    當然，毛澤東的這一戰略要想成功，還必須要有蔣介石“幫忙”才行。今天讀這一段歷史，大概最讓國民黨人扼腕嘆息不已的，就是蔣介石當年的種種錯誤決策了。
    坦率地說，戰后東北從法理上并不是中共的，而是國民黨的。為什么這么說？因為1945年8月9日蘇軍出兵中國東北，14日蘇聯政府與蔣領導的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雙方明確約定蘇軍三個月內撤出東北，交蔣介石國民政府接收，而且蘇聯的一切援助都只能給國民政府。因此，中共北方根據地的部隊雖然距東北僅一步之遙，最初卻不能名正言順地開進東北。就連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前來中國調處國共沖突，開始都無權介入東北地區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堅持那是主權接收的問題。中共方面初入東北因不很順利，想要蘇聯幫忙，爭取讓國民黨承認它在東北可以插上一腳，蘇聯因與國民政府簽有外交條約，也明確予以拒絕。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戰后東北并不就是中共的囊中之物。由于背后有美國在軍事上的大力支持，有幾十個師可以得到全套美式裝備，蔣介石在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完全沒把“土八路”放在眼里，拒不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存在。也因為蔣介石太過依賴于美國，當蘇聯方面最初設想用不在東北扶助中共為條件，與國民政府簽訂確保蘇聯利益的雙邊協定，讓政府軍順利接收東北時，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
    換言之，至少在戰后半年多的時間里，蔣介石不僅有過全面接收東北的條件，而且有過多次可以合理合法地控制東北大部的機會。中共武裝在東北的迅速壯大，并能通過東北大力援助關內各根據地對蔣作戰，導致國民黨軍事上日漸轉為劣勢，兩黨軍事力量徹底逆轉，蔣介石國民黨昏著連連，不能不說是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
    
    夏佑至：您的《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一文是15年前首次發表的，再次在本書中發表時，討論“新民主主義”似乎面臨著很不相同的語境。為此，你加了一段很長的按語。您覺得有必要特別提醒今天的讀者的是什么？
    楊奎松：去年以來，不少人又開始談論新民主主義。雖然意圖不一，但大多數談論者顯然都對1940年代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方針有很高的評價。中共在抗戰中成功贏得人心，改變國共在政治上的力量對比，高舉新民主主義的旗幟，用一些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溫和政策，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就中共新民主主義政策在當年的歷史作用，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我是贊成的。我當年寫這篇文章，針對的是那種把這一政策主張當成一種先驗的理論建構，并賦予它原本沒有的國家理論和社會理論的說法，提出商榷性的意見。重新發表這篇文章，也是因為我注意到，今天人們的討論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傾向和觀點。
    我想提醒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注意的，其實還是一個歷史方法的問題。即我們雖然應該注意現實與歷史之間的聯系，但是不能簡單地把二者混同起來，更不能不顧歷史事實，想當然地把某一個歷史階段的情況理想化、概念化，然后拿來用在當下。
    第一，毛澤東當年提出這一政策主張，很大程度是基于國共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的，因此，它更多的是出于一種策略構想的政策闡發，而非深入的理論思考和長期的戰略構思。
    第二，“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就其質的規定性，即“民主主義”一點而言，屬于中共革命“兩步走”中的第一步，這在中共二大就有明文規定。毛之所以加上一個“新”字，是想強調領導權的變化。這是因為，抗戰幾年來，共產黨一直公開承認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領導地位。這個時候，毛澤東相信這一情況需要改變了，中國革命應該走向由共產黨領導（或“參加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的方向了。
    因此，也是第三，新民主主義政策主張的提出，在當年顯然是基于階級斗爭思維的一種進攻性步驟，它本質上是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經驗的一種繼承，其中心內容也是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主張的一種延續。1926年底和1927年初，斯大林、共產國際就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主張，當時就曾提出過把武漢國民政府改造成為共產黨領導（或“參加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專政的設想。
    了解到這一點，就應該看到，這一基于“兩步走”方針和階級斗爭思維而形成的政策主張，和當時國共斗爭力量對比的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毛澤東之所以會提出新民主主義主張，基本原因就是國共力量對比已經和3年前共產黨只有兩三萬軍隊，必須服從于國民政府的情況大不相同了。但是，1940年中共只有四十幾萬軍隊，只在敵后農村占據著一些根據地，因此，毛澤東雖然大膽地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問題，但由于兩黨力量對比差距還比較大，故他在“共產黨領導”這幾個字的后面，加上了一個補充性的說明，即“或參加領導”的字樣。
    這說明，毛澤東提出這一新的政策策略方針的時候，都是特別注重現實的力量對比的。一兩年后毛澤東再改《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時，由于兩黨力量對比和兩黨關系進一步發生變化，他就把這個“或參加領導”的說明刪掉了，明白地寫上未來中國政權要由共產黨一黨領導的要求了。由此亦可看出，這一政策主張的提出，根本上是毛澤東基于當時階級斗爭的現實需要，著眼點更多的是側重在策略上。
    由于新民主主義不是毛澤東對未來中國前途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種策略步驟的政治表述，因此，我們只要稍微細心地考察一下毛1940年的這篇文章和以后的各種相關言論，就會發現，他提出新民主主義主張的時候，很多認識都不完善，連一些重要的政策概念都沒有做過充分的研究論證。
    比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初成時，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和判斷就很不成熟。文中反復強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亦即“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竟不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毛澤東當時依據的基本邏輯是：“資產階級必然叛變”，因此，他的“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一說中的“幾個革命階級”，并不包括資產階級在內。毛澤東當時認為，將來只有工、農和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則是反動的。
    這一政策主張發表了半年多之后，毛澤東才開始注意到這一理論判斷在現實政策上不恰當，因為抗戰條件下，在策略上不宜把國民黨各派力量，尤其是不宜把各中間黨派、地方勢力，包括工商資產階級，籠統地當成資產階級排除在團結的對象之外。
    1940年7月之后，毛澤東才開始考慮通過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成“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的辦法，把蔣介石劃入到“大資產階級”當中去，把國民黨反蔣派或地方實力派等等，劃到“民族資產階級”里面來，繼續當作團結的對象。類似這樣的內容變動還有很多。由此也不難了解，毛澤東何以從來不曾把“新民主主義”當成自己重要的理論或政治貢獻，何以1949年進城以后不久，就放棄掉這一概念了。
    把被毛澤東早就放棄了的政治概念拿來應用到當下政治生活中來，不是不可以，問題是要先徹底清理舊概念的內涵及其歷史，重新建構一套新概念的內涵和邏輯，不能簡單地把兩者混同起來，甚至簡單地把舊的東西拿來套用到我們今天已經大大變化了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來。
    由于新民主主義不是毛澤東對未來中國前途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種策略步驟的政治表述，因此，我們只要稍微細心地考察一下毛1940年的這篇文章和以后的各種相關言論，就會發現，他提出新民主主義主張的時候，很多認識都不完善，連一些重要的政策概念都沒有做過充分的研究論證。
    比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初成時，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和判斷就很不成熟。文中反復強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亦即“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竟不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毛澤東當時依據的基本邏輯是：“資產階級必然叛變”，因此，他的“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一說中的“幾個革命階級”，并不包括資產階級在內。毛澤東當時認為，將來只有工、農和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則是反動的。
    這一政策主張發表了半年多之后，毛澤東才開始注意到這一理論判斷在現實政策上不恰當，因為抗戰條件下，在策略上不宜把國民黨各派力量，尤其是不宜把各中間黨派、地方勢力，包括工商資產階級，籠統地當成資產階級排除在團結的對象之外。
    1940年7月之后，毛澤東才開始考慮通過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成“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的辦法，把蔣介石劃入到“大資產階級”當中去，把國民黨反蔣派或地方實力派等等，劃到“民族資產階級”里面來，繼續當作團結的對象。類似這樣的內容變動還有很多。由此也不難了解，毛澤東何以從來不曾把“新民主主義”當成自己重要的理論或政治貢獻，何以1949年進城以后不久，就放棄掉這一概念了。
    把被毛澤東早就放棄了的政治概念拿來應用到當下政治生活中來，不是不可以，問題是要先徹底清理舊概念的內涵及其歷史，重新建構一套新概念的內涵和邏輯，不能簡單地把兩者混同起來，甚至簡單地把舊的東西拿來套用到我們今天已經大大變化了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來。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夏佑至：一個研究現當代史的學者，他的實際生活和他的研究對象關系如此緊密，他如何做到冷靜和客觀？很多歷史學家似乎都認為自己對當代實際政治負有嚴重的責任，這是使命感所致，還是一種自我認知的錯位？
    楊奎松：歷史學者固然研究的是歷史，但到底還是社會中的一分子，他的知識體系及價值評估體系是和現代社會進步息息相關的。這些都難免會影響到他看待歷史的客觀性。
    但是，歷史研究畢竟有其獨特的學術方法與規范。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多數研究現當代史的文章著述，都沒有，或很少引文和注釋。一直到2000年前后，凡是帶注釋的學術著作，出版起來都非常困難，銷量很小。最近這些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讀者的文化程度明顯地提高了，大家都認識到，對歷史研究來說，一定要讀那些嚴格地按照學術規范、講究證據的著述。有大量引文注釋的著作現在不僅好銷，而且就連過去完全不講究這一套的報紙刊物，如今也動不動在文中加上幾條注釋。這說明歷史學者對學術規范的堅持是有效的，而且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幫助研究者保持研究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為什么引文和注釋有這么大的功效？這是因為，歷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證據（史料）。胡適講：研究歷史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們也經常告誡學生：寫論文要盡可能做到“無一字無出處”。原因就在于歷史研究就像警察破案一樣，必須掌握足夠的證據，像拼圖一樣，使各種證據相互之間形成合理的邏輯聯系。因為是憑證據說話，因此，研究歷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個搜集證據、分析證據和論證證據關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樣新鮮的觀點。
    雖然圍繞著證據本身還有許多技術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歷史學者也未必每次舉證都十分嚴密，但是，只要你注明了出處，別人就可以就你舉證的可靠性進行同樣規范的考證，甚至可以追尋你的證據的出處，查看你引用舉證的內容是否準確、可靠。你舉證或引用過于片面，別人找出不同的證據，就很容易攻破你的舉證，你的研究在學術上就會被否定。如此形成的查證、論證、商榷與質疑，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研究者造假和把歷史簡單化、片面化的做法，因而也就在相當程度上迫使歷史學者必須要注意研究的客觀性。                  

楊奎松 2012-05-01 20:47:15